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庭：东京，“外宣”与“外交”在这里握手_邹城外宣网
时间：2020-07-15 07:2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耀庭，原《人民中国》杂志社副社长，近六年以来，他一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做新闻官。在此次“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画卷图片展”系列活动中，徐耀庭以对新闻业务的了解以及娴熟的日语成为了一员干将，尤其是在布展现场，他质朴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10月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记者在北京一些报纸上看到日本65%的媒体都对此持反对态度，而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在日本工作了多年的他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有哪些深入思考？在与国内战友重逢时，他被哪些人和事“碰撞”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对我们的对日宣传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记者与尚在东京的他连线了两个小时，在电话线这端，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外宣工作的思考……
关于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日本一直有两种观点，明确反对的是一方，另一方也不是一定支持小泉参拜，他们更多是在为小泉作辩解，他们会说小泉去参拜是为了祈祷和平啊，是为了不再发动战争啊，等等。当你们问到小泉的一意孤行是否对中日关系起了破坏作用这个问题时，我想这真是问到了我们很多外宣干部的痛处。小泉参拜所起的破坏作用是非常大的，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外交为中日友好作了很多努力，他的这一举动必然给亚洲地区爱好和平的人们一个很强烈的刺激，同时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用外交的语言说，他的这一行为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用我们外宣工作者的语言说，他是破坏了中日两国共同营造的友好气氛。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是有的，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努力，中日两国的光明前景应该是美好的。但小泉的行为让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都一时变成了泡影。不管这些人如何为小泉辩解，靖国神社里毕竟有甲级战犯的牌位，这是让中国老百姓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小泉的这一行为也使我们这些刚刚经历了“中日两国友好画卷”图片展成功喜悦的人心情很灰，那种感觉是所有的努力都被付诸东流、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砸破的一种来自心底的伤痛和无奈。
但事实也告诉我们，半个世纪以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我们的外宣工作就是要在民间的层面上面对最广大的日本民众去做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少无奈和伤痛，我们的工作是一天都不能停下来的。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画卷”图片展是国务院新闻办实施的“感知中国”外宣工程之一，准备在2005年7月28日赴日本展览。在展览中，同时要举办《中日两国关系60年》画册首发式。此前“感知中国”活动已用图片展、演出等形式走出国门到美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教科书等激起了中国民众要与日本老账、新账一起清算的强烈情绪下，去举办这样的活动，确实是一次逆风航行。
我在外文局工作已经30年了。中国外文局几十年来以业务图书、期刊出版为强项。而这一次是做策划展览，包括设计制作展品、布展撤展，制作反映现代中国的电视片，还有连推介活动都要一起上，这在对外宣传上可谓是大手笔的操作。这次活动是一个需要从总体上协调的项目，这在外文局以往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图片展之所以能够成功，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周明伟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小的地方看，为了完成他对这件事情的设想，他可以和大家一样不吃饭不睡觉，那是一种真正的身先士卒。
从大的方面谈，由于业务关系，我自始至终跟周明伟在一起，一直目睹着他在谈判中是如何始终坚持中方立场取得谈判成功，并如何使得日本外务省（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的政府机构）按原计划做了展览活动的后援单位也就是协办单位的。尽管周明伟不懂日文，但由于他在欧美读过MBA，谈判的时候他对国际上的规则很清楚，交锋起来能把握住话语权，使其来来往往，坦坦荡荡。
这之中有几个日子让人很难忘。
2005年7月14日，到东京机场接周局长一行出海关的日本方面森大厦（图片展的展览场地设在森大厦）的负责人，先安排大家在一个咖啡馆会谈。我们面前的大岛正先生是一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崇拜毛泽东的人。大岛正原本说话很谦恭的，但那天，他指着中方带去的画册样书中的内容列举了20多个在他看来不宜出版的地方，并严正声明说，画册上“中日友好关系60年”的“60”字样不能出现。他还抱怨说，他只是一个房地产商，然而这次他的公司却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特别强调他的顾虑，不想因为这次活动让人以为他是因为在上海搞房地产，而要支持这样的活动拍中国的马屁。
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图片展还是画册，都有一个“60”的形象设计在里面，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契机。不仅在书上，在展览中的展板上，就是在会场要发放的手提袋上都有“60”的字样。而与开幕式一同首发的《和平友好共创繁荣》的画册，看起来是这次展览的附带内容，其实，它也是这次活动的重头戏，一次活动或展览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瞬时的，但留有文字和图片的画册相对而言却是长久的历史见证。更何况画册中还带有一部分我们中方坚决要放进去的内容，而日本人也比较清楚这一点。当时世界各国“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纪念日”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也正声势浩大地举行着，他们当然对这个数字相当敏感。但问题的实质是中方是为中日友好而来，是为促进中日之间的互相理解而去的。
每次谈判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刻，我深知周明伟承担的压力。
面前的大岛正对周明伟说：希望你们能用智慧的方法解决问题。
周明伟冷峻地说：“什么叫智慧，用你要挟的条件，来让我们满足你的要求就叫智慧吗？”这位日本人急了，声音开始大了起来。此时的周明伟也抬高声音说：“你从现在起就做最坏的打算吧，如果别人知道，这样一个充满了友好声音的画展都被日本封杀了，那中日之间还谈什么友好理解。你就准备各个媒体都炒这个话题吧！”大岛正一下子愣住了，因为他可能从外表看认为周明伟是一个书生样的人。从这开始，气氛缓和下来了。但他坚持说，如果外务省对画册内容通不过，图片展就不能在他的森大厦展览馆里举办。
从咖啡屋里走出来，周明伟说，我们要准备“狠”下来，绝不能按日本人的思维让事情扭曲到他们所谓“能接受”的程度。但我知道他此刻心理承受的压力――国内已把各项工作基本准备就绪了。
2005年7月14日，到达日本的第一个晚宴是中方与外务省官员共进晚餐。周明伟后来说，那是他记忆中比较苦闷的一顿晚宴。因为外务省的官员当天下午5:30分刚从大岛正那里拿到画册样书，肯定还没有看完，所以尽管这位官员满脸堆着笑，与中方聊着中国的汉语，聊着蒙古语，但谁都看不到面前这个日本人的真实意图。那个夜晚周明伟几乎是睁着眼迎接东京黎明的。说到这里，我的确有一种感动，他在当时承担着几近崩溃的压力，但却没有丝毫的动摇，我看到了一个外宣领导干部对事业的高度忠诚，看到一种果敢无畏的精神境界。
第二天（7月15日下午），日本方面约中方5:30分，也就是日本人下班后的时间到外务省办公室谈判。我和周明伟都比较警觉，那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就是双休日，双休日过后，就是日本的国休日。国休日过后就到了7月19日，而7月24日，国内的团队就要过来布展了。很有可能我们的时间就被他们这么消耗掉了。
那天上午首先和周明伟过招的是前日本驻英国大使，这位大使是森大厦的顾问。日本政府要用他先和中方谈，无非是想打商界这张牌。周明伟原本和他是相识的，但在电梯间相遇时，这位日本人双臂抱在胸前，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幅傲慢的神情，周明伟毫不示弱，随之也傲然地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交谈中这位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先游离开活动本身发问：“二战后德国总理每一个场所都可以去，为何我们的小泉首相不能去靖国神社？”见他直奔两国的政治立场而不谈这次友好交流，周明伟正色回答，如果你脑子里的政治问题解决不了，那活动细节我们就不用谈了。此言一出，这日本人立刻就软了下来，直说：“让我们平静下来再认真谈谈”。当然，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日本商人的压力特别大，有中方给他的压力，又有日本极右派势力给他的压力，还有外务省给他的压力，他说他那几天脑袋都“大”了。周明伟和他谈了整半天，寸步不让地坚持着，彻底把他压住了。
下午，5:30我与周明伟以及国务院新闻办二局副局长丁小鸣一起到了日本外务省。面前那么大的一张办公桌上，没有按谈判惯例在我们面前各放上一张纸，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谈判的气氛。桌子上摊开的是拆开的画册书页，许多书页上贴着小黄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小黄条意味着中日双方将要交锋的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画册方形的大16开本，中国传统青花制作成的 “60”字样仿佛浮雕一样镶嵌在封面上。这里面既有对历史严峻的回顾，又有对友好历史的珍贵记录，有些历史镜头从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看还相当的珍贵。然而就是这样一本画册，日本外务省却表现出了胆颤心惊的恐惧感，这确实令人感慨不已。
谈判进行了几个小时，该坚持的地方周明为寸土不让，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张不能撤，他说中日之间的60年历史能不谈“南京大屠杀吗？”但在可以让步的地方，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让步，比如，日本人提出不要用紫荆花合唱团歌词中唱的“杀光、抢光、刺刀刺进你的胸膛”。这首歌曲原本是日本紫荆花合唱团作的词，这个合唱团还专程到南京谴责战争，向往和平。这幅照片拿下去了，但日本外务省复杂的心理活动也昭然若揭。问题一路谈下来后，周明伟严肃地说，如果这样一本带有友好性质的画册你们都做不下去，那就再也找不到令你们愉快的事情了！这句话的分量相当重。从下午五点半钟一直谈到晚上九点钟，日本方面在一点点地接受着我们中方的意见。临走时，周明伟还郑重地对外务省的官员说：“明天不是我等你们的决定，而是你们要等我们的回答，如果画册通不过，我们将放弃在日本举行展览。”
从日本外务省出来，早就在外面等候我们的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参赞黄星原急切地跑了过来，当听完我们的谈判过程后，激动地说，这是重大的胜利。稍后，我们就听到消息说，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在着手为图片展写致词了，大家心里就有了底。黄星原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周明伟的谈判受到王毅大使的首肯。
谈判的成功等于给了日本各界一个信号――这次展览是日本政府支持的活动，这就摆脱了我们在外宣舞台上“自拉自唱”。这样一来，下边的很多策划都容易实施了。后来事实的发展也的确如此。我认为这次活动成功的标志是参观的人数多，来宾档次高、范围广，更重要的是王毅大使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自始至终亲自安排和指挥相关的每一项工作，使得外宣与外交工作之间有了一次很好配合的机会。
2005年7月26日东京森大厦布展的不眠之夜是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为了准时赶上试展时间，每一个人都动手为布置展览往展架上拧螺丝钉，事实上是大家都把自己当作螺丝钉拧在这个大的事业中了。
当然对于我而言各项工作中最难的是请日本各界名流为画册做“寄语”。那些名流是我们用一个个电话，一次次见面才联络邀请到的。寄语中这些日本社会知名人士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出中日友好各个时期他们所作的贡献，还写上了他们对将来的期望。其中与日本驻中国前任大使中江要介联络时，正逢他出差在国外，我是三番五次地找他联络，告诉他“寄语”的方式，包括“寄语”所用的照片大小。这其中还包括原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为了给活动“提气”，需要我们以他个人的名义邀请一些日本的“老朋友”。赵主任为我提供了一张列着好几十人的名单，我一个个地去联络，真是下了一番功夫，所幸的是，名单上的人几乎是全部找到了。
目前，“和平友好，共创繁荣”（1945-2005）图片展在森大厦展览结束后，又到了日本名古屋世博会、伊势丹百货“中国文物展”以及东京的日中友好会馆等场馆一次次重展和拟再展，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确实感到了日本民众想了解历史的愿望。图片展和画册虽然很少出现那些关于战争的血淋淋的画面，但折射出的那段历史仍然让参观者反思。
这次图片展在日本举办，我从内心感到非常高兴。一是我能有机会在驻日使馆工作期间，以三重身份（活动的主办单位国务院新闻办是我的派出单位、承办单位中国外文局是我的原工作单位、驻日使馆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参加图片展的计划实施与全程工作。在工作中，就好像是我们自己买了栋房子后，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为这座房子一点点地做着装修，那真是想把它做得越好越好。更为高兴的是，为了配合图片展，活动的主办方还邀请了中国香港著名影星成龙和日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出任活动的形象大使。现场还有中国民乐小演奏家的助兴，这些都可谓是“大外宣”的一种成功尝试。
在和国内同事们相逢的日子里，就好像使我又回到了和大家一起在国内工作的情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国内的变化。有一个变化非常明显，那就是大家的意识都普遍地和国际接轨了。尽管很多人都不是学日语的，但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有新的外宣意识，不再是墨守成规。还比如在整个的制作过程中，大家都有很强的时间概念，无论前面加了多少班，都会赶计划把工作在预定的时间内提前完成。
在日本，我的工作对象是日本的三大块媒体。第一块，是日本的主流媒体，如六大报纸，电视台有日本对民众影响最大的半官方媒体NHK，还有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富士电视台，还有朝日电视台，在这个电视台上，有一个每周论坛节目，经常请一些政治家或专家在这个论坛上进行辩论，比如说赵启正主任与日本著名主持人田原总一郎以及与三位经济学家的辩论。还比如，国务院新闻办蔡明照副主任在《访日随记》一文中提到的TBS电视台的时事放谈节目，我们都协调和利用得比较好。第二块是中国的驻日媒体，如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科技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二十几家媒体在日本都设有记者站。第三块是在日本国内的华文媒体。日本有些媒体有时会对中国有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道，面对这些，我们要随时随地做工作，随时随地要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应，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也许有人会担心，日本媒体会发我们的消息吗？日本媒体会发的，因为日本媒体特别关心亚洲针对日本国策做出的反应，包括中国政府，还有国民的反应等等，他们都是非常关注的。因而，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纸质媒体，他们都希望在最快时间内报道相关的消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对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
谈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外宣局面的转变和我对外宣工作特点的体会，我想那就是这个时代对我们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你所会的日语那仅仅是一门工具，还需要你对日本这个国家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行。对我而言，考虑得更多的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怎么样才能让媒体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国内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外宣工作，到了国外还是做同样的工作，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在日本更多的感受是工作起来比较容易有的放矢，你会感觉你与对象国在真实地缩短着距离。在日本能够最直接地触摸到中日关系最敏感的脉搏。如果说我对我们国内的业内外宣工作者有什么希望的话，我希望大家多了解对象国，多研究对象国，知道国外需要什么，关心什么。对于对日工作的同仁来说，方法之一是要和日本驻中国的媒体多接触。因为现在日本媒体常驻中国的记者有95位，多数驻中国记者都集中在北京。
（本文文字由本刊记者雪石记录整理）
责编：雪石 蕴慧
推荐访问:在这里 东京 握手 徐耀庭：东京，“外宣”与“外交”在这里握手 外宣 黄坤明在外宣工作会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