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
时间：2021-04-09 20:0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我国学者杨廷福等曾认为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郑显文先生最近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基础上又提出新证，力证《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不谬。但检讨郑显文先生的各项证据，发现并不足以支持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观点，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现存《唐律疏议》并不是永徽四年(653)的《永徽律疏》。
关键词：《唐律疏议》；《永徽律疏》；《开元律疏》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4—0085—09
现存《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是学术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等认为是完成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现存《唐律疏议》也就是《开元律疏》；我国学者杨廷福等则认为完成于永徽四年(653)，现存《唐律疏议》也就是《永徽律疏》。另外，还有学者则调和于其间，认为《唐律疏议》固然是制定于永徽四年(653)，但后世犹有增饰，现存《唐律疏议》大体是经过开元时修改过的版本。也许由于新资料的缺乏，近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逐渐趋于沉寂，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最近看到郑显文先生大作《现存的(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之新证》(下称郑文)，十分欣喜，以为现存《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应当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但拜读之后却极为失望。郑文不但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而且论证也颇有漏洞，观点更是令人难以信服，因此，试作此文，聊述管见，兼与郑先生商榷。郑文从三个方面对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进行了论证，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也将依循郑文，分三个方面讨论。
一
郑文的第一个方面是论证现存《唐律疏议》与《永徽律疏》的律文一致，以此来证明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要对此展开论证，需要：一是确定现存文献中哪些属于永徽律或《永徽律疏》，一是将《唐律疏议》与被确定为永徽律或《永徽律疏》的文献进行比较。
首先，现存文献中哪些属于永徽律或《永徽律疏》?上个世纪，敦煌吐鲁番曾出土了部分唐代法律文书，郑文认为其中的CH0045《捕亡律》断片、Πx，1916、3116、3155《名例律》断片、Πx.1391《名例律》断片、大谷8098《擅兴律》断片、TTVK70-71《擅兴律》残卷、大谷5098、8099《贼盗律》断片、大谷4491、4452《诈伪律》断片@就是永徽律或为永徽律所承袭的贞观律的残存，通过与这些残存律文的比较，郑文初步确定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
据我所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的律和律疏文书并不多，仅16件，都已经汇集到我国学者刘俊文所著《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一书中。从这些文书来看，即使它们都属于《永徽律疏》，而且都与现存《唐律疏议》一致，也未必能够证明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因为有关文书残缺漫漶，而且只涉及唐律名例、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杂、捕亡等九律的一小部分内容，仅凭这一小部分内容又如何能够断定一整部现存《唐律疏议》即《永徽律疏》呢?为了将问题弄清楚，我们姑且像郑文一样，假定凭这些残缺漫漶的法律文书可以断定现存《唐律疏议》是否为《永徽律疏》，那么郑文所确定属于贞观律或《永徽律疏》的上述断片是否就一定属于贞观律或永徽律呢?
CH0045《捕亡律》断片，为英藏敦煌文献，共14行，近200字，每行上半部皆残。日本学者池田温认为该文书是贞观律或永徽律残卷，刘俊文则认为可能为贞观律，理由是“此件所载律文与《律附音义》及今传诸本《唐律疏议》有重要差异，又此件字体为唐早期风格，第13行且有讹字‘治’出现”，而“治”是唐高宗的名讳。台湾学者高明士也认为CH0045《捕亡律》断片为贞观律文，并从官制等方面做了补充论证[2]。综观诸家之说，CH0045《捕亡律》断片为贞观律当无疑义。
Πx.1916、3116、3155《名例律》断片，为俄藏敦煌文献，残存5行，其中第5行残缺颇甚，仅余7字。刘俊文认为第3行有残“玺”字，第4行有残“诏”字，按诸史书，“隋初，有符玺局，置监二人，属门下省。炀帝改监为郎，大唐因之。长寿三年，改为符宝郎。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复为符宝郎”；符宝郎“本名符玺郎，延载元年五月十一日，改为符宝郎。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复改为符玺郎。开元元年十一月十日敕：‘传国八玺既改为宝，其符玺郎宜改为符宝郎矣。’”武则天称帝后，“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太后自名璺，改诏日制”。据此，刘俊文断定且Πx.1916、3116、3155《名例律》断片“所载为永徽律似无疑义”。从Πx.1916、3116、3155《名例律》断片的图版来看，“玺”字下半部残缺，而且比较模糊，但从字形和律文判断，应为“玺”字无疑。“诏”字仅剩“口”形，但从律文判断，为“诏”字也应没有问题。因此，刘俊文之说应可信从。
Πx.1391《名例律》断片，共15行，其中第1、15两行无法辨识，2、3、4、14等4行严重残缺。从所载文字来看，无法断定其属于哪一时期的唐律，刘俊文认为其书写格式及笔迹与前述Πx.1916、3116、3155《名例律》断片相同，因此“疑二者为同一卷子之分离物，所载亦当是永徽律”。但正如郑文所说，“Πx.1391残卷抄写比Πx.1916、3116、3155《永徽名例律》断片工整，断定两者是否为同一残卷，尚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换言之，就目前来看，刘俊文的推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尽管如此，郑文却仍然认为该断片应是《永徽律》的残卷，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说明，颇令人费解。
大谷8098《擅兴律》断片，为日藏吐鲁番文书，共8行，每行后半部皆残，第8行残缺尤甚，仅余两字。据图版检视，第6行至第8行间有“西州都督府之印”的印痕，“考西州都督府之设，始于显庆三年(658)五月二日，天宝元年(742)改称交河郡都督府，乾元元年(758)复称西州都督府，直至贞元七年(791)设于吐蕃”，因此，刘俊文推断：“此件之书写，当在显庆三年五月二日至天宝元年，以及乾元元年至贞元七年之间，从字体特征判断，应是唐前期之写本，估计所载为永徽律。”从刘俊文的推断可以看出，刘俊文对大谷8098《擅兴律》断片是否属于永徽律也没有实据，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该断片书写于“显庆三年五月二日至天宝元年，以及乾元元年至贞元七年之间”。郑文表示更倾向于该断片是永徽律的残卷，但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是一种较刘俊文之说更主观的认定。
TIVKTO-71《擅兴律》残卷，为德藏吐鲁番文书，共11行，每行后半部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第1、9、10、11行上半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残缺。此残卷诚如刘俊文所说，“无可判明年代之处”，所以刘俊文将之“姑定为永徽律”，而且还特别强调“以俟后考”，显示出前辈学者治学的认真严谨。关于此断片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