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

　　摘　要　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在这四次浪潮中，虽然都穿插着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在不同时期，民族主义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征。与前三次浪潮相比，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颠覆整体世界秩序的愿望，以及强烈的暴力和杀伤冲动。目前，恐怖主义正在向小型化、当地化、网络化的后基地组织时代发展。
　　关键词　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　无政府主义　反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6-0062-68
　　
　　作为一种出于政治和其他非利己目标、非对称性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活动和逻辑，恐怖主义由来已久。据有可靠记载的历史，早在公元66-72年，犹太人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就从事大量针对罗马财产和人员的恐怖活动，像“狂热者”（Zealots）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从事了暗杀、屠杀、投毒等活动。“刺客”（assassin）一词则来源于“阿萨辛派”（hashashins, 1090-1275）这一伊斯兰什叶派极端组织，主要通过暗杀领导人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恐怖主义概念则最早产生于1789-1795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政”。根据雅各宾（Jacobin）党人的认识，为了镇压反对派、控制民众，有系统地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
　　但是，无论是古代恐怖主义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专政，都没有形成一个时代的浪潮，只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特定事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本文所指“浪潮”，指的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活动周期，包括扩张与收缩的过程。恐怖主义浪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国际性，同时在多个国家发生并且由相同或类似动机所驱动。因此，只有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加的全球化时代，才有可能形成国际化的恐怖主义浪潮。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70-80年代盛行的意识形态浪潮，以及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9.11”事件为高潮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
　　
　　一、无政府主义浪潮
　　
　　第一次恐怖主义浪潮发生在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无政府主义是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当时，为推翻专制统治，无政府主义者从事了一些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恐怖活动。第一个恐怖主义浪潮的形成，与科技进步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演变有很大的关系。科技进步推动着电报、报纸、铁路等传播、交通设施的发展，使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也使得恐怖活动得以发挥日益增加的国际影响力。另外，在19世纪末的欧洲，特别是在俄罗斯，很多作家和思想家共同创造了一种恐怖主义战略和文化。谢尔盖•涅查耶夫（Sergei Nechaev）、[1] 彼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尼古拉•莫佐罗夫（Nicholas Mozorov）与谢尔盖•斯特普涅科（Sergei Stepniak）等人一起推动了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文化理念以及恐怖主义战略的形成。涅查耶夫认为，民众是比较懒散的，难以接受新的思想和信号，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交流方式。[2] 在克鲁泡特金眼里，这种方式就是一种“以行动的宣传”（Propaganda by the Deed）。[3] 总之，在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恐怖就是唤醒民众、摧毁罪恶的现存社会秩序最好、最快的方法。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恐怖主义暴力的认识是给予部分肯定的。1878年1月24日，俄国“土地与自由社”成员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枪伤圣彼得堡警察局长特列波夫。在法庭上，她称自己是一个“恐怖分子，不是一名杀手”。[4]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严格选择袭击对象，一般不会伤及“无辜”，只针对特定的个人实施有选择的恐怖活动。因此，斯特普涅科将俄罗斯的恐怖分子称为“高尚的、令人恐惧的、集烈士与英雄于一身”的人。[5]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针对政治精英的暗杀活动，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现代世界的第一波恐怖主义浪潮，数十名各国高官在这一浪潮中丧生。其中著名的有：1881年，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在1890-1908年间，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意大利国王埃尔伯托夫（Elbertoof）和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被暗杀。1890-1910年间，这股浪潮蔓延到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特别是在华尔街从事多起恐怖活动。1901年9月6日，波兰裔美国人列昂•索尔弋兹刺杀了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这些暗杀活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关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安全理念和民众心理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暗杀的黄金时期”。
　　
　　二、反殖民主义浪潮
　　
　　反殖民主义浪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持续了大约40年，由此引起的恐怖主义浪潮在时间上与之大致同步。这种
　　恐怖主义的目标往往不是改变本国政府的政治属性，而是要赶走外国或外民族占领者，实现民族或国家独立。所以，与无政府主义相比，反殖民主义更具有群众基础，在活动方式上却受到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影响。1914年，普林西普刺杀了奥地利大公费兰茨•费迪南德皇储夫妇，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手段。反殖民主义浪潮的高峰开始于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the Versailles Peace Treaty）。为了肢解战败国，战胜国发明了民族自决原则，刺激起原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中各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但是，这种政策也影响到战胜国自身。事实上，在爱尔兰、以色列、塞浦路斯和阿尔及利亚等新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恐怖活动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这一浪潮中，由于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概念已经被赋予了很多负面意义，有关组织开始寻找新的概念和语言。犹太恐怖组织伊尔贡的领导人、后来曾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Begin）就使用了一种用目标给予手段合法性的方式，将自己组织的成员称为与“政府恐怖”做斗争的“自由战士”。[6] 从此以后，是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战士，就成为国际社会在研究、对待恐怖主义问题时争论不休的问题。
　　与第一次恐怖主义浪潮相比，第二次浪潮具有一些特征。首先，在资金的筹集方式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通过抢劫银行等方式强行征收所谓的“革命税”；而反殖民主义者可以从本民族的海外离散人群取得大量的资助，抢劫不再是其主要的手段。其次，在恐怖活动手段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针对政治精英的暗杀活动；而在第二次浪潮中，只有很少的恐怖组织，如犹太恐怖组织斯特恩帮（Stern Gang）[7] 等，将暗杀视为主要手段。再次，恐怖活动的目标从政治精英扩大到平民。在二战以后的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很多恐怖活动不仅针对殖民者，也针对一些本地的同情者，包括女性和儿童。最后，超国家组织开始介入恐怖主义问题。事实上，早在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被刺杀以后，继任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试图与其他国家就反恐怖问题进行国际合作，并宣布无政府主义为针对全人类的共同犯罪。但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国际机制来支持国际反恐怖合作，这种企图很快失败。1937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被暗杀以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试图通过一个国际反恐公约来协调各国的反恐活动。[8] 但是，由于意大利等国在塞尔维亚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旨在进行国际反恐合作的努力最终又不了了之。二战结束以后，从介入巴勒斯坦犹太人、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开始，联合国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反恐事务之中，并最终成为当代世界反恐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意识形态浪潮
　　
　　在冷战时期，恐怖主义成为冷战的工具，美国和苏联都支持过一些恐怖组织。这种状况使得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冷战时期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色调。不仅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左派恐怖组织，就连北爱尔兰问题、巴以冲突、印度种族冲突、尼泊尔反政府运动、哥伦比亚的反政府武装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曾经遍布拉美很多国家的左翼武装组织，更是当时世界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巴以冲突中阿拉伯世界在军事斗争中的失败，使得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刺激世界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体来说，这股意识形态浪潮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美国成为当时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袭击目标。不管是源于意识形态冲突还是巴以冲突，美国都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在第三次恐怖主义浪潮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国际恐怖活动针对或涉及到美国。特别是在拉美、欧洲和中东等地区，美国的强大影响和霸权地位，使其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首选目标。
　　第二，在恐怖活动策略方面，绑架、劫机和暗杀事件显著上升。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大约30年间，共发生700多起劫机事件；[9] 有73个国家发生了恐怖主义性质的绑架案件，意大利、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等国更是恐怖主义案件的热点国家。另据统计，从1968年到1982年，全世界有报道的国际绑架案共409起，有951人成为人质。这些绑架事件不仅给恐怖分子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据估计还带来了大约3.5亿美元的经济收益。[10] 与第一次浪潮类似，暗杀在这一波恐怖活动中复活，很多国家的政要死于暗杀或成为暗杀的目标。[11] 但是，在第一次浪潮中，政要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是因为他们/她们所处的职位；而在第三次浪潮中，恐怖组织主要是出于报复或“惩罚”而从事暗杀活动。[12]
　　第三，国际恐怖活动成为第三波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很多恐怖组织在国内的活动，远远不如它们在国外的活动那么积极。特别是与巴以冲突有关的恐怖组织，在巴勒斯坦本土从事的恐怖活动数量，还少于在欧洲的活动。并且，在欧洲从事的恐怖活动，也比在中东从事的恐怖活动更具有宣传意义。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20届奥运会上，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成员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共造成11名以色列人死亡。此举不仅使巴勒斯坦问题重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迫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安全政策。而且，即使是在中东地区从事的恐怖活动，很多也针对国际目标，更注重活动的宣传和威慑意义。
　　第四，国际反恐合作的力度不断加强。在第三次恐怖主义浪潮中，国际反恐合作走向公开化、正规化的轨道。国际社会通过了一系列与反恐怖有关的条约和公约，成立了一些相关国际机构。像欧洲警察组织等，就在欧洲的国际反恐怖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联合国在国际反恐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得到加强。在第二次恐怖主义浪潮中，由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往往很难完全排除出现恐怖活动的可能，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独立国家，并不支持联合国通过反恐怖公约，也不支持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前宗主国的反恐行动。联合国虽然通过了一些针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决议和宣言，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而在第三次恐怖主义浪潮中，绝大部分的殖民地国家都获得政治独立，恐怖主义不再仅仅是前宗主国和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它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际社会在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形成了要打击恐怖主义的有限共识。
　　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三波恐怖主义浪潮逐渐衰退。这一方面是由于美苏冷战开始缓和，意识形态界限逐渐模糊，极左组织的思想动力来源遭受严重削弱，很多恐怖分子也出现思想倦怠的现象；另一方面，各国加强了打击力度，很多恐怖组织被破获，难以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但是，极左动机的恐怖主义虽然逐渐退潮，极右动机的恐怖暴力活动却在俄罗斯、德国等国家迅速增加，并有形成潮流的趋势。
　　
　　四、宗教极端主义浪潮
　　
　　当第三波恐怖主义由于各种原因逐渐衰退之时，宗教极端主义却开始积聚力量，并形成了第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宗教一直是恐怖主义问题中的重要因素。在亚美尼亚、爱尔兰、巴以冲突等问题中，宗教因素一直与民族主义相重叠，是促使形势恶化的重要动机。但是在当时，恐怖主义虽然从宗教教义和宗教活动中获得一定的力量，但其目标并不是宗教的。所以，前三波恐怖主义浪潮都不能标上宗教符号。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到90年代时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性因素，在21世纪初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
　　所有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宗教，都具有一些相似性。首先，极端的排他性，往往将本宗教群体与其他宗教群体对立起来，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上帝的追随者。其次，强烈的“救世”冲动，认为自己所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将拯救本宗教的所有追随者，宗教信条成为他们从事暴力活动的合法化工具。再次，所有的宗教极端分子都倾向于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用沙林毒气袭击了日本东京的地铁，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1995年4月19日，基督教极端分子、海湾战争老兵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制造了美国俄克拉荷马（Oklahoma）联邦大楼爆炸案，造成168人死亡；1995年11月4日，一名犹太极端分子伊加勒•阿米尔刺杀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13]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极端分子则制造了规模空前的“9.11”事件，造成2982人死亡，2337人受伤。如此极端的手段和如此大的人员伤亡，是在以前的恐怖主义浪潮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最后，都追求某种宗教目标。犹太教极端分子试图建立一个纯洁的以色列国，基督教极端分子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14] 伊斯兰极端分子则试图按照伊斯兰的一些教法重新组织世界。几乎所有的宗教极端分子都声称自己在执行宗教义务，以试图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的宗教王国。[15]
　　
　　五、新恐怖主义阶段
　　
　　在第四次恐怖主义浪潮中，一些宗教恐怖组织，特别是基地组织，不再保持传统的地下活动特征，反而公开建立了基地。与此同时，恐怖组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材料的可能性在上升，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恐怖活动不再仅仅是宣传或威胁的手段，巨大杀伤本身也成为重要目标。
　　
　　从表1可以看出，从古代恐怖主义到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恐怖主义问题在动力来源和合法化方式上实现了一次循环。即从古代的宗教极端主义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出现了一次回归。并且，从现代恐怖主义的前三次浪潮来看，每一次浪潮都会经历一个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与国际环境和反恐怖力量的打击有关，也与恐怖主义根源对其追随者的吸收力有关。一般来说，一次恐怖主义浪潮只能持续大约一代人 的时间，[16] 下一代人要么寻找到新的动力，要么否决前一代人的认识和判断。当然，有些恐怖组织，特别是一些以极端民族主义为主要思想基础的恐怖组织，可能会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是这些组织一方面不代表整个国际恐怖主义的主流，同时其自身也会随着恐怖主义发展的国际大趋势而调整。从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来看，既有一些旧的恐怖主义特征，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些新的内容，是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具体来说，与前三次相比，第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宗教动机和宗教目标。在前三次浪潮中，旧恐怖主义一般是世俗动机主导的，往往会为其所从事的恐怖活动寻找一个理性的政治理由。[17] 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宗教动机成为定义新恐怖主义特征的主要依据，在事实上产生了与现在世界“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合法化机制、道德原则和世界观”。[18]
　　第二，重宣传更重杀伤。旧恐怖主义在从事暴力活动时，一般在目标、程度和烈度上会与其所追求的目标相适应。[19] 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恐怖主义经常表现为一种“以行为的宣传”模式。[20] 当时，美国著名反恐专家布里安•詹金斯（Brian Jenkins）也倾向于认为恐怖主义是为媒体准备的一个剧场。[21]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爆发以后，恐怖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暴力活动及其所造成的伤亡，并不仅仅是为了造成恐惧气氛和迫使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让步，其本身就是实现其宗教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旧恐怖主义往往与国家间冲突有关，恐怖主义经常成为有关国家从事非对称战争的一种工具，恐怖组织也经常可以从有关国家获得援助。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很多国家来说，恐怖分子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一种是“敌人”的。但是宗教极端主义则不愿意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现代世俗国家为伍，他们“并不想在桌子上获得一个位子，而是想彻底摧毁这张桌子和坐在桌子旁的每一个人”。[22] 也正因为此，虽然美国将一些国家列为恐怖主义的支持国，但除了已经被美国推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与基地组织为伍的国家。其中很多国家，包括伊朗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内，都与基地组织有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所以，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其实是站到了当代世界的对立面，很难从国家层次获得援助。这迫使很多宗教极端组织虽然有时也会从一些合法工商业活动和慈善机构获得资助，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与贩毒、走私和制售盗版商品等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相结合。[23]
　　第四，小型化、当地化、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恐怖组织分支盛行。旧恐怖主义以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或世俗政权为目标，其组织结构也往往表现出与国家类似的等级制特征，经常拥有一个中心指挥体系。但是，当代恐怖主义由于目标不同，所受到的打击和压力也远远超过旧恐怖主义，再加上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流通便利，网络化、扁平化遂成为当代宗教恐怖组织的主要结构特征。宗教恐怖主义对当代世界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基地这样的特定组织。最大的危险反而在于：宗教极端主义会像“蠕虫”病毒一样传播，利用当地的资源建立自服务分支机构。这种分支并不需要等待上级组织的命令和指挥，本身具有资金筹集、行动策划和从事恐怖活动的全部功能。恐怖主义的这种转变，与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有关。在庇护场所被摧毁以后，基地等大型恐怖组织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具体策划、组织恐怖活动，转向对各国的恐怖分子和基层组织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主要发挥宣传功能和示范效应。[24]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伊拉克境内的一些极端组织自动向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靠拢，而英国和西班牙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极端组织也出现基地化的倾向。这对目前的国际反恐机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总之，虽然每一次恐怖主义浪潮都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是第四次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则表现出与前三次浪潮截然不同的、破坏性威胁更加严重的一些特征。[25] 也正因为此，与前几次恐怖主义浪潮相比，当代恐怖主义在特征上，即使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出现了本质性的转型。[26]
　　
　　六、结语
　　
　　当然，浪潮的名称并不能反映恐怖主义的全部内容。但是，每个恐怖主义浪潮的名称都反映了在特定时间、特定情况下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在所有的恐怖主义浪潮中，包括古代恐怖主义在内，民族主义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并且，每个浪潮都形成过不同的民族主义要素：无政府主义给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训练和战术；第二次浪潮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中的恐怖组织表现出明显的左派倾向；在第四次浪潮中，民族主义往往服务于宗教目标，或者是对宗教要求的一种反应。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即在根源上是对古代恐怖主义的回归，也是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恐怖主义历史的演化，体现了循环与变化并存的趋势。从总体上看，当代恐怖主义的主要趋势是：宗教极端主义正在变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具有很强扩散能力的、当地化趋势明显的潮流。并且，在行动计划、信息交流、确定目标和策划宣传等方面，恐怖分子也正在提高其技术复杂性，[27] 恐怖主义正在变成一种“网络主导”（web directed）的现象。[28] 基地组织虽然是当代恐怖主义浪潮的一个标志性组织，但是基地组织本身也在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恐怖主义正在进入一个后基地时代。
　　
　　
　　 注释：
　　 [1] 著有《革命的教义问答》（Revolutionary Catechism），本文见于David C. Rapoport, Assassination and Terroirsm, Toronto: CBC, 1971.
　　 [2] Sergei Nechaev,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in David C. Rapoport, Assassination and Terroirsm, Toronto: CBC, 1971.
　　 [3] Michael Bakunin and Peter Kropotkin, Revolutionary Pamphlets, New York: Benjamin Bloom, 1927.
　　 [4] Adam B. Ulam,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269.
　　 [5] Serge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Revolutionary Profiles and Sketches from Life, New York, 1892, pp.39-40.
　　 [6] 参见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Story of the Irgun, Jerusalem: Steninmatzky’s Agency, 1997.
　　 [7] 为了打击英国政府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政策，1944年11月，斯特恩帮成员在开罗暗杀了英国驻中东大臣莫因勋爵。
　　 [8] Martin David Dub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nti-Terrorism Conventions of 1937”, TPV, Vol. 5, No.1, Spring 1993, p.1.
　　 [9] Sean Anderson and Stephen Slo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errorism, Metuchen, N.J.: Transaction Press, 1995, p.136.
　　 [10] James Adams, The Financing of Terro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p. 94, 192.
　　 [11] 如英国的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爵士、驻爱尔兰大使死于北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暗杀。IRA还试图暗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梅杰（Major）。另外，约旦首相于1971年、美国大使于1974年死于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之手；1973年，西班牙首相被埃塔（ETA）成员暗杀。
　　 [12] 例如，“黑九月”暗杀约旦国王和首相的行动是为了报复约旦政府驱逐了巴解组织（PLO）；爱尔兰共和军（IRA）试图暗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因为共和军认为撒切尔夫人应该为9名共和军成员绝食而死的事件负责。
　　 [13] 从1993年8月拉宾和阿拉法特签署奥斯陆协议起，到1995年11月4日发生这场悲剧，拉宾曾有8次处于犹太极端组织“犹太民族组织”的射击点上。
　　 [14] J. Harris, “Domestic terrorism in the 1980s”,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56, No. 11, 1987, pp.5-13.
　　 [15] M. Juergensmeyer, “Terror mandated by God”,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9, No. 2, 1997, pp.16-23; L. Hanuer, “The path to redemption: fundamentalism Judaism, territory, and Jewish settler violence in the West Bank”,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18, 1995, pp.271-284.
　　 [16] 这里的“一代人”指大约20年到40年的时间。很多恐怖分子一般在大学期间（或青年时期）接受极端主义思想，一般到40岁以前就会放弃。但是也存在一些将极端主义思想保持终生的案例。
　　 [17] Kumar Ramakrishna & Andrew Tan, “The New Terrorism: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s” in Andrew Tan & Kumar Ramakrishna eds., The New Terrorism-Anatomy, Trends and Counter-Strategies,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2, p.6.
　　 [18]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London: St.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7.
　　 [19] Steven Simon & Daniel Benjamin, “America and the New Terrorism”, Survival, Vol.42, No. 1, 2000, p.65.
　　 [20] Walter Laqueur,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 9.
　　 [21] Brian. Jenkin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 New Mode of Conflict”, in David Carlton & Carlo. Schaerf e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rity, London: Croom Helm, 1975, p.16.
　　 [22] Matthew J. Morgan, “The Origin of the New Terrorism”, Parameters, Vol. XXXIV, No. 1, 2004, pp.30-31.
　　 [23] Nimrod Raphaeli, “Financing of Terrorism: Sources, Methods, and Channel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5, No. 4, 2003, pp.59-82.
　　 [24]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l Qaeda: Statements and Evolving Ideology, CRS Report RL32759.
　　 [25]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p.200.
　　 [26] Walter Laqueur, The New Terrorism: Fanaticism and the Arms of Mass Destruc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
　　 [27] Clay Wilson, “Computer Attack and Cyberterrorism: Vulnerabilities and Policy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RL32114; “The Future of Terrorism”, Discover, Vol. 27, No.7, July 2006, pp.32-42, 76.
　　 [28] Steve Coll and Susan B. Glasser, “Terrorists Turn to the Web as Base of Opera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2005, p. A1;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Washington, D.C., 2006.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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