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古代生态保护制度
时间：2021-04-09 16:06: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涸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续性、连续性。而这种发展观,我国古代的圣人先哲们早已意识到,并且开始身体力行地付诸实施了。从《云梦秦简》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先民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生态的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一、古代坏境保护的具体内容
(一)古代环境保护的机构
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环境保护机构在五帝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益主虞,山泽辟”的记载,即是说舜帝时设立的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主要负责山泽的管理。而在此以后我国各朝各代都设有虞、衡机构,虽然职责稍有变化,但主要都是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比如《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即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到唐宋时期虞、衡机构的职责范围更加扩大。到这一时期,虞部的职责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明朝的虞衡还是主要负责保护环境,实现协调可持续的环境循环。
(二)古代环境保护的制度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法规,如在《荀子·王制》中有“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的记载。当然先秦时期的自然保护法令决不仅限于此,在《逸周书》、《孟子》、《管子》、《礼记》、《大戴礼记》等典籍中多有记载。在春季夏季草木茂盛的时候禁止伐木,禁止滥砍滥伐,划定山林“保护区”,制定防火法令;在一定的时间内禁止捕鱼,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渔业部门规定的“禁渔期”非常类似,而且不允许捕捉小鱼,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规定;还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规定人们可以狩猎的时间以及方式等。
二、古代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的基础
如果单纯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机构和法令去审视环境保护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颁布仅仅处于崇尚自然,或者说仅仅是儒家仁义思想的反映。事实上,仅仅从崇尚自然和儒家仁义思想出发的保护行动确实存在,但在古代中国更主要的是朝廷或者说政府采取的保护行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提出环境保护是在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古代的情况又如何呢?
(一)植根于古人心灵深处的生态保护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自然资源的保护。他认为山林川泽是“天财”,也就是自然资源,应该好好保护,才能保障物质供给。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很重视生态的平衡,保护野生动物。
(二)儒道二家的天人学说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天”“人”是统一的关系,只是在统一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儒家把“天”、“地”、“人”称为“三才”,认为一方面人是天地所生,另一方面认为“人超然万物之上”,强调“天人合一”的调和论。孔孟所持观点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调和论。而同样是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则认为“人定胜天”,强调人改造自然的能力。道家则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三)注意实现可持续利用
古人始终非常重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历朝历代的规定都是在保护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循环,可见古代社会非常重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以后,工业化大生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源严重枯竭,环境问题给人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对策,中国领导人对此也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既有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重视生态保护观念传统的国家,在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下,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2.郑玄注,孔子修撰,陈戍国点校,《周礼》,岳麓出版社,2006年版。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6.安小兰译注,《荀子》,中华书局,2007年12月版
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8.程昌明译注,《论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