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诺贝尔小传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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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2日以来，中国中医研究院一位女药学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内国际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此人就是因研究、发现并创制了治疗疟疾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的屠呦呦。 现年八十一岁的屠呦呦堪称“青蒿素之母”。她自1969年加入“523”科研项目，着手研制治疗疟疾药物以来，从成千上万种中草药中，成功筛选出了对鼠疟原虫有着很好的抑制性的青蒿提取物，率先发现了使用乙醚可以高效提取青蒿素这一最具价值的方法，并对青蒿素以及改进型药物双氢青蒿素进行了深入的药理与毒理研究，最终使其真正成为令人瞩目的新结构型抗疟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从而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 出身中医世家，考取西医专业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中的一句话“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当时，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虽然因识字不多且读得磕磕绊绊，但这里却是她医学梦萌发的温床。一天又一天，屠呦呦慢慢地长大懂事了。她常常会在读书之余跑下楼来给父亲做帮手，而看到前来求医问药的病人喝下父亲煎熬的汤药后疼痛逐渐有所缓解，心里不由得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每当父亲背起竹篓外出采药时，她都会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路追着，或钻进丛林寻觅，或抄起铁铲挖掘，或捧起药棵嗅闻，其间自然会不停地向父亲询问诸种中草药的点滴知识，比如采收时节、药用部分、保存方法、品质疗效、贮藏要点，等等。回来后，屠呦呦的劲头会更大，她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非要跟着父亲一起炮制药材，忙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屠呦呦在医学的道路上愈走愈带劲，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也随之清晰起来。 带着这个梦想，1951年，屠呦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药学系，她选择的专业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让父亲有些意外的是，生药学是西医专业而非中医专业。她解释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我觉得生药学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闻言，父亲点头赞许，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屠呦呦是有远见的。 年轻的“生药学研究员” 大学四年，屠呦呦系统地学习了生药学理论，尤其对该专业中的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等课程钻研甚深，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中医研究院为卫生部直属机构，承担着“继承发扬中医药学宝库，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任。因而，虽然正值初创，且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待遇微薄，但各部门人员却是激情高涨。这为刚刚走出校门的屠呦呦增添了不少力量和信心。她一头扎进了生药学研究工作中――积极响应国家防治血吸虫病的号召，时而跑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时而蹲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先后出色地完成了对有效药物半边莲和品种较为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这两项成果后来被收入到《中药志》中。因此，仅仅参加工作两年多一点儿，屠呦呦就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个荣誉称号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含金量，它代表着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认可。 然而，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屠呦呦没有自我陶醉，她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自己少年时立下的治病救人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当务之急就是进一步学习知识充实大脑。 机会很快就来了。那是1959年夏季的一天，卫生部下发了《关于举办全国第三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通知。通知中，鼓励广大学习西医专业的中医药工作者积极报名参加学习，同时详细列举了一系列学习课程和授课教授的名字。读完通知，屠呦呦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个通知来得可真太是时候了！ 于是，屠呦呦离开实验室走进了教室。她认为牢牢地掌握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只是学习医学的初始阶段，要提升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参加临床实践，正所谓“读书百遍，只知其义；动手一回，义理皆知”。因而，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她没少跑到医院里央求坐诊大夫，让自己“试一试身手”。 不仅如此，在感受到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后，屠呦呦还根据自己的专业，深入各家药材公司，虚心向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老药工学习中草药的鉴别方法和炮制技术，回来后逐一进行总结和提炼，慢慢地就对药材的品种和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在日复一日的淬炼中，屠呦呦的学识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而这也为她数年后挺进“523”科研组直至成功发现青蒿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学习班毕业后，屠呦呦重新回到了中医研究院。学了西医，又学中医。有了西医与中医这对翅膀，她注定要比别人飞得更快、更高、更远。 受益于古典中医，研制出救世良药 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得屠呦呦在中医研究院乃至卫生部崭露头角，她赢得了诸多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1969年1月21日，屠呦呦被中医研究院任命为科研组长，率队参与国家“523”科研项目，得以从事日后被誉为拯救了数百万生命的伟大事业。 何为“523”项目？这得从头说起：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肆虐，正在南亚热带丛林中交战的美国与越南两方军队更是深受其害。为了寻求抗疟特效药，美国投入重金着手研制，而缺乏科研条件的越南则北上求助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5月23日，我国秘密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决定研发抗疟新药――由于此事涉及援外备战，具有国家机密性质，遂以“523”为代号。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时期，大多数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甚至瘫痪状态。但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声令下，遍布全国各地的六十余家单位的五百多名科研人员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各地区的“523”项目组科研人员起早贪黑，筛选了五千余种中草药和四万多个化合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未能令人满意――要么是抑制率不稳定，要么是药效甚微。一时间，科研工作陷入了困境。这时候，屠呦呦作为卫生部的第二梯队力量，也参与了该项目的研究。 在“523”科研项目里，屠呦呦率领的中医研究院科研小组的重要任务是搜寻和整理传统中医药文献和配方，从中挖掘抗疟药点子，然后进行尝试。 正值寒冬腊月，夜晚，屋内灯光昏暗，桌上历代医籍堆积如山。屠呦呦偶尔抬头望去，窗外漆黑一片。漫游在浩瀚的中医药王国中，虽然孤单，但绝不寂寞，因为这里有她的欢乐和幸福，事业和追求。工夫不负有心人，屠呦呦带领着科研小组成功地从历代医籍中筛选出两千余个中草药方，并编辑出一本以六百四十种中草药为主的《抗疟验方集》。 首战告捷，屠呦呦乘胜追击，开始带领大伙儿以鼠疟原虫为模型，逐一检测各个中草药方的实际疗效。 实验是辛苦的。由于实验室没有配套的通风设备，加上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屠呦呦很快就患上了结核、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但她没有退缩，仍旧坚持工作。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检测了成千上万种中草药之后，屠呦呦终于发现青蒿（一种菊科艾属植物）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竟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八，这让她欣喜不已。不过，意外很快又接踵而至：在后续的实验中，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四十。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屠呦呦甚是纳闷，以为是青蒿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浓度过低所致，遂对提取方法进行改进，但结果还是如此。这下子，她深深困惑了，只好重新翻开了东晋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奇怪，医籍中明明记载着青蒿好用，且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收效显著，但为什么在实验室里的青蒿提取物却不能很好地抑制疟疾原虫呢？她慢慢地琢磨着：“葛洪说的是用青蒿鲜汁，而实验用的是煎熬汤药……”忽然，一道灵光“刷”地从脑海中划过：难不成，是温度的问题？想到这儿，屠呦呦立时意识到极有可能是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掉了！旋即，她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尝试在不同摄氏度的条件下制取青蒿提取物。如此，在失败了一百九十次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终于如愿以偿地从第一百九十一号样品中获得了抗疟效果最好的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实验成功了！ 数月后的1972年3月8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的全国“523”通报会上，有关领导郑重宣布：“屠呦呦发现并证明的用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且最为有价值的方法，这必将会为接下来提取青蒿素进而研制治疟药物起到加速推进的作用。” 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屠呦呦开始了深入的药理与毒理研究，很快就成功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青蒿素。而后，她携青蒿素奔赴海南昌江地区进行试用，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来人口，首次取得了三十例青蒿素抗击疟疾的成功。接着，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她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短短几年即治愈了二千零九十九例疟疾患者，从而使青蒿素真正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物，先后斩获了诸如“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优质发明奖”、“建国三十五年来二十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等众多奖项。 为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特效药物，屠呦呦还率队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历时六年，排除干扰，克服困难，终于又成功开发出了一种抗疟疗效比青蒿素高十倍，但复发率却极低、用药剂量更小、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抗疟新药物，即双氢青蒿素。1990年3月，双氢青蒿素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与会专家们普遍认为该药物是目前国际上比较理想的口服抗疟治疗药物。 就这样，在屠呦呦的潜心攻关下，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草中提取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慢慢地走出国门冲向世界，成为人类抗击疟疾的“有效武器”――从世界各地的临床实践来看，青蒿素类药物，对恶性疟疾、脑疟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先后成功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尤其在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地区更是被誉为“中国神药”。因而，2004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青蒿素类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当年，该组织要求在疟疾高发的非洲地区采购和分发一百万剂青蒿素类药物，同时不再采购无效药。而时至今日，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业已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将青蒿素及其相关药剂列入了其“基本药品”目录中。 屠呦呦由此被世界各地的人民热烈称赞为“青蒿素之母”。 虽有困扰，终获殊荣 然而，在光鲜的荣誉背后，屠呦呦也有着难以言状的无奈，那就是多年来一直有人试图和她争抢“青蒿素的发现权”。 原来，自1972年屠呦呦用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之后，国内两家省级药物研究所也跟着分别开始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并成功研发出治疗疟疾的新药物，各自命名为“黄花蒿素”和“黄蒿素”，后来又几乎同时更名为“青蒿素”。于是，加上北京中医药研究院在内，三家药物研究所的青蒿素就同时存在了。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屠呦呦没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有效方式确立自己是第一发现者。待看到青蒿素巨大的科研价值和经济效益之后，大家就有意无意地打起了“我是青蒿素发现者”的牌子，且由此还产生了重重的矛盾。这还不算，在获知中国人发现了青蒿素之后，一位在泰国工作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也在“第一时间”开始对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展开了研究，迅速证实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具有显著的抗疟效果，从而先人一步抢注了受到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结果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就包括赫赫有名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奖。 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青蒿素逐渐走上世界的研究舞台，屠呦呦也跟着踏上了自己的首个发现者维权之路。然而，维权又是何其难：在国内，一些人一边规劝“网开一面，你好我好”，一边叫嚣“有种你就拿出证据来”；在国外，由于地缘、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官司难以有更大的进展。这一切，都让日益年迈的屠呦呦“痛苦不堪”。 好在，公道自在人心，正义与良知也必将还这位默默耕耘的知识分子一个清白。 2011年9月12日，有着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美誉的2011年度拉斯克奖获奖名单揭晓，屠呦呦获得临床医学奖――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屠呦呦将一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使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师们留下的遗产相结合，将其中最宝贵的内容带入了21世纪。事实上，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年中，因为有了青蒿素类药物，全球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八，全球四十三个国家（其中包括十一个非洲国家）疟疾发病率和疟疾死亡率都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也正是因此，在数日后即9月23日的颁奖典礼上，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屠教授的工作为世界提供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最重要的药物干预方案。” 屠呦呦的获奖，在坊间也引起了巨大的热议：“这是拉斯克奖设立六十五年来首次颁给中国科学家，也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然而，更被世人看好的却是“距离诺贝尔奖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许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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