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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留学岁月]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百度百科

    时间:2020-08-16 07:2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勤工俭学”的法兰西岁月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是家中长子,原名叫邓先圣。1909年,五岁的邓先圣进入私塾,私塾先生为其取学名邓希贤。邓小平是他后来的名字。邓小平六岁就读协兴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七岁那年,即1911年,父亲参加川东地区的辛亥革命武装暴动时把他带到军营里住过两夜,这在邓小平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浅的印象”。十一岁那年,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十四岁考入县立中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共同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成为热潮。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正在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热潮从思想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年9月下旬,刚满十五岁的邓小平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与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1920年7月19日,邓小平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经过考试,邓小平取得了自费赴法勤工俭学资格。9月11日,刚满十六岁的邓小平与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历经三十九天、行程三万余里的海上航行,他们抵达法国马赛。10月21日,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其他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一起到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区的巴耶男子中学学习,这是他在法国唯一的一段学习生活。从此,邓小平在异国他乡开始了探索人生的道路。
      1921年年初,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其他的人必须自谋生路。因无力支付学校的各项费用,邓小平被迫离开了巴耶中学。“俭学”不成,只好走“勤工”这条路了。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即使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做工所得,连糊口都困难,即使用勤工的方法来俭学,也已无可能。
      1921年4月2日,邓小平和邓绍圣等几名四川学生,经华法教育会的介绍来到了克鲁梭市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在工厂里,邓小平做的是苦工――拉红铁,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轧钢工。从此,邓小平开始了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外籍工人长达五年多的“勤工”生涯。可设想的总是离现实很远,邓小平在钢铁厂做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因此,邓小平又辞去施奈德钢铁厂的工作,离开了克鲁梭,前往巴黎,四处寻找工作。
      在法国的五年多时间里,邓小平曾在钢铁厂、橡胶厂、汽车厂等多处地方做工,也曾在被解雇后四处寻找工作,他为等待做工机会还领取过救济金,他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他希望能继续求学,但终因经济状况不佳,未能如愿,这也令他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了泡影。失学、失业、饥饿的艰辛,使邓小平体验到了无产阶级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几十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艰苦生活时说:“1920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待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
      但他在法国的岁月并不是一无是处。“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
      那是1922年2月,十七岁的邓小平来到法国中部小城夏莱特市,在这里的百年老厂哈金森橡胶制品工厂勤工俭学。在工厂,邓小平是一名制鞋工人,专门制作防雨用的套鞋。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是邓小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里,邓小平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等一批先进青年,耳濡目染地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生活的磨难与思想的不断觉悟,使他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毕生奋斗的理想,毅然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征程,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邓小平回忆在法国的经历时曾写道:“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说:“在1922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终生命运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夏,邓小平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3年6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开始参加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邓小平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加入团体后,自信对团体的工作是未尝稍怠的。”在此前后,邓小平仍到工厂做工,但这时的做工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1924年,邓小平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他非常认真地在蜡版上刻写每一篇文章,同时撰写文章发表并负责油印工作,由此还得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同年7月,邓小平在旅欧共青团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6月,党派邓小平从巴黎到里昂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6月至9月,他参与组织了旅法华人举行的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多次大规模示威和集会。
      邓小平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8日凌晨,法国警方突然搜查了邓小平等人的住处,不过,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和傅钟、李卓然等二十名党、团员,根据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于7日悄悄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
      
      在莫斯科铸就
      人生信仰的神圣殿堂
      
      1926年1月,离开法国的邓小平来到莫斯科。离法赴苏时,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断锤炼,二十二岁的邓小平已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一定革命斗争领导经验的职业革命家。邓小平到莫斯科后,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即转入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即中山大学,1929年该校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培养中国国共两党的干部而创办的。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处于第一次合作时期,国共双方都派人到苏联学习,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其中很多人陆续成为国共两党的风云人物。当年蒋经国就与邓小平同在一班,而且还同属一个党团小组。
      
      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开始招生的时候,蒋经国还是个十五岁的热血青年,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25年,因声援“五卅”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6月间,其父蒋介石又介绍他去北京“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关押了两个星期。后来,他受“五四”以来革命思潮的影响,产生了追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二十二名同学从广州搭一艘苏联轮船赴苏留学去了。就在蒋经国到达中山大学之后不久,邓小平也从千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来到莫斯科,并且不久也进入中山大学。在学校,邓小平任党团小组长,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共青团的蒋经国就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不久,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莫斯科,引起了中山大学学生的无比愤恨。学生们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蒋经国也成为众矢之的。他感到很委屈,就去找邓小平。邓小平严肃地说:“一、广州‘三二○’事件,说明你父亲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场上的,是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学们对他的谴责和声讨是理所当然的;二、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由于你父亲的缘故,有这个家庭背景,同学们对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选择的,但每个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组织上汇报,说明你是相信组织的,组织上也就认真地告诉你,你要和你父亲的错误划清界限,真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和人民作一个满意的回答。”邓小平的这番谈话,让蒋经国心服口服,他感到,邓小平不但原则性很强,并且很有人情味,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从此,他对邓小平便更加肃然起敬了。他经常让邓小平给他讲在法国留学时的故事。一天散步时,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这么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就对他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特别是拣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够一个星期的花消,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都有这样一条围巾。从邓小平的话语间我们不难看出他作为一名劳动者的自豪。
      
      对邓小平来说,在苏联近一年的留学意义非常重大。莫斯科的这段经历使他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正如他在莫斯科写的一篇自传中说的那样,他要下定决心“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而且“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对于邓小平在苏联的表现,1926年6月16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在一份材料中,对邓小平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对功课很有兴趣,和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守纪律,能切实执行党指定的工作,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
      
      留学归来
      
      在莫斯科,邓小平没有等到完成学业就于1926年年底根据党的指示回国了。然而,有着留学经历的邓小平在后来非常重视留学。1978年6月23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谈话时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出国留学工作的序幕。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久他又说:“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可见,邓小平是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国的留学生的。
      邓小平的留学经历及他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非凡的影响。至今莫斯科还有一条街专门以邓小平的名字来命名,就叫“邓小平街”。“邓小平街”是在俄罗斯著名眼科大夫菲奥多罗夫的倡议下于1993年命名的。菲奥多罗夫就常说,邓小平是个很大气的人物,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名誉、权位,而是十几亿人的生活和国家的繁荣。他为绝大多数人谋实惠,他把人民赞成或不赞成作为政策是否妥当的衡量标准,这种品格使全世界的正义者都敬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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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中国的第六代留学生把目光转向了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1921年,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瞿秋白、萧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赴苏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邓小平等二十名留法人员也由法赴苏,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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