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美同盟的深化 日美同盟

　　摘 要: 自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日本与美国之间围绕美军在冲绳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产生了分歧。日本由此向美国提出了两国关系对等的要求，美国也想根据新的国际背景对这个同盟进行新的诠释。目前两国政府正在进行有关同盟深化的谈判，实际上是开启了该同盟如何与时俱进而继续存在的过程。该过程涉及同盟的地缘“责任”范围、性质和应对目标等方面，美军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部署、驻日美军的部署调整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等构成了这一深化过程的背景。虽然深化问题遇到“普天间障碍”，特别是深化具体内容尚难预料，但从长远来看，中美日三国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的局面，最终应该进入该同盟深化的考虑范围，也是该同盟维持生命力的唯一方法。 　　关键词: 日美同盟 深化 对等 中美日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6-0047-54 　　 　　2010年本来是日美安保条约缔结50周年，为此，两国首脑在2009年11月决定就同盟关系的深化问题进行磋商。两国外长还于2010年1月在夏威夷达成了关于深化日美同盟的协议，并打算于同年11月奥巴马再次访日出席横滨APEC会议时发表新的“日美联合声明”。但由于冲绳县知事选举的结果是反基地派的仲井真弘多当选，导致冲绳地方当局对普天间基地的县内搬迁持否定态度，日美两国政府发表关于深化同盟的联合声明一事便被推迟。加上日本国内政局的动荡和“3•11大地震”的影响，菅直人内阁也未在该问题上有所作为。菅直人下台前曾表示要在2011年9月访美时实现这一进程，但是由于他的辞职，访美日程只能由继任首相野田佳彦完成。不过，由于冲绳地方当局的强硬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野田的访美除了与奥巴马重申了双方关于深化同盟的一致意见之外，并没有使这一进程有实质性进展。本文旨在从比较广泛和前瞻的视角探讨日美同盟的深化问题，具体分析其内容、背景及前景。 　　一、日美同盟内容的深化 　　日美同盟其实从一开始就面临深化的问题。作为该同盟的法律根据，特别是1960年修改之后，日美安保条约每隔10年便面临续约问题，每次续约时都要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对其同盟关系进行新的解释。2009年以来，两国借同盟条约缔结50周年即将到来之机，特别是在美国决定“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已经就该同盟的深化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目的在于给这个同盟以新的诠释。较之于以前几次的所谓重新定义，本次深化其意义要深远得多，着眼于长远，日美同盟不仅要在合作范围上发生变化，而且在性质和应对对象上都需要根据现实的状况和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日美同盟的地缘“责任”范围将继续由远东扩展到整个世界。日美同盟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是日美安保条约，该条约起初主要适用于日美两国之间，后来其地缘战略的责任范围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的旧“安保条约”实质上是一个有关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协定，当时美国并没有对日本的安全问题做出明确的承诺；60年代的新“安保条约”规定了两国共同应对日本“有事”和 “远东有事”的内容；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大纲”规定了日本“有事”时日美两国共同应对的措施，特别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地缘责任范围由日美两国之间扩展到了远东地区。冷战结束以后，“日美安保”逐渐被称为“同盟”关系，其地缘责任范围通过一系列的“再定义”不断扩大。1996年，桥本内阁与克林顿政府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其中重申日美两国应共同应对“日本有事”，还特别规定“远东有事”时日本允许美军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关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目的被表述为“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体指“朝鲜有事”时的应对措施。1997年，日美达成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了“平时”、“日本有事”和“周边事态”三个阶段的合作，将日美同盟的地缘“责任”范围从远东扩展到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使该同盟在远东的责任进一步具体化。尤其是为了配合应对所谓“周边事态”问题。1998年，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出了“周边事态法案”、“日美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法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从而使日美同盟作为维护远东和平的所谓“公共产品”有了法律保证。 　　在小泉内阁期间，日美同盟进一步向世界范围扩大。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2003年5月，日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世界的日美关系”的概念。2005年10月，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签署了联合声明――《日美同盟：未来的变革与再编》。该文件修改了日美安保的范围，明确规定日美同盟关系应该对世界问题有效地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日美安保由此从远东转向世界。2006年5月，日美两国外长和防长会谈后发表的“最后报告”则明确提出“日美同盟的新阶段”这个话题，称日美同盟具有全球规模的意义，强调日美同盟是“世界的日美同盟”，日美两国要在包括亚洲太平洋地区等在内的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1] 2010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也把针对外国登陆的“基础防卫力”概念换成了“机动防卫力”，实际上就是应对变幻莫测的突发事件，这一切都从法律上确认了双方自诩的日美同盟作为世界范围“公共产品”的地位并使之机制化。 　　其次，从将来的趋势上看日美同盟的性质将由偏重军事转向增加全球治理的内容。在日本，日美同盟一般被认为是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的机制，是一个军事同盟。“新安保条约”第5条规定：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日美两国应该共同应对危险，从而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该条约第6条规定：为了维持日本的安全和远东的国际和平，美军在日本境内拥有军事基地。但是，在后冷战时代，日美两国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别国的军事打击，更不是个别岛屿的安全，而是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因此美、日在遏制环境污染、实现无核化、缩小南北差距等领域都有合作的意愿与空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说，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比基地搬迁问题更为重要，应该加强更广泛的日美同盟。 　　2010年2月2日，在日美同盟深化问题的局长级会谈中，日方也提出了双方在防止核扩散、防灾、外空利用等广泛领域的合作问题。[2] 日本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说：“多层次的日美关系，最核心的部分是如何深化军事上的日美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扩大日美合作范围，解决世界上各种课题，这两个纵横轴是日美关系深化的基本含义”，[3] 其实这也是日美关系转型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日本比美国更明确地想将日美同盟变成一个超越军事同盟的“治理”同盟，将日美关系在军事以外各领域的合作也纳入到同盟的范畴内，以提高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同时提升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存在感”。“3•11大地震”给日美同盟在联合救灾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机会，“朋友作战”虽然是一次由日美双方军事当局借地震之机展开的“合作演习”，但是由于是以救灾为名实施的，所以，该“作战”的实施，从结果上看不仅缓和了两国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造成的紧张气氛，而且也为两国在震后救助、防止和处理核泄漏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第三，日美同盟的特征由“从属”型转向“对等”型。日本的自民党政权曾经长期支持日本对美处于从属地位的日美同盟，但也曾努力谋求过日美两国关系的对等性，比如，1960年的“新安保条约”就反映了岸信介内阁的对等性要求。但是，自民党在战后基本上是以“出让”部分主权，即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来维护日美同盟关系的，特别是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该党并没有真正挑战过这一同盟关系的不对等性。如今，伴随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民主党的鸠山内阁上台执政之后，有意改变“自民党型”的对美追随政策，明确表示建立新型日美关系的愿望。　　2009年9月16日，鸠山内阁在最初的内阁会议上确定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自立外交积极参与解决世界和平问题，成为有尊严的国家。不追求极端的双边主义和单纯的联合国中心主义，而是开展具有想象力和行动力的主体外交。为了构筑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强化合作关系，就两国之间的悬案进行对话。”[4] 鸠山内阁还明确提出了“对等”的目标，所谓“对等”是指日本在同盟关系中不但能够积极地提出建议和提案，而且还能与亚太地区各国保持相互信赖的外交关系。这些“对等”目标特别是其中的日本“积极参与提案”和“脱美入亚”，是自民党政权时代没能达到和不可想象的。[5] 可以肯定，按照鸠山的思路走下去，日本国内要求“对等”的呼声就会不绝于耳，鸠山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他的后任菅直人似乎“改弦更张”，把外交的侧重点放在修补鸠山内阁时期恶化的日美关系上。但是野田上台以后，又重用“小泽――鸠山”集团的政治家，维护了民主党领导层的权力平衡。可以肯定地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日美同盟由“从属”型向“对等”型转变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第四，日美同盟对“假想敌”的态度将由一味防范转向谋求合作。日美同盟原是冷战的产物，主要以前苏联为“假想敌”，而冷战结束以后却将矛头指向中国。该同盟成立之初的确就对中国存有防范之心，无论是过去它的“远东条款”、“台湾条款”，还是前些年的“周边事态法”，都表露出了这一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采取敌视态度。最近，日美双方十分关心中国海军的“近海防御战略”，认为中国正在扩大防御范围，是为了追求一种军事能力，以突破由日本列岛、冲绳与台湾构成的所谓第一岛链以及到达由小笠原岛和关岛构成的第2岛链。近年来日本甚至还宣布：计划今后在临近中国台湾和钓鱼岛的与那国岛、宫古岛和石垣岛派驻军队，目的是监视其周围海域，维护日本的领海安全。2010年12月，日美双方还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日本自卫队在美军支援下“夺回”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的训练科目尤其引人注目，其针对中国的用意不言而喻。 　　日本有人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在东京、关岛和台湾之间的所谓“TGT”三角海域，日美与中国的海洋战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似在增大，因此该同盟防范中国的性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同盟的深化，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不过，尽管如此，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日美在把中国作为特定“假想敌”并加以遏制的同时，还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这是新形势下需要注意的新特点。日本前外相冈田克也说过：“如何定位中国的崛起是日美同盟深化协商的重要内容之一。”[6] 这至少是一个需要日本仔细斟酌的问题。2010年3月22日，前首相鸠山在防卫大学毕业典礼上表示：今后在安保政策方面，“日美同盟基轴方针不会改变”，“与近邻国家增进信赖和建立互相依赖的网络，制定共同的规则也是我国安保战略上不可缺少的”。[7] 前首相菅直人虽然意在缓和日美关系，但是他也说：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和大原则，中日关系对日本的未来极其重要[8]。此话意味着日美同盟如果继续把中国作为特定的“假想敌”，对日本的将来是不利的。新上任的首相野田佳彦，外相玄叶光一郎都表示要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看来日美同盟的指涉对象尽管目前还受中国威胁论影响，甚至美国还要求日美韩加强军事合作[9]，但将来日本必须在理性认识中国的基础上对日美同盟的指向重新进行定义。 　　二、日美同盟背景的深化 　　其实，日美同盟的深化，从长远的观点看它是一个进行中的历史过程，有其国际与国内背景，主要涉及美军在全球范围的战略调整、驻日美军的重新部署以及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 　　美军在全球范围的战略调整是日美同盟深化的大背景，也是直接原因。美军战略调整是美军因应全球安全形势变化和美国安保政策需要而进行的战略调整，有政治、科技和地缘方面的动因。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部署是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反映，也是古典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思想的实践，故此，美国的战略历来都是以自己对世界的主导为中心，其目的在于遏制欧亚大陆上的敌对势力。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军在二次大战后相继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略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在越战以后，第二次调整是在冷战以后；第三次调整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始于2001年1月布什上台后。而当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让美国深切感受到它的敌人已经不是冷战期间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便揭开了美军从指挥系统到组织、装备和驻留国家在内的全球规模大调整。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同盟国，还是美军基地驻在国之一，美军的战略调整不可避免地牵动了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是美军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军事技术的现代化引起包括作战思想、军队编制、装备和调动等在内的军事战略变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发的新式武器现已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比如：从美国发射的远程战略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世界上的任何目标，无人飞机的侦查与攻击能力更有显著提高，并逐步进入军队的实战装备中；从海上和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既配备了GPS，还装备了可以识别打击目标影像的系统；卫星通讯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得战地军事指挥机构可以设在战场以外的任何地方。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可以缩减海外驻军和军事费用，其原有的攻击力和威慑力不仅不会受到影响，反而获得加强。美军全球战略调整就是以海外基地的收缩乃至部队撤退为特点的，日美同盟的调整只是这种调整的一个环节。 　　与军事上的“收缩”性调整相反的是，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调整则呈现出扩展的趋势，其重点逐渐从欧洲转向亚太和中东。冷战结束后，政治体制上与自己不同的中国、朝鲜等国没有发生如西方所期望的类似于苏联、东欧的变化，相反，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迅速向前推进，朝鲜也在开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美国认为有必要维持对中、朝等国的威慑力，特别是由于反恐的需要，美国在亚太和中东地区的战略调整过程中，既需要远东的日本和韩国加强自身防卫能力，又需要加强美国自身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军事力量，以确保美国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和从南亚到中东的海上通道安全。美国从新世纪初期起就将充满不稳定因素的中亚、东南亚和远东地区描绘成一条“动荡之弧”，加大了对这个地带的战略关注，不断调整并加强在这个地带的战略部署。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就是这一战略调整的结果。 　　驻日美军调整是日美同盟深化的重要契机。在美军战略关注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背景下，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变得更加重要。驻日美军的调整是上述美军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目前，美军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29个建有军事设施，包括14个机场、9个军港以及130多处军营、训练场等。其中，冲绳县的美军事基地及有关军事设施最多，美军在那里的频繁军事训练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生活不便，而且以日美“行政协定”为根据的事实上的“治外法权”更是损害了日本国民的权利，让日本政府感到主权遭到侵犯。最典型的例子是，因为1953年日美双方达成过“除重要案件以外，日本放弃审判权”的密约，所以美方便对士兵的犯罪事实上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1953年之后5年间发生的13000件美军士兵犯罪案件中只有400件诉诸审判；1985-2004年，在众多美军犯罪案中，只有1人受到了美国军事法庭审判；1995年轰动一时的冲绳美军士兵强奸少女案及其后的大多数案件都是以不起诉而了事的。可以说，战后日本按照“密约”放弃对美军士兵犯罪案件的审判权已成惯例。[10] 日本民众对此日益不满，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甚至撤销基地的呼声不断高涨。　　而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们认为驻日美军调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日本借此可以在维持美军“威慑力”的同时，又减轻基地负担。[11] 其中，冲绳县宜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驻日美军调整谈判于2002年12月正式开始，2006年5月达成最后协议。内容包括：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与8000名陆战队员及其家属9000人一并迁往关岛；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美军的施瓦布军营沿海地段建设一个新机场以取代普天间机场，而施瓦布营的美军KC130空中加油机和神奈川的厚木机场的美军第5航空团都搬迁到山口县的岩国机场；美军归还冲绳中南部的6个军事设施。加上普天间机场，这次美军答应“归还”的总面积约1500公顷。因为协议“归还”的设施大多位于冲绳县人口集居区，可以说“归还”如果兑现将大大减轻冲绳县民的负担。驻日美军也因此完成了与日本政府之间关于驻日美军调整的谈判，从而实现了自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缔结以来最大的一次战略调整。日本还“找到了借‘美军再编之机’来增强其对周边邻国的遏制能力并推进其大国战略的‘路线图’”，[12] 具体地说，就是在日本“有事”之时，美国将其陆军第一军司令部从加利福尼亚搬到神奈川县的座间市，以应对朝鲜和台湾的紧急事态，并且可以使用日本的军事和民用设施。换句话说，通过驻日美军调整，日本反而在军事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被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日美同盟深化由此进入重要阶段，今年出炉的新防卫大纲也是这个思路的具体反映。 　　日本政局的变化是日美同盟深化的直接动因。自民主党2009年9月上台执政以后，日本政局开始重新洗牌，日本的对美政策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日美关系也造成冲击。鸠山提出“脱美入亚”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并称“迄今为止，日本过于依赖美国”。诸种变化的主要焦点则集中在驻日美军调整的核心――冲绳县普天间机场的搬迁问题上。然而，如上所述，日本原以为冲绳基地的美国驻军伴随美军调整也可以削减，但美国却认为：美军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是应对亚太地区危机的唯一具有‘速战力’的部队”，即使可以进行“微调整”也不会彻底削减。[13] 日本自民党执政时期对美国驻军削减问题的态度由于多种原因而由强硬逐渐转缓，民主党取代自民党上台后则重新明确提出了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由此日本方面引出了日美同盟的深化问题。 　　起初，日本民主党之所以从“普天间问题”的角度向日美同盟提出“挑战”，有其深刻的国内政治原因。该党2009年8月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实际上只获得了480个议席中的308席，不够2/3。但是，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重要法案如预算、条约等必须在众议院获得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所以，民主党还要与其他小党组成执政联盟才能使政权稳定运行，当时以“反美”和“反基地”闻名的社民党是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当民主党向社民党发出“入阁”邀请之后，社民党便提出了这样的政治条件：美军将其在普天间的直升机机场迁出日本，至少也要迁出冲绳县。因此，也可以说，鸠山内阁时期，民主党与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取代自民党政权，是引发日美同盟深化问题的重要国内因素。 　　现在，尽管社民党脱离了联合政府，但是由于新当选的冲绳县知事对新内阁承诺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持否定态度，使得该基地搬迁问题的解决不得不继续推迟，从而也使得两国关于同盟深化的联合声明不得不再次被推迟，甚至暂时处于搁浅状态。野田新政权的成立，给了美国和日本亲美派一点信心，但是日本中央政府与冲绳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仍然难以实现。野田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冲绳县对“县内搬迁”的理解，然而这并非易事。普天间问题考验着美国的耐性，也决定着日美同盟深化的进展。可以说，“搬迁问题”不解决，驻日美军“再编”就不能完成，“再编”不完成，同盟深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从发展趋势看，日美两国在恰当的时机必须对“搬迁问题”做一个了断以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国内形势与世界格局。 　　三、日美同盟深化的前景 　　虽然对于日美同盟的深化来说还存在“普天间问题”等障碍，但可肯定的是，同盟的范围和性质的深化将在两国对话、调整与合作中逐步实现，而同盟特征的深化将需要一定的磨合期才能完全确定。至于该同盟指涉对象的深化将在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在与周边大国的互动过程中进一步明晰化。 　　首先，日美同盟的范围和性质变化，即地缘“责任”范围的扩大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将逐渐成为该同盟深化的基本面。也就是说从长远看，日美同盟只有演变成为一个超越军事目的并关注全球治理的善意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崛起的冷战型军事同盟，才有其被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持续接受的可能性。今后，日美两国在世界范围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扩大，因为这既符合美国的全球责任分担战略，也与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很容易形成共识。事实上，至今为止两国在这方面已经通过一系列声明确定了这种合作原则。毫无疑问，今后日本无论在台湾海峡问题、朝鲜问题以至于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上都将与美国保持言行一致。 　　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日美两国也早就在气候变暖、清洁能源技术合作与核裁军三个方面开展了合作，地震后又开始摸索救灾方面的合作。两国同意在2050年以前减排80%，并商定共同促进中国、印度等国在2050年以前扩大减排，实现世界减排减半的目标（尽管“3•11大地震”可能影响了这个目标的实现）；两国还就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和共同研究达成了协议。日美双方确认，两国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努力实现无核世界，推动2010年核不扩散条约（NPT）会议的成功召开，并争取实现一揽子核禁试条约（CTBT）的早期生效。日美同盟在近期最容易在这两个领域开展合作并达成协议，甚至形成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持续变化的日本各种政治力量和观点的要求，否则，它将不断面临来自日本国内的挑战。 　　其次，日美同盟深化中的日美地位“对等”问题，近期内不会有明显进展，而是要经过不断磨合之后至中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日本前首相鸠山一再解释，日本所要求的“对等”不过是希望日本“成为可以对美国直率发言，即使与美国意见不同，也可以发表意见”的伙伴。[14] 鸠山并没有否认日美同盟的遏制作用，他说：“日本并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自卫的目的，所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日美同盟和日美安保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15] 冈田克也认为：“现行的安保条约是日美同盟的‘中核’。”[16] 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还解释说：“我们主张的是紧密而对等的关系，与前政权是有连续性的。”[17] 菅直人也表态称：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和大原则。[18] 野田佳彦则说：“日美同盟不仅在外交和安保领域，而且在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基本中的基本，是主干，是基轴，这是我的信念。”[19] 　　然而，美国仍然担心真正的“对等”会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故对日本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因为美国人担心“对等”的背后有“修改日美同盟”的动机。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提醒日本：“美国的未来与亚洲的未来密切相关，同时这一地区的未来必须依赖于美国”。[20] 可见，“对等”要想成为现实，就必须以日美两国之间的互信为基础。但是，日美之间目前显然不具有这样的互信，而是各怀心思，两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比如，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虽然菅直人内阁表示遵循鸠山辞职前与美国达成的《联合声明》，即努力实现在冲绳县内搬迁。野田佳彦也表示要竭力说服冲绳人接受“县内搬迁”的原则。但是，如果冲绳地方政府不与日本中央政府合作，那么还是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而该问题的拖延不决将导致驻日美军的调整难以顺利进行，进而影响日美同盟的深化。日本外务省有官员比喻说“没有还完贷款，不可能进行新的借款”，意即普天间基地问题不解决，日美同盟的深化便无从谈起。据此可以预测，尽管今后日美同盟还会维持下去，但美国不能不认真对待日本国民要求“对等”的愿望和情感，而基地搬迁问题关乎冲绳县民的利益，也涉及日美两国国民的感情。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强调日本国民在这方面的诉求，就意味着美国目前在这方面的行为还不符合日本国民的期待。如果今后美国不能使两国关系由“从属”型向“对等”型转变，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日本中央政府若强行实施“县内搬迁”，势必造成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如果那样的话，日美同盟的根基就会动摇，“深化”更无从谈起。　　第三，日美同盟把指涉对象完全从中国移开，尤其是在中短期内该同盟把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意图变成与中国合作的平台，还不具有现实性。因为，目前日美两国暂时都还没有消除冷战思维和“中国威胁”论，所以还需要通过战略调整及与中国的良性互动以确立新的战略思想和新的安全观。这个深化过程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其中，日美与中国之间的良性互动更需要各方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日之间需要通过官方往来、扩大公共外交交流的范围和规模，才能真正构建战略互惠关系；中美之间也需要互相对话，为战略与经济合作夯实基础，进而达成价值观问题上的互相理解；日美之间则需要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建立新的互信，为实现双边关系的“对等”创造必要条件。如果日美同盟仅以制造“中国威胁”的幻想为纽带，则只能维系一种越来越脆弱的同盟关系，还会加重两国与中国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与政治的互相不信任的扭曲状态，从而给日美各自探索与崛起的中国的新型关系增加障碍。 　　未来，日美同盟只有吸纳中国的合作以共同维护东亚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为己任，才能变得更加牢固，才能深化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平台，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亚太地区中美日新型三国关系的意义，也是从长期角度看日美同盟的唯一前途。其实，日美同盟目前在对华态度上还在犹豫阶段，他们既希望中国在地区问题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但是又通过军事演习在东海、南海表示其对中国崛起的过分担心，特别是目前日美两国在关于中国是合作对象还是防范对象的定位中更倾向于防范。 　　但是，从长期来看，该同盟仍有可变性。一旦日美两国从心底真正认识到只有中国的参与才是维护地区与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它们在与中国的持续良性互动中感受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只能对地区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特别是对日美两国的利益有所裨益；而相反，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与合作，任何和平构想都不会发挥有效作用。那么，日美同盟的指涉对象就会完成其真正意义上的深化过程，即，由以中国为“假想敌”转向与中国合作共赢。那将意味着日美同盟深化的最终完成，意味着以中美日三国良性互动的关系维护东北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机制真正形成。 　　 　　注释： 　　[1]“新世�の日米同盟”，日本外务省网站，2006年6月29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cnd_usa_06/ju_doumei.html 　　[2]“日米同盟深化の��スタ�ト”，[日]《大分合同新闻》，2010年2月2日。 　　[3] [日]��昭久：“日米安保条�改定50年“共同防�”半世�、信�の上に立つ�等性”，《西日本新闻》，2010年1月19日。 　　[4] [日]安原和雄:“日米同盟深化と友�は�立しない 初の�山・オバマ会�が残した重荷”，日刊ベリタ网站，2009年9月26日。http://www.省略/read.cgi?id=200909261336256 　　[5] 同上。 　　[6]“日米同盟深化は中国への共通��必要�外相”，日本电视台网站，2010年1月19日，http://www.news24.jp/articles/2010/01/19/04151833.html 　　[7]“日米同盟基�‘�るぎなく��’＝防大卒�式で�示��山首相”，日本时事通信社网站，2010年3月22日，http://www.省略/jc/c?g=pol_30&k=2010032200121 　　[8]“第174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理大臣所信表明演�”，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 　　[9] 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就对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说过：希望加强日美韩三国军事关系。 参见《每日新闻》网站：http://mainichi.jp/select/seiji/news/20101209k0000e010033000c.html 　　[10]“米兵裁判�大半を放� 米�公文�53年に日米政府が密�”， [日]《�京新�》朝刊，2008年5月18日。 　　[11] [日]川上高司：“在日米�再���と日米同盟の‘再�’”，[日]《世界��》，2006年6月27日。 　　[12] 参见吴怀中：“日美‘再编’协商与日本安全战略调整”，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13] 美国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威廉•施耐德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的谈话，[日]《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11月27日。 　　[14]“第173回国会における�山内��理大臣所信表明演�”，日本首相官邸网站，2009年10月26日，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10/26syosin.html 　　[15] “日米同盟基�‘�るぎなく��’＝防大卒�式で�示��山首相”，时事通信社网站，2010年3月22日，http://www.省略/jc/c?g=pol_30&k=2010032200121 　　[16]“[正�]防�大学校名誉教授・佐�昌盛 日米安保に「安住」せず再改定を”，《产经新闻》网站，2010年6月23日， http://sankei.jp.省略/politics/policy/100623/plc1006230323000-n1.htm 　　[17] [日]��昭久：“日米安保条�改定50年「共同防�」半世�、信�の上に立つ�等性”， [日]《西日本新闻》，2010年1月19日。 　　[18]“第１７４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理大臣所信表明演�”，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 　　[19] [日]Newsweb：《首相：“日米同盟基�が信念”》http://www3.nhk.or.jp/news/html/20110921/t10015728251000.html 　　[20]“�田クリントン会�を�む”，[日]カフェメトロポリス网站，2010年1月14日，http://d.hatena.ne.jp/trailblazing/20100114/1263429011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上海，200233） 　　收稿日期：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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