徐忠明，从古代冤案中找到现代良药
时间：2021-04-11 12: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世间事，最屈枉不过的，就是冤狱。”徐忠明在新书《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中，引用清代著名冤狱春阿氏案中的一句话，表达自己对冤案的态度。
2015年1月5日，震动全国的内蒙古呼格案的真凶赵志红开始接受庭审，就在20多天前，内蒙古高院再审判决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历经18年的苦痛后，呼格的家人终于等到了迟来的公正。
去年，国内有大约12起冤假错案得到或正在纠正。除了呼格案，类似的案子还有河北聂树斌案、福建念斌案等。“冤案的结果无不令人痛心，甚至有些死者已矣，但探讨冤案背后的成因或许更有现实意义。”徐忠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作为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回应并且介入当下中国司法困局的方式，不外乎通过检讨以往的冤狱，揭示其原因，总结其教训，提供一面人们借以自鉴的镜子。”
研究就像查案
“我写的故事很好玩，但也非常严谨。”徐忠明这样告诉记者。
从2005年起，他开始研究清代的各种冤假错案，从乾隆年间的广东开平徐氏杀夫案，到晚晴的春阿氏案、河南王树汶案、杨乃武案。百年前的案件如今看来，不仅仅是法制史的一部分，更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观照。
徐忠明1984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民法专业，被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法制史研究室。“当时对历史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根据当年的分配制度，工作两年以后才能考研究生，我就打算再考研回到自己本专业。”
1985年，中山大学派徐忠明到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参加司法部举办的中国法制史进修班。与此同时，全国研究生招考报名已经开始，徐忠明去报考时却遭到中大拒绝。“学校人事部门说，我进修过了，如果考其他学校研究生，就要退还进修费用。”徐忠明笑着回忆说：“当时刚工作哪里有钱？”于是他只好报考了本学院法制史研究生。就这样，开始了近30年的法制史研究。
“法制史是法学院的边缘学科，教材写得又枯燥，我站在讲台上怎么吸引学生呢？后来我就想到用古典小说、戏剧，如《红楼梦》《水浒传》《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片段，穿插在相应的刑法或民事制度里去印证着来讲。学生看过这些书，听着就觉得好玩，容易交流，课也变得生动活泼。”
在这种法、文、史交融的环境里，徐忠明也逐渐沉浸到了这个“边缘学科”里，“这门课里有丰富的故事，而且不需要跟着社会政治去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研究领域和课题，很轻松。”《法学与文学之间》《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武松：好汉还是强盗？》等等，从徐忠明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研究的跨度之大，也能明白他乐在其中的缘由。
选题好玩远远不够，研究手法更要严谨。“比如广东开平徐氏杀夫案，徐氏与丈夫李宣满不和，在饭中投毒导致丈夫死亡。但因徐氏再审时翻供，此后逐级复审，最终查明真相结案，徐氏伏法。为真实还原案情，我找到了当时的司法文书，但这不够，还要找那些相关官员的个人传记、文集里的资料、当时报道案件的报纸，甚至小说戏曲里对于这个故事的发挥。”
在某种意义上，徐忠明更像一个侦探，面对各种罗生门式的说法，他的研究就像查案。在他看来，保持理性批判态度，发掘冤假错案的成因以及平反机制，远比还原所谓历史真相更加重要。“对所谓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档案资料，你还是要保持一种警惕，日记或档案的资料是很重要的佐证，私人记录的可靠性甚至要大过官场运作的公文。”
在徐忠明的研究中，也能看到很多今天的影子。“比如杨乃武案中，舆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申报》曾连续4年对此案进行跟踪报道，相关新闻有103篇，给朝廷带来了很大压力。还有上京城告状，这对当事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有效的申冤途径。”
“不欲轻置民于死”
环球人物杂志：通过您对清代冤案的研究，您觉得，那些冤案的酿成有哪些因素？
徐忠明：首先是制度设计。冤案基本是在州县一级始出现的，一个州县的长官，下面有几个辅助性的官员，要管理20多万人口各方面的事，时间精力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州县长官一般是新科举人，行政司法经验不足。加之清代实施回避制度，知县、知州都是外地人。州县长官任期3年，学者研究统计发现，其实际任职才一年多，所以对当地风土人情、社会治安了解是不够的，会出现信息方面的缺失。
而胥吏衙役都是当地人，从史料中看，他们大多出身卑微，薪水很低。于是，司法腐败就成了一种很难克服的事情。比如清代的王树汶案，两个抓人的衙役，为私吞财物，把真凶给放了，找了王树汶来顶案，事后师爷、知县都参与进来制造冤案。
还有非制度性的原因。比如光绪年间，南京江宁三牌楼发现一具无名死尸，当地官员胡金传便故意收买证人，构陷与自己有过节的寺中僧人等三人。后来，真凶现身，案件开始复审。但办案者都是临时从各地差遣来的，责任心不足，又没有协作精神，那三个人的冤屈仍没有得到昭雪。不过还好，最终在钦差薛允升主持下侦破此案。
环球人物杂志：历史上是怎么来避免冤假错案的？
徐忠明：在司法程序设计上，古代所谓婚姻、田土、钱债案件，州县做出判决，但它不会结案生效，会自动报到上级知府。审查后，再一级级报到巡抚或总督审查。而所有跟命案有关的案件，都要到刑部，最后报皇帝。这种程序结构设计的目的就是慎重刑罚，避免冤假错案。
再者，临刑喊冤也是古代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就是说在死刑现场，如果犯人喊冤，砍头要停止执行，然后就冤情向朝廷写报告反映。古代司法上对这种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的被告，只要有一线可生之机，都要去认真对待，“不欲轻置民于死”。
还有朝廷的“快速反应”。案件一进中央，皇帝马上做出回应，派钦差等高级别官员亲自审理案件，而且采取全封闭的状态，所有证据都要重新核查。
环球人物杂志：您刚刚提到的有些手段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