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的命运探析_中国绅士
时间：2020-03-26 07:45: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绅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一席之地,然而对中国历史上的官僚过多的贬议,使其也连带没有得到正视。本文对其命运进行探析,以能够更为客观的评价这一阶层。 关键字:中国绅士 双轨
我们的民族在经历了两千年极度自负和极度痛苦的历史旅程之后,辛亥革命作为一把利刃,在国人对曾经辉煌一去不复返的扼腕叹息和民族复兴的纠结情感之下,斩断了我们对既往历史的一种“狐死首丘”的心态。中国的帝王体系崩溃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从高高的龙椅上跌落了下来,随之陪葬的还有中国传统的上层官吏体系和下层的士绅体系。然而,在这一历史变迁中,殒落的绅士阶层被后来人在对士――官僚的诟病中也连带被埋入了历史的深渊。但中国队绅士阶层到底应该摆在历史的什么位置,他们有着什么的不同的秉性……在久远文明大国从繁胜到衰弊与没落的背景中,看其命运的沉浮,进一步明晰和深化中国的政治发展之路。
最初的依附
当秦始皇横扫六国,建立统一国家,完成了他平生的一大宏愿的时候,他同时也为后朝的历代王朝立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命题:如何维持统一,保有自己的成果。毕竟基于暴力的政权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的因素。因为暴力带来的结果是使权力成为任何人都可以觊觎和都有可能斩获的对象。
高高在上的君王像《魔戒》中的得到戒指的人一样,都会在权力的磨砺中期望垄断、独享手中的“宝物”。然而。帝国的版图不能被一只手掌控,他需要助手。同时也注定要分享。但君王们很清楚,它要的不是另一些统治者,它要的是奴仆、工具,只执行他的命令帮助其管理,维持其统治的工具。皇权不可撼动,但也产生了对行政工具的需要。
而在皇权无束缚的背景下,“政治压力以同等分量压下来”。但实际境况有了区别,面对其政治威胁,富人虽有财产负担,但比穷人更为灵活。任何人都不太会动迁徙的念头,那不是一件日容易的事情。他们需要在社会结构内部找到保护自身的办法,穷人们乞求的是能让他们安定的生存、不触及他们的生存权就好。当危及生命,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穷人们的革命性最强。他们在绝路上孤注一掷,所以中国历来很多的政治冒险家来自底层,而富人除了生存还有财产需要考虑。
双方的需求都呈现的时候,富人们发现了自己私人所关心的东西,即“进入行政体系圈免受威胁及保护自己与自己的亲族,”实际上也就是谋得某职位的豁免权与财富,而帝王也在这给予地位与财富的过程中壮大了为保存自身统治权力独享的队伍。
在绅权与皇权的关系中,绅士阶层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他们参政的初衷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责任感或纯粹的政治抱负,也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保存生命权和财产权。所以在最后我们较易理解绅士阶层们的家族观念是高于国家观念的,家族责任感绝对至上。这种消极入世的心态以及这种初衷使他们在国家建设中都秉持一种维持现有秩序、求稳定、不作为甚过作为的态度。而这种适应性的消极久而久之被习惯化了。
而西方的贵族们最初参政的状况与之有很大的区别。他们从来都不只关心自己的钱袋和脑袋,他们毫不忌讳的显示出一副对权力不放心的样子,“他们的血统里有一部分就是为权力而生”。家族观念的弱化,公共领域的开放,参与的有效性与积极性……,使他们形成一道与君主暴虐统治相对的有效的防线。所以在民众的风暴中我们经常看到贵族及有产阶级作“风帆护航或引导”,而中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突围不断上演的是昙花一现的结局,而在这里面几乎看不到有产阶级的身影的。
制度化的寄生
从最初的依附上来讲,或许历史偶然性的选择了这个阶层,但能贯穿整个王朝历史的始终,可见其必然性。很多学者,无论中外都提到过这样的观点:传统中国是没有政治理论的。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回应:“传统中国是有政治理论的,只不过理论都直接用来实践了”。中国酷似罗马,更实际,更重实用。
作为被供给的阶层,农民为什么会承认直至最后指望该阶层了?而绅士阶层又用何维持他们的地位了?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这在当代仍有解释力。中国传统社会有两种权力路线,一条是伦理路线,一条是政治路线。学者们铺就的就是伦理这一条路。因为学者拥有能判断善恶进行惩罚的社会权威,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殊知识制定了一个好皇帝的标准、一个好官的标准、一个好“公民”的标准,一种所谓的良好秩序……
在行政官僚这一层级上这些标准默化成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处理各种关系的依据,而在皇权这一级上,却总是被其打压处于屈从的地位。皇帝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置之不理或强行的压制。天,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是学者们无奈的选择,希望能够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力,但他们没有这种实质性的权力以及没有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在现实中被皇帝残酷的打压之后,总是倾向采用说服的方式,但常态是无功而返。而随后自隋而始的科举制度固化了选官的方式,加上沉淀的职业道德,这一套行政官僚制度逐渐强化,因而无论人的本性与能力如何,当到这一职位后就有被同化的倾向,具有官僚性格。这在韦伯后来的对官僚制的特征中有同样的阐述。当然,皇帝依靠职位的分配,荣誉和财富的分发带来的持续性刺激,也使绅士阶层成为制度化的寄生阶层,并且消极性也成为其职业性格。
消极中的积极
绅士阶层在主线上处于消极状态,客观上是无决策权的行政工具,性质上也处于实权的消极地位,而一些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社会权威者们在外线的进展也如此的无力。整个民众之上的上层建筑中只有皇权最为积极与活跃。然而绅士的特殊地位,在中国传统权力双轨的自下而上的这一轨上凸显。当然,费老对之前寄生在行政系统中的绅士阶层并没有要刻意烘托,也不是他的研究指向,他在做相关性的阐述。他所界定的绅士阶层就指这些官员的亲戚或家人,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当官回乡的人士,不直接对政治产生影响的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乡村最重要的精英。
在自上而下的一轨中,中央的权力止于县一级,自上而下的集权到此为止。而深入基层的工作由皂隶完成。当然这种工作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征税和招募,人民与县官没有对话的位置,而绅士阶层作为地方领袖,也是拒绝为县级之下的行政人员,二者也没有直接可以对话的场域。皂隶代表县官在实际上与地方自治组织打交道。称其为组织则有组织功能,费老注意到了这种自治组织与美国的地方自治有些相似之处,最初承担了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以及地方治理的部分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得以发挥的关键是绅士阶层担负起了这一使命,他们获得了社区自治的合法性。
绅士如何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了?皂隶将县官的信息给乡约,乡约之后会告知绅士,与其商量,表达意愿。而绅士在协商与考虑之后做出决策并被反馈。作为地方代表以及宗族关系的存在等(乡村宗族关系的盘根错节,基于血缘关系的聚居,礼俗社会浸入的家族观念的强大等)使得绅士阶层的决策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乡民的利益。当然,这对解释绅士能和县官讨价还价是不够的。首先,在与县官讨价还价过程中,绅士能通过他们的各种关系使其产生非正式的压力,比如借助当官的亲戚或者参加过同样考试的台上台下的朋友们,通过这种上级的压力来使得县官改变初衷作出妥协。另外,绅士除享有学者的社会权威外,还可免于处罚,除非功名被废,而此权只有地方负责教育事务的人决定,不在县官。所以不在政的可以和县官相匹敌的乡绅的存在,使地方保有了其与地方政府谈判的权力和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自治权。皇权无限制的中央集权制下,当然也成为防止暴虐统治的向下深入的一道防线。
因而,消极参政的绅士阶层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积极性,成为上级政权触到底部的挡板,当然也成为民众与政府之间尖锐矛盾的缓冲带。
远去的长衫党
我们看到了绅士在基层的积极有益的作用,但保甲制度打破了这一传统,甚至是摧毁了基层的这种保障。以前乡约不是行政人员,面对上级的信息会站在乡民的立场和绅士共同“战斗”,而当乡约被固化为最基层的行政人员,他的权威树立之后,他的职责在于完成上级的任务,这时与乡绅的权威发生了冲突,如果对乡约的授权是正当和合法的,那么乡绅这种非正式路径的管理自然变得非法,而在这种冲突中,乡绅的力量与作用弱化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组织到最基层,国家权力深入到最底部,在维持政令的能够贯彻的时候,却使得基层整个僵化了,自下而上这一轨被强行拆掉了。
传统的绅士阶层在革命的大风大雨中被掩盖埋没了,也许在孔乙己是“拿”非“偷”的理直气壮和“排出五枚大洋”的神奇高傲的想象中我们还能寻出些这群长衫党的蛛丝马迹,然而历史总是在不断颠覆中翻新,在对既往的不断追溯与汲取中前进。当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一切势如破竹的奔涌而入,一切带有传统的字眼的事物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有些依旧可以坚守那一亩三分地,有些已经找不到现实的土壤,或变异着存在,或彻底的覆灭,诸如封建王朝,诸如槲寄生一样的绅士阶级。他们是这段历史的殉葬品。
当为现代文明高唱凯歌、鸣锣开道的时候,或许我们该为这群远去的王朝的卫道者们唱一首挽歌,不是为庆幸他们带走了什么,而是反观的时候看到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反思起来,绅士社会当然不是值得大加赞颂的社会模式,绅士本身也未必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阶层。但让人畅想的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基层社会:“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基层社会或社区就像棵棵参天巨木,连成了一片构成了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则宛如一片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春生夏长秋熟冬枯,恰如活生生的集体,这片原始森林的就是可以内在调节和自我生长的独立的体系。如将这些现象与东北大兴安岭的伐木工人的故事联系起来就多少有些意味了。伐木工在经过对原始森林的多年砍伐之后,放下砍刀变成为植树天使,造出大片的人工森林。然而,看起来与天然森林没有什么差别的人工林却缺乏天然林对病虫害的免疫抵抗力。更有甚者,由于人工林都是单一树种,单一树种所形成的森林失去了天然森林自我生机的活力与能力,实际上是以中无法更生的‘一次性森林’。设若一个个原生的基层社会都被彻底破坏,或者整个社会的各个基层单元都是一个模式,那么,这个社会内在的生机与活力及其呈现的丰富性恐怕也会失散。由此可知,社会的建构实在不是一桩瞬间可以完成的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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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人:远去的长衫党.中国图书评论[J],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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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孝通:中国绅士[M].惠海鸣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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