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启明与震惊全国的金圆券泄密大案 金圆券回收价格表2017
时间：2020-08-16 07:21: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个种秘女人，在上海滩引发了一场地震 1948年8月18日夜晚，南京下关火车站前，一位坐着黄包车的阔太太模样的年轻女子下了车，匆匆进站。她上车刚坐稳，火车就开了。经过一夜的颠簸，19日早上7时30分，火车徐徐驶进了上海北火车站，随着拥挤的人群，这个神秘女子出了站，挥手叫了一辆祥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拉开门钻了进去。当出租车来到位于外滩附近的九江路证券交易所时，海关的大钟刚刚敲响了8点的钟声。那位神秘女人下了车，在刚刚开门的证券大厅里看了当天的各种股票的价格，然后又乘出租车消失在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海车流中……
就在8月19日下午3点，国民党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提出的重大币改计划。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同时发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并公布了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发行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收回之前使用的法币。
新货币的一系列推行办法包括：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二十亿元的金圆券，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每元法定含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厘，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兑换的比例是二百元金圆券兑换黄金一市两，四元金圆券兑换美元一元，二元金圆券兑换“袁大头”一块。
金圆券改革计划是国民党大崩溃前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48年，国民党军事力量同人民解放军相比已渐处劣势，是年6月，解放军经过豫东战役，攻克了河南省省会开封，拉开了决定国共双方命运的大决战的序幕；而维系国民政府命脉的经济体系由于法币的破产亦渐趋崩溃。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滥发法币，到1948年8月币改前，法币流通量已达六百四十万亿元，是1937年6月流通量的四十五万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
7月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内容为“挽救国统区当前经济颓势，商议日后对策”。此次会议极为机密，与会者只有区区六人，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及刚上任三个月的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等。也正是这几人，秘密炮制了一项几近空手套白狼的重大币值改革计划。
金圆券的发行完全违反了市场规律，因为没有什么准备金，它完全是用一种新的废纸代替旧的废纸，以此来搜刮民脂民膏，而且是以行政命令强迫维持币值。说白了就是强迫百姓信任政府，将他们的财产贡献出来。为稳定当时的局面和民心，国民政府还决定暂时冻结全国物价，规定各省市物价统一以8月19日为改算标准，不得抬高，如有违反，按例严惩，这就是国民政府宣称所谓的“八一九防线”。
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在南京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他一再强调：币改早有准备，却未透露一点儿风声，直到公布，大家才知晓。这是社会的进步，政府的进步!
就在国民政府颁布新货币政策的同时，全国的银行、证券公司、银号、钱庄等统统停业三天，以防止市民挤兑。
然而，由那名神秘女子引发的一桩惊天大案已经发生了。
就在王云五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上海版《大公报》上一条消息震惊了全国。在大标题“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下，报道说：“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有关消息。报纸上还添加一条“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
也就是说王云五所说的全是鬼话，就在金圆券政策公布前夕，已经有高层人物将内部消息泄露出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
蒋经国亲自指挥破大案
王云五在财政部办公室内坐立不安。尽管他一再表态：币改泄密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下令辟谣，但还是以财政部的名义，给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接连下了一道密电：“事关行政纪律，无论是否是事实，均应彻查查究。该案报载既有具体日期、地点、种类、数量，根据此项线索严密追究，并从多方彻查，必可求得真相。合行电仰该局长、该监理员克日严密查究，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并加派周德伟参事赴沪，会同侦查。”
同样，报上这条消息还引起了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和刚到上海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蒋经国的高度重视，他们开始着手调查。南京监察院的委员们亦深感事态严重，如果任凭谣传发展下去，刚发行的金圆券信誉岂不毁于一旦?国民政府的信用何在?8月26日，监察院也签发了“宪机字第五六七五号通知”，委派唐鸿烈、孙玉琳两委员火速赶赴上海，急查《大公报》所载“隐名之人”之真相，以正视听。
唐、孙二人于次日晨抵沪后，顾不得旅途劳累，驱车直奔《大公报》经理部。李经理一见监察院的大员登门，知道事情闹大了，遂告知此消息乃本报记者季崇威采访所得。当晚，唐、孙二人寻到季崇威，晓以利害，希望合作。哪知这位记者软硬不吃，拿着记者法与唐、孙辩论，质问还有没有新闻报道的自由。唐、孙二人无功而返。
此时，财政部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理员王鳌堂也参与了《大公报》报道的调查工作，他驱车亲自拜访该报老板王芸生，查寻消息来源，未获线索。王鳌堂回去后召集下属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立即召见证券交易所各经纪人询问，进行账目检查，但仍无结果。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一方面派人到证券交易所进行调查有关8月19日各经纪人证券买卖情形报表；另一方面就20日沪报所载19日证券市场交易过程中有卖出股票之各经纪人分别派员检查，但检查结果各经纪人账内客户委托买卖股票数量并不多，最多的仅八十到五十万股，并无任何违法之举。金管局的官员们推测，“如证券交易所无巨额抛空，必非场内交易”。便与其他调查机关取得联络，并派精干人员在场外调查，以期获得线索。
8月28日上午，蒋经国召集有关方面在上海市警察局召开碰头会，商议破案之事。会议开了一半，突然接南京总统府电令，全文只有五个字：
“限七天破案。”
在座者皆面露难色，蒋经国给大家打气说：“现在看来，肯定有这等事，希望各位同仁精诚合作，互通消息，各位都是有经验的破案高手，相信我们一定能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给总统和民众一个交代。”
会后，上海金融管理局立即派人与王鳌堂接洽，王将调查的当日各经纪人证券成交数量表记录全部提供给该局；恰巧上海交易所亦将各经纪人证券成交数量表送至该局。两相对照，仔细核查，在上海二百三十七家经纪人中，选择其中卖出“永纱股票”数量在三百万股以上及其他有场外交易嫌疑的经纪人进行重点检查，共查出五五、八五、九五、二二四、二三五、二○四、一九○、二三七等二十二家嫌疑单位。 然后，金管局抽调大批精干人员会同上海市警察局，兵分几路前往检查，特别注意有无场外交易及支票存根、送款簿等记载。这次检查大有收获，有场外交易行为的一九○号经纪人林乐耕浮出水面。他在8月11日和12日两天，买进二三七号经纪人杜维屏“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
林崇墉一声令下：“马上拘传林乐耕!”警察迅速拘捕了林乐耕。这位股票市场上做“多头”的老手。由于政府公布币改方案，引发了股市连续下跌，眼见自己股票大放水。本就一肚子怨气，于是“竹筒倒豆子”，便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林乐耕说：“我的证券号自7月份后交易清淡，直到8月16日始有大户交易，因为16日有杜维屏向我抛出一千六百万股(杜抛出我买进)，到18、19日杜维屏又抛空，他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后来，杜维屏在19日下午就抛给一六号经纪人泰丰证券号五百万股，除杜维屏抛空外，还有二八号、二三七号、六五号、一四五号、三八号、二三一号等经纪人亦有抛空。另外，我还在市场上听人说，有从南京来沪的某要员将证券交易所要停业的消息告诉杜维屏、盛老七、潘序伦三人。”
杜维屏是何许人?此人乃上海滩鼎鼎大名的青帮大亨杜月笙的二公子，他在老子的金字招牌下，呼风唤雨，谁敢动他?警察局颇感棘手，只得汇报给蒋经国。蒋经国号称“铁面包公”，脸一黑下令：“不论是谁，都给我拿下!”
9月2日上午，在上海市警察局七楼会议室，检察院检察委员、市警察局、金融管理局及财政部特派员等传讯了杜维屏。上午10时半，审讯开始了，杜维屏带来了下属证券主管邱云峰，以下即为审讯的原始笔录。
检察官：“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
杜维屏：“杜维屏，二十七岁，上海，鸿元证券号老板，住霞飞路新康花园九号。”
邱云峰：“邱云峰，二十八岁，上海鸿元证券号经理，住证券大楼四六五室。”
检察官：“据我们调查所得，贵号于8月11、12日有永纱股票一千六百万股卖与林乐耕。”
杜维屏：“我不清楚，请问我号中的邱经理，他知道。”
邱云峰：“19日早晨，未开门即有客户李伯勤携两女人来等候，一开门，每人抛出二百万股，本来本号限制每人交易一百万股，然彼等云愿即付保证金，故允与其交易。一抛后即跌停板，故本号亏本甚大。这几个人下午又来了，在和其他客户闲聊中，透露出那个女人是一早由南京赶来的，其中一女子为李伯勤的妹妹，另一女子系北方口音。”
警察立即去李伯勤登记的地址寻找，到后才发现这里并不是李伯勤的家，而是其妹李国兰的家，李伯勤只是长期借住于此。警察在屋内没有搜到李伯勤的踪影，于是将其妹李国兰拘捕，讯问其兄的去向。她只说其兄已离开她家半年多了。后来，警官乐嘉芳从李家仆人处探悉：李伯勤有时寓于复兴路瑞华坊五十七号其友高祥生家。警察赴高家四周布控，守候李伯勤。同时，根据李国兰的口供，警察将住在湖南路三四三号中国石油公司宿舍内的另一嫌疑人杨淑瑶也拘捕归案。
泄密者来自财政部内部
几经审讯，李国兰供出是她的丈夫陶启明让她抛售股票。陶启明又是何许人?他是南京政府财政部资料室的秘书，也是这起大案的第一个泄密者。
警察询问李国兰：“你丈夫18日晚回来和你谈起抛空的事吗?”
李国兰：“谈过，当时我们以为最近报上经济有变动消息，所以预备做股票，我丈夫表示同意。”
警察：“那你抛空事先你丈夫知道吗?”
李国兰：“知道的。”
警察：“二百万股赚了多少钱?”
李国兰：“约二十四亿。”
警察：“你同杨淑瑶是怎么碰见的?”
李国兰：“我去找她的。”
警察：“怎么开户的?”
李国兰：“没有开户，我是托我哥李伯勤代开‘兰’户做的，一切手续托他办的。”
在警察局接受审讯的另一名嫌疑人杨淑瑶，她生性胆小怕事，警察一问，马上道出了事情的经过。
杨淑瑶：“8月19日上午8点多，李国兰来约我去华美做股票，说有内部消息，这次包赚不赔。上午9点到交易所那里，由李伯勤为我及李国兰开了‘淑记’、‘兰记’账号。9点半开市即做好抛出永纱股票的准备，在一万六千四百五十点时抛出一百万股，在一万六千点时续抛出一百万股，赚到的钱托李国兰存了起来，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案情调查至此，一切都已明了，那个神秘女人是李国兰，而她身后“隐名之人”就是陶启明。
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马上接通南京财政部部长办公室电话。当时王云五已下班回家，接电话的是王云五的心腹、该部秘书长徐百齐。徐百齐一边做着笔录，一边淌着汗，等对方讲完挂了电话后，他还机械地重复着：“好，我马上呈报部长。好，我马上呈报部长。”
徐百齐为何这般紧张?原来，陶启明进财政部就是徐百齐保荐来的，币改的消息也是他透露给陶启明的。徐百齐心里忐忑不安地立即去见王云五，向他报告事情的原委。
震惊之余的王云五，立即手书一函，派人交给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本部秘书陶启明。据报19日曾抛售永纱股票，该员泄漏公务秘密，嫌疑重大。身为公务人员，竟有如此不法行为，实堪痛恨，应请贵厅即予逮捕，依法究办。”
黄珍吾派人去财政部三楼单身宿舍捉拿陶启明，陶不在。王云五又让人事处处长吴兴周调出陶启明的档案，取出陶的二寸小照，交给黄珍吾，请警察厅协助缉拿。
当晚，南京警察厅派出警员达千余人之多，在各交通要道、车站、中山码头巡查，以防止疑犯潜逃。其实，陶启明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只是赴宴去了，到了深夜才回宿舍，一回宿舍即被带到警察局。
9月3日上午8时，警察开始审讯陶启明。熟知法律的陶启明百般抵赖，进行狡辩，死不认账。坚持到5日。他终于招出原委，同案犯还有他的上司徐百齐。
徐百齐原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从1931年到1942年任商务印书馆法律书籍主编，深得王云五赏识，后又到上海律师事务所工作。1946年，经王云五提携，任经济部主任秘书。1948年，王云五任财政部长时，徐便改任财政部秘书长。同年6月，本在台湾法院任职的陶启明因“法律、英文均好”，被徐引进财政部当秘书。
就在陶被捕的第二天上午，徐百齐自感罪责难逃，主动找王云五密谈了数小时，而后由王云五电话通知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徐百齐为表明心迹，自请看管，请派员来部监管。”
在陶启明供出徐百齐后，王云五又发函致黄珍吾：“本部停职秘书徐百齐，因为陶启明之介绍人，自请看管。倾据贵厅刑警总队审讯陶启明之口供，认徐百齐有重大嫌疑，请自行逮捕，拘押法办……”
于是，徐百齐被“请”到了南京警察局，至此，由于财政部泄密而引发上海证交所发生抛空大案的案情已全部明朗。
9月28日下午，上海法院宣判杜维屏、李国兰等人，李国兰被判处徒刑十个月，杜维屏被判处徒刑八个月，杨淑瑶被判处徒刑七个月。违法经营场外交易者，财政、工商两部根据情节给予处分，经纪人杜 维屏被吊销营业执照。
监察委员孙玉琳等联名纠举王云五用人不当，严重失职。但监察院认为该案与王云五无关。而且王云五已于9月22日飞赴美国出席会议去了。财政部和上海金管局又派人会同调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王鳌堂失职一事，王鳌堂也就成了替罪羊，不久即被免职。
1949年1月19日上午10时40分，南京地方法院作出如下判决：“徐百齐、陶启明共同对于非主管或监管之事务利用机会图利，各处徒刑七年。”
打垮国民党的就是国民党自己
因为金圆券的泄密是多种渠道的，陶启明只是个小蚂蚱而已。1948年的8月上旬，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借故来到南京，当他得知即将币改的消息后，立即通知省府方面准备大量的法币，在市场上以低价套购了大量的大米。等金圆券发行后，奸商们立即把大批物资，包括粮食都囤积起来，等待涨价再以高价卖出。
国民党虽然有所谓“八一九”防线，却挡不住有价无市的局面，于是蒋经国开始“打老虎”，把一些囤积货物的奸商枪毙和判刑，但挡不住像孔令侃这样的“老虎”，有孔祥熙和宋美龄甚至蒋介石撑腰，蒋经国又如何能撼动这样的恶势力?
但金圆券政策却为蒋家王朝以空手套白狼的办法搜刮了民间大量的黄金白银。老百姓太善良了，他们在银行门口排长队用金银兑换金圆券，仅上海一地。中央银行就用金圆券收兑了美元三千四百万，黄金一百一十万两及银元五百万块，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和物资的紧缺及有市无价局面的进一步加深，金圆券快速贬值，市民早上出来拿金圆券可以买一斤大米，到晚上就只能买几颗米了。
1948年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又改换政策，允许民间再用金圆券来兑换黄金，即一千金圆券兑换一两黄金，但每天限售一千两，先来先换，兑完为止。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从头一天夜里就拥挤到中央银行门前去排队。加上黑社会流氓包揽了能兑换到黄金的队伍，兑换黄金还不得出人命?老电影《乌鸦与麻雀》就反映了上海“轧金子”的场面。
到1949年1月，金圆券从两元兑换一块“袁大头”，就变成一千元金圆券兑换一块“袁大头”。到南京解放前夕，又变成一千万元金圆券兑换一块“袁大头”。
国民政府在这场币改中，搜刮到大量的硬通货，却丧失了最后的民心。蒋介石最后关头只是密令他的心腹汤恩伯，将搜刮到的八十吨黄金秘密运往台湾，哪里还顾得上人民的死活。
由财政部市政泄密而引发的证券抛空大案曾轰动全国，但最后却随着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而草草收场。法院对徐百齐、陶启明等人宣判只是一纸空文，徐百齐的七年牢狱之灾，实际只坐了二十二天，2月10日，他被保释，即离开娃娃桥监狱，离宁返沪；陶启明不久亦被释放。
(责任编辑 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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