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的拟态真实|真人秀拟态环境
时间：2020-07-15 07:2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真人秀”（Reality TV），从字面上理解，“真”即是节目对内容真实性的要求及手段真实性的规定。内容上，“真人秀”的“真”并不是生活真实，而是一种“拟态真实”。
“真人秀”，2000年始于荷兰，后被澳大利亚、德国、丹麦、美国等国广泛移植。荷兰的《老大哥》、美国CBS的《生存者》、福克斯电视公司的《诱惑岛》、法国的《阁楼故事》、德国的《硬汉》等等，它们几乎都成为西方世界最火爆的电视节目。而在我国，“真人秀”电视节目还处于尝试阶段。2000年8月，央视《地球故事》栏目播出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幸存者》，拉开了我国“真人秀”节目播出的序幕。广东电视台率先推出《生存大挑战》，开始了国内“真人秀”节目的首次尝试。此后，便有很多档“真人秀”出现在我国的电视荧屏上。
“真人秀”兴起的文化背景
“真人秀”在西方的出现和发展是伴随着消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蔓延而不断扩展风行的。
媒体作为人们公认的大众传播工具，它所宣扬和引领的消费文化必将体现着人们的文化诉求，电视媒体尤为如此。
在真人真事的《阁楼故事》里，你可以消费男男女女拟态的真实生活中纷繁错杂的情感纠葛的表现；在《生存者》中，你可以消费挑战者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经历的残酷竞争和他们不择手段的相互倾轧的表演；在《非常6+1》里，你可以消费普通人经过六天的严格训练、包装，最后成就自己明星梦想的整个过程。于是，在消费文化影响下的电视文化的发展不免呈现出“媚俗化”的倾向，电视节目的策划和创作的理念围绕着受众的消费口味而越来越倾向于商业运作下的游戏、娱乐、故事情节丰富、矛盾冲突明显的题材选择。而消费文化作为商业文化，已经不仅仅受着政治性力量的影响，而且有着越来越受控于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制约。
在西方国家，商业电视台以追求收视率为首要宗旨，而收视率又是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对西方国家的电视发展态势作出了这样的论述：到了90 年代，电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蚀，而商业逻辑对电视的作用是通过收视率来实现的。有高的收视率就必然带来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商业资助。而追求高收视率则必然导致电视从注重文化品位向媚俗倾向的转变。①“真人秀”首先出现在西方，便是在这样的商业逻辑下围绕受众的文化诉求争夺收视率的结果。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视文化的取向也慢慢从单一的政治意义上的说教和灌输逐渐转向多样的文化力量。80年代，我国精英文化的兴起和蔓延使得从前千篇一律的主流政治话语不再是唯一的主导文化，知识精英对高雅文化的追求与欣赏也启发了民众的消费意识。90年代以来，我国悄然出现了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主流政治文化的绝对主导地位动摇，精英文化也开始边缘化，大众文化开始兴起。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快乐”和“游戏”成为电视节目流行的标识。文化消费成为一种越来越直接的需求。电视给受众提供了诸多便捷、经济的消费方式，娱乐性、游戏性和博彩性的节目越来越多，而且娱乐的空间越来越大，资源越来越丰富。如此一来，“真人秀”这一类的游戏竞技节目形态便有了生存的土壤，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目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的“真人秀”节目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与部分电视台和独立的电视机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从广东电视台推出的《生存大挑战 》到维汉文化传播公司制作的《走进香格里拉》，从湖南卫视《玫瑰之约》尝试的“中国版”的“阁楼故事”到北京维汉文化传播公司与湖南经济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完美假期》无不力图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本土化、规模化。
虚拟与真实的结合
1922年，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有必要将人头脑中的景象和外部世界区别开。人的脑海中的景象是建立在媒体选择性“提示”的基础上的，是依据现实环境的客观变动而结构出的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李普曼将其称为“假环境”。② 而鲍德里亚认为，“电视就是世界”，真实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造成的。事物变成了事物的形象，甚至事物本身变得比虚拟形象更加陌生。
在今天，电视节目不仅仅选择性“提示”人们了解世界，不仅仅通过虚拟现实和运用先进技术的手段来将事实“虚拟形象”，更是开始主动运用“人造环境”来虚拟真实世界。“真人秀”便是运用纪录片的手段虚拟真实的典型。节目标榜“绝对真人真事”，宣称运用“纪录片式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展现”来满足观众赤裸裸的窥视欲，但电视剧式的人物环境选择和矛盾冲突设置、竞赛节目的巨额奖金设置和淘汰方式又暗示出节目本身的虚拟性。无疑，它将纪录片与戏剧紧密结合，由真实性与虚拟性两个层面的内涵构成。
“真人”的异化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拟态环境”中，“真人”只是拥有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的符号，他们是媒体挑选出的目标受众的代表，是被格式化和媒介化了的“真人”，是形形色色的性格符号。在这里，“人”的真实已没有任何意义，“秀”的真实才为媒体所关注。所以，从本质上说，“真人秀”是一种综合性电视娱乐节目，是对“拟态环境”的真实展现。
文化与道德的考量
任何一种电视节目都有其背后支撑它的特有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以直观的影像展现人群生活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更是如此。
“真人秀”孕育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中，出现“阁楼故事”这样说不上是浪漫还是下流的节目是被允许的，《生存者》播出的第二周即成为全美收视率第一的节目也是可以想象的。而在我国的文化氛围下，道德传统和文化认知还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
所以，这种外来节目形态的本土化，不解决好文化背景的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移植的。比如湖南卫视尝试的《玫瑰之约》的特别版，一位女士和多位男士共处于一座度假别墅中谈情说爱，以后每隔几天淘汰一位男士，最终由女士选定她的伴侣。生活中的真人被幻化为远离尘世喧嚣、身处世外桃源的公主和王子，而淡化了其原本的社会地位、名利权力，远离了人们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这样的童话般的梦境式的恋爱情境的设置多少带有些“阁楼故事”的痕迹。
但是，这样的节目在我国并没有继续播出，推出以后也没有达到火爆的效果。人们只是当作看了几个无聊人的无聊游戏，陪着他们花前月下了一番，就如同看一部言情片，没能留下太多的回味。究其原因并非我国观众对“真人秀”的陌生，而主要在于我们的文化取向上认为这样公开拍卖个人的隐私，公开表演谈情说爱的整个过程是不太被认同的行为。于是，虽然此节目剔除了“阁楼故事”中的许多低俗、下流的元素，可还是没能得到预期的收视效果。
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生活在别处”，总是期待过着一种与平时完全迥异的生活。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往往梦想都难以实现。于是，“真人秀”通过对“作秀者”和“窥视者”两个角色的塑造，就可以实现一种类似于“镜中我”的文化效应。“窥视者”可以通过“作秀者”的表现想象自己生活的改变，看到他们身上自己的影子。因为“作秀者”同样是普通人，同样没有明星式的耀眼的光环，所以他们在身份地位上具有与“窥视者”的相似性和接近性，更容易引起共鸣。
目前，在许多“真人秀”中都可以感到道德力量的缺失，使得大量充斥着迎合某些低级趣味的镜头和凸现某些丑陋人性的情节设置。比如在《阁楼故事》里，男女之间本应非常纯洁的感情交往被交织在勾心斗角的利益关系当中。选手们不择手段去争夺最后的胜利，一边努力设计圈套挤掉同伴，一边努力设法维护自己的美好形象。于是，微妙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就这样，人类的某些丑陋的劣根性便显现出来：欺诈、诽谤、虚伪、贪婪。有批评者认为，金钱的诱引、尊严的丧失、窥欲的满足、心灵的争斗、人性的阴暗与贪婪都在“真人秀”中充分暴露，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再次受到商业逻辑的剧烈冲击。然而，在“拟态环境”下的道德力量影响着现实中的人群的同时，我们也并非把一切丑恶归罪于节目形态本身，而是相信“秀”的规则是可以作为引导道德取向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依据，希望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规范可以有效地抑制节目品位低下的媚俗化倾向。
数字化时代的产物
当今时代，网络的兴起和蔓延，给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复杂和全方位的，它迅速而悄然地改变着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着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情感方式，改变着我们的人际交往方式，以及话语方式、审美方式等等。我们的生命个体和文化环境在数字化时代带上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所以我们甚至用“数字化”这个技术概念来标识一个新的文化和时代的降临。有人说，“真人秀”的出现，就是数码宽带文化全面来临之前人们生活的一次预演。
在数字化时代，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渴盼了解遥远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信息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人们通过虚拟手段了解真实世界的心理――“虚拟”和“真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截然相对但是又几乎同时流行的词，透露了人们在这个时代的双重诉求和矛盾心理。“真人秀”的真实记录与虚拟情境则为这一主题的表述提供了一条途径。
“真人秀”的“拟态空间”是有别于网络上的“虚拟空间”的。网络是纯粹虚拟的，是一种电脑支持的沟通。交往双方不必在场就可以完成交流。而“真人秀”的“拟态空间”则力求与日常生活一样，人际交流过程中必须人人在场。由此可见，这种拟态真实是“秀”出“真实”的拟态，而不是完全的虚拟。
所以，“真人秀”可以带给观众的满足和快感是完全虚拟的艺术作品和力求完全真实的纪录片所无法企及的。数字化时代的现代人可以在紧张疲劳之余，躲在虚拟的背后寻找安全感和自信心，又可以在对“虚拟”事物的半信半疑中渴求被自己认同的真实的力量。
注释： ①布尔迪厄《关于电视》 ②李 普 曼《舆论学》（Public Opinion）
责编：谭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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