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告九诬：清代诬告盛行之原因剖析
时间：2021-04-10 00:03: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清代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诬告现象的普遍，有“无谎不成状”之说。究其原因，可以理解为在清代特定的司法结构之下，百姓的策略行为与官员策略行为的互动导致了清代诬告现象的泛滥，因之也成为清代司法的“顽疾”。就百姓而言，面对官府的“抓大放小”式的司法管理，选择诬告这一策略行为作为回应，以使案件得到官府的受理和重视。就官府而言，诬告犯罪本应是严厉惩治的行为，却因官员规避审判责任的策略行为而被轻纵，这使得百姓诬告的风险降低，从而鼓励了诬告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清代 诬告 诉讼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1-0140-10
与今天的诉讼相比，清代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诬告现象十分普遍。当时有“无谎不成状” 之说，①原告状纸一般都有虚张声势的特点，康熙时曾任汀州知府的王廷抡在告示中言：
“尔民身历艰苦，自当安分谋生，无如积习颓风，好争健讼，于本府莅任之始，纷纷具控，及至披阅情词，十无一实。”②
这种普遍性在判牍中也能体现出来，有学者对清代判牍中的诬告案件数量进行了统计，顺治年间的《棘听草》共收入判440件，其中诬妄类80件；康熙朝的《纸上经纶》共收入判28件，属于诬告的有7件；雍正年间的《徐雨峰中丞勘语》中收判102件，19件是诬告；乾隆朝的《崇雅堂稿》中收判38件，有6件诬告案；而光绪年间浙江会稽县知县在《四西斋决事》中仅记录了38件判，属于诬告的竟然达到16件之多。③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清代的诬告现象会如此普遍呢？本文将从官府和百姓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
一、诬告缘起：抓大放小式的司法治理模式
探寻诬告的缘起，应该考虑的是诬告行为发生的结构性背景。诬告作为一种司法行为，与清代司法的体制性结构密切相关，在清代的司法体系中，一定有一些固定的结构诱发了诬告行为的普遍性。
清代官府在司法领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分类治理模式，即官府对司法事务进行分类管理，分为命盗重案（刑事案件）和细故案件（民事案件），④然后对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治理原则，命盗重案关系到集权秩序的稳定，应该由官府牢牢控制，并按科层制原则处理。细故案件的处理则是细事，可以采用简约化治理原则。这就是司法治理模式中的“抓大放小”。⑤这种处理模式在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
（一）放告与准驳
放告是诉讼的开端。所谓放告，是指官府每月⑥只有在特定日期才受理百姓所告案件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放告的日期，清代律典中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是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规定相应日期，但基本做法大致相同。
具体而言，有每月三六九日放告的，⑦如康熙时任郯城知县的黄六鸿言：“凡告期必以三六九日为定。”⑧也有以三八日放告的，如清代曾在四川任县令的刘衡提到：“寻常案件，定于三八被告日当堂收呈，此外切勿滥收也。”⑨还有只以三日放告日期的，王廷抡在临汀府作官时规定：“仰府属军民人等……于本月二十三日为始，每逢三日期，许尔等赴府控告。”⑩
放告制度十分透彻地反映了“抓大放小”的原则，因为只有细故案件才受到放告日的限制，而命盗重案则不受此限制，百姓可以随时呈控。黄六鸿言：“凡告期必以三六九日为定，或谓州县非宪司比，不宜拘定日期，民有疾痛呼号，岂能刻待，大盗人命保无逃逸圈和。曰：不然。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因而趋告，若得亲友解劝延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至于盗命重情，则有不时之喊告，豪愍巨蠹，则有抱牌之冤呜，原不在三六九之限，是则无定期以伸大屈，有定期以息小争，不又两得之哉。”这则材料说明，对于命盗这样关乎统治秩序的大案，官府要随时受理；而对于一般户婚、田土这样的小事，则要受到放告日期的限制，只有在特定日期官府才会受理。而放告日期的设置，也是出于官府尽量不受理细故案件的原则。具体来说，它使百姓在纠纷发生后到去官府告诉前有一段缓冲期，这段时间不但可以使争端双方自行消解心中不平之气，而且也使民间力量可以在这段缓冲期内自发地调节纠纷，平息诉讼。
放告程序后是准驳程序。所谓“准驳”，就是百姓的诉讼能不能为官府所准，官府受不受理该诉讼。刘衡言：“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民间细故，或两造关系亲邻，其呈词原不宜轻准。诚以事经官断，则曲直判然，负者不无芥蒂，往往有因此构怨久而酿祸者。”清代名吏于成龙言：“一切民间小忿争角细事，概不许滥准、拘审、骚扰妨工，并擅拟罪赎婪追外，如有关系重大或由上发事件，必虚心平听。”康熙时的大学士图海在奏折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民间词讼，除重情速审速结外，其余户婚细事不得滥准牵累无辜。”明代的《官箴书集要》载：“除奸盗、诈伪、人命、恶逆重事外，其余户婚、骂詈、斗殴等项事轻者，随事机变，或原告不愿告官者，或告拦和，分付耆宿里长领去商和，不必兜揽，所以谚有‘会管不如会推’之说。又云：‘受状易，鞫状难；告状易，对词难’。”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如果事情重大，属于命盗重案，官府必须准理，并要认真对待；而户婚田土之类的案件，则是强调不能滥准，其实质是能推则推。百姓将民事性质的案件告官时，官府日常的做法是将案件批给族人、乡约等社会力量处理，黄宗智在淡新档案和宝坻档案都发现有这种情形。
（二）审理与覆审
如果案件获批准理，则诉讼进入下一个阶段——审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命盗重案与细故案件仍然受到不同的对待，遵循不同的程序。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这两类案件在审判方面的区别做了很好的概括：“前者（命盗重案，笔者按）在州县阶段仅草拟判决，然后将全部有关书面文件及被告人正身一同报送上级机关，经规定的复审后，决定判决。判决是严格依据法律、参照先例而作出的。如果必要，还可依皇帝的权威对其加以微小的修正……与此相对，那些不存在徒以上刑罚的问题（或者虽然有此类问题，但不须正式对待）的案件，被限定在州县进行审判例，称之为（州县）自理词讼（即细故案件，笔者按），上级机关只介入当事人的上诉。这种程序的性质，可以说，恰似一种把战前战后的警察在违警罪即决处分或轻罪处分中的功能，同以‘相谈’（咨询）之名对纠纷所进行的民间调解功能，加以浑然一体的结合并正式使其制度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调解色彩的审判，可借用D.F.亨达森的用语，将其称之为教谕式的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