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政协”侯欣一：我是个读书人
时间：2021-04-10 12:04: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午的阳光微斜着照射在南开大学商学院大楼门前，受到门檐的阻挡，在大门边上一堵刷成深灰色的墙上，留下了明暗相隔的斜面光影。
摄影师让侯欣一站在光影之间，摆几个不同的姿势。连续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早已习惯了镜头，但多数照片是坐着发言，像这样的摆拍，他还是有点不习惯，动作略显僵硬。摄影师专门交代《南风窗》记者，“拍的时候和侯教授继续聊天，他会放松一些”。
拍了几张后，摄影师觉得还不够，请侯欣一再换几个姿态。“我不知道还能摆什么动作。”侯欣一有点为难。《南风窗》记者让摄影师做些示范，摄影师挠了挠头，“怎样才能拍出学者样，我也没啥经验”。
侯欣一今年刚满55岁，是全国著名法律史学者，专注近现代司法史研究，目前担任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兼任天津市农工党副主委。他担任省级和全国政协委员前后20多年，交往了各个领域的人物，考察了许多地方，也见识了不同“样子”的各式人等，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他更喜欢用“读书人”这个传统说法指称知识分子和学者群体。
镜头下的光影形态难以描摹的“学者样”，却在侯欣一参政议政的经历中，乃至他的整个精神世界里打上了鲜明的底色，就像那深灰色墙上的光影一样。
让政协更有效
设立“宪法节”；看守所不能归公安管，要中立化；国家领导人带头个性化休假……这些媒体高度关注的政协提案有一个共同的提案人—侯欣一。他已经记不清多年来总共提交了多少提案，但他有着清晰的“提案哲学”，比如，他坚持政协委员要有界别意识，要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言。除了在专业范围内提出的一些具体提案以外，他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政协开会开得更有效。
他还记得多年前当上陕西省政协委员后的第一个提案—《改变提案办理办法的提案》。当时他想，或许改变不了政协委员产生的方式，但是可以尝试改变政协开会的方式。当时政协都是闭门会议，公开性的理念在那时看来难以理解。闭门会议使一些政协委员养成了惰性，“有相当一批委员从来不写提案，开会也不发言，甚至不来开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发言相当积极，但基本上是“自说自话”，外界也不知道。侯欣一觉得，可以通过推动会议的开放改变这些情形，因此他提案建议：政协委员的提案只要能公开的，一律在权威媒体上公开；被提案单位的答复也同样要全部公开。政协提案办收到该提案后，非常重视，认真讨论，却不知道要怎么答复这个“很怪的想法”。
2000年从西安调到天津工作后，侯欣一继续担任天津政协委员，继续提出这个提案。天津政协研究后答复认为，将提案和答复公开的意义不大，并且有些提案比较敏感，全面公开的条件还不成熟。尽管如此，从那以后，天津政协还是选择了个别质量比较好的提案和答复在报纸和电视上公开。近年来，政协会议的开放性进一步提升，例如全国政协每年都会编辑一本优秀提案汇编和优秀答复汇编，政协会场也向国内外一些媒体开放了。
公开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协提案的质量和影响力，但近年来“雷人提案”依然不断，“哑巴”委员或是缺席委员也常见诸报端，老问题依然存在。“相当一部分提案质量很低，很业余”，侯欣一感到，要让政协真正发挥出议政功能，还有许多方面要改进，最核心的便是提高政协开会的效率和效果。
全国政协会议主要分成大会和“小会”。大会基本是听各式报告，“小会”则是按界别划分进行小组讨论，侯欣一作为学者，属于社科界别，总共有60多人。小组讨论是委员们参与讨论最热烈的阶段，不乏“深刻、尖锐的讨论”，但是侯欣一总体上感觉“看似非常热闹，实际上却非常混乱”，原因在于委员们大多缺少“界别意识”。有些委员经常跨界别发言，例如曾有企业家委员提出要关闭所有网吧，一度引起热议。“政协是业余体制，委员们有本职工作，根本没时间调研”，如果不在界别内和专业内发言，就只能说些空话、套话，乃至胡话。
政协开会热闹又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界别讨论时缺少议题设置的制度，例如没有一个界别发言人或是召集人来统一和协调不同委员提出的议题。经常的情况是，小组一次就讨论很多问题，议题没有条理，也无法形成核心诉求。
对于“雷人提案”，侯欣一认为要区别看待。有些政协委员故意讲些有个性的话，通过媒体聚焦“两会”的放大效应，利用雷人提案进行商业炒作。这类提案固然要限制，但也“不可能所有提案都代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委员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界别，他们的提案也应该代表不同阶层和不同界别的利益。侯欣一认为提案的底线是不能仅仅代表个人或是个人企业的利益，也不能对自己所处的界别不管不顾。为此他曾提议，委员不要对非本界别的问题发声，还要形成机制，使提案不能和个人有直接的利益关联。
不能方向性掉头
侯欣一自称是个“老政协”，最初进入政协时对这个制度不太了解，现在则有了清晰的认识。他对政协的两个基本评价是，政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组织，又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政治组织。
按照法治思维，任何政治组织的权力架构、程序设置等方面都应该明确限定。对于目前影响政协开会效率的一些问题，侯欣一开出的正是法治药方，在制度确立上入手，但对于政协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中国的宏观制度框架下来看，他则认为“不要事先限定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在官方表述中，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侯欣一看来，相对于党组织和人大，政协在民主上进行尝试，更具有灵活性和可行性，因为“政协的位置比较超脱，成员素质比较高，没有太年轻的人，因此比较理性”。
作为常年浸淫在中国历史中的学者，侯欣一认为“协商是我们的优势，符合中国文化，是中国民主的一种方式”，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根据他的政协经验，中国的协商一般是执政党与各界别去协商，“中国这么多事情，都由执政党亲力亲为，这不现实”。政协不同界别之间交流很少，小组开会也是按照界别划分。因此侯欣一提出，各界别之间也可以举行协商，例如在界别小组会议之外，还可以举行“跨界别联组会议”。他举例说，2007年修改《劳动合同法》时，如果工会、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委员可以联组开会，那么“即使形不成共识，也可以知道对方的底线”，最终修订的法律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