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的隐蔽作证制度评析
时间：2021-03-05 00: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2012版刑事诉讼法虽然正式确立了隐蔽作证制度，强化了对证人的保护力度，但该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集中表现为适用案件范围存在歧义、受保护对象范围较窄、受保护法益明显保守、实施主体以偏概全、程序启动方式被动等，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为此，实践中应通过拓宽保护对象、完善保护法益、补全实施主体、强化程序保障等措施，逐步完善我国的隐蔽作证制度。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证人；隐蔽作证；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5）02-0089-04
目前，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之低，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它直接导致我国构建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成果收效甚微。为了解决证人“出庭难”这一棘手问题，许多学者建言献策，有的人认为，因为证人法律修养欠缺 〔1 〕 ，该出庭的不出庭，视法律为儿戏，因而主张其“强制出庭”；也有人认为，主要责任不在证人，主张通过完善作证保障制度，从而方便、鼓励证人出庭。
作为对于证人“出庭难”问题的立法回应，新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首次正式明文写入了隐蔽作证规定。这充分体现了官方对证人的保护思路已从事后惩罚报复者的“苛责制”，转为防止证人被打击报复的事前主动“防御制”。但是，在看到立法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意识到新刑诉法关于隐蔽作证的规定还很不完善，甚至显得比较粗糙， 我国的证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隐蔽作证制度的立法概况
2012版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隐蔽作证制度，刑诉法第62条是这一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本条从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保护对象与法益、实施主体与方式、保护措施以及程序启动方式等方面，初步建立起“隐蔽作证”这一制度框架，从而为解决困扰我国司法实践多年的证人“出庭难”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用案件范围。隐蔽作证制度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值得注意的是，新刑诉法只是规定了“类罪名”，而非某个具体罪名，具体罪名需要借助刑事实体法——刑法来确定，如不能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仅理解为“组织黑社会罪” 〔2 〕。第二，受保护对象。“证人、鉴定人、被害人本人及近亲属”因为作证而可能遭遇危险的，适用隐蔽作证制度保护范围。这里“证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证人是指一切向法庭提供证词的人，如包括警察、犯罪嫌疑人之类同时具备其他诉讼身份的人；而狭义的证人仅指“专门提供证词”的人（此外不再身兼其他诉讼角色），如一般知情群众。“近亲属”也是个含义可宽可窄的概念，新刑诉法第106条第6款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因刑诉法并未将父母子女关系限定为生父母子女关系，故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一般认为存在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也属于“近亲属”范畴 〔3 〕。第三，受保护法益。当证人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受隐蔽作证制度保护。“人身安全”同样也是个含义可宽可窄的概念，广义上的人身安全不仅涉及生理安全，如生命与健康，还涉及心理安全，如自由以及名誉、荣誉之类的社会评价 〔4 〕390-393 。狭义上的人身安全仅限生理安全，也就是保证身体机能完好无损的安全，仅涉及生命与健康两个层面，而不涉及复杂的心理感受。“危险”包括现实与潜在的危险，针对“人身安全”的“危险”经常意味着危险性较大。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刑诉法并未将“财产安全”纳入保护范畴。 第四，实施主体。虽然，隐蔽作证制度的法定实施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但事实上，下游阶段的监狱、看守所等执行场所也存在证人保护问题。第五，实施方式。公检法等机关“应当采取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实现保护证人的立法目的。 多项保护措施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选择适用逻辑关系，这就有利于对证人进行全方位的系统保护，使其他“已采取措施”不因“未采取措施”形成的漏洞、空白而归于徒劳。第六，保护措施。刑诉法第62条规定，“隐蔽作证”的实现方式有：“一是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是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是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是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可以将以上法律条文归纳概括为以下几类措施：一是对容易暴露证人身份的私人敏感信息进行保密，“等个人信息”自然还应包括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等证件号码信息。二是对证人的个人体貌及生理特征进行屏蔽，例如年龄、身高、步态等，还包括对声音进行变声技术处理等。三是使证人与潜在危险人员保持适当隔绝（禁止特定接触）。四是证人行踪免受危险人员跟踪、住宅免受危险人员发现，即使被发现后，也应使证人处于有效保护之下，使其与“危险”相对隔离。五是象征保护措施灵活性与必要性的“其他”兜底条款。第七，程序启动方式。刑诉法第62条规定：“证人认为因自己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公检法请求予以保护。”
二、隐蔽作证制度的立法缺陷
虽然“隐蔽作证”被写入了刑事诉讼法，实现了保护证人领域“由弱到强”的重大立法突破，但因受制于“宜粗不宜细”传统立法思维影响，缺陷比较明显。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克服立法局限、填补实践漏洞，隐蔽作证制度的预期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总体而言，2012版刑事诉讼法中的隐蔽作证制度还存在以下缺陷：
（一）适用案件范围存在歧义——“等案件”含义不明
“等案件”究竟代表“其他全部案件”，还是等于“其他全部性质严重的案件”，或者仅等于“四类前述案件”，含义模糊不清。第一，如果将“等案件”理解为“其他全部案件”，那么可以这样解释：已列举的四类案件属于国家比较重视、性质比较严重的特殊案件。这些案件的主犯最高往往可以被判处死刑，证人面临的报复威胁较大，国家专门列举出四类案件，以示重点保护，而并不仅限四类已列举案件之意。第二，如果将“等案件”理解为“其他全部性质严重的案件”，那么未列举的案件就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犯罪、毒品犯罪”的危害性（例如社会波及面）相当，自然就排除了盗窃、故意伤害等影响力“相对较窄”的犯罪。 第三，如果将“等案件”理解为仅限“四类已列举的刑事案件”，其理由为：“等”字为语气助词，意味着“表述完毕”。这样理解的实际效果是——“有效”减轻了司法机关保护证人的工作量，使得能够适用保护措施的案件数目大幅减少。但同时，这样的解释结论也为贪污、职务侵占、故意杀人等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字面依据”，势必会影响新刑诉法“鼓励证人出庭作证”的预期立法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