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_东晋孝武帝

　　摘 要: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关键词: 晋孝武帝； 司马道子； 皇权； 高门士族
　　中图分类号： K237.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1-00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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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1-08-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A770054）�
　　作者简介：王永平，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东晋立国有赖于士族门阀的支持，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庾、桓、谢等世家大族相继执掌军政，主弱臣强，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的门阀政治。对此，《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载：�
　　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兴引见东堂，谓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华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纲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已后，未见宽猛之中。”
　　所谓“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云云，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实录。沈约在《宋书》卷三《武帝纪下》“史臣曰”中也有论云：“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这也指出了东晋一代“主威久谢”，皇权不振的特征。由于门阀专政，皇权衰弱，政治斗争的形式与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诚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在门阀政治存在的时限内，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像专制皇朝通常出现的那种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相对说来，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那种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孳生了也难于长期起重要作用”［1］360。他又指出：“在门阀政治条件下，动乱的方式一般不表现为宫廷政变，因为宫廷政变虽然有可能导致皇位在司马氏皇族中的变更或某一宰辅地位的变更，但皇位或宰辅地位的变更也不能决定全面局势。不愿接受这种变更的士族，将拒绝、制止、纠正这种变更。”［1］360确实，在门阀士族政治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景象。不过，“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1］362。东晋后期，随着高门士族的退化，晋孝武帝时期皇权一度有所强化，以孝武帝弟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等为代表的宗室人物得以操纵权柄，出现了皇权政治的某些景象。素来羸弱的东晋皇族何以在孝武帝时期出现振作之势？司马道子父子之专权，其依赖何种政治势力？对当时政局的变化有何影响呢？本文就此略作专题论述。�
　　一、 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与
　　司马道子之专权
　　东晋孝武帝时期皇权之振作，史籍中已有概括性的记述。《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载：“帝幼称聪悟。……谢安尝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既威权已出，雅有人主之量。”可见孝武帝一度“威权已出”。《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载范弘之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曰：�
　　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范弘之对当时高门士族专权颇多不满，而对司马氏皇权之振作表现出欣喜之情，从中可见孝武帝“亲览万机”，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也一度执掌朝政，即所谓“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改变了“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的门阀政治格局。又，《晋书》卷六九《刘隗传附孙刘波传》载刘波上孝武帝疏云：�
　　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贤俊，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而钓台之咏弗闻，景亳之命未布。将群臣之不称，陛下用之不尽乎？
　　刘波祖父刘隗曾为晋元帝司马睿试图强化皇权之谋主，王敦起兵便以诛刘隗为借口。刘波“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贤俊”体现出当时孝武帝、司马道子兄弟执政，皇权有所强化的状况。那么，东晋政局何以在孝武帝时期由高门士族的“宰辅执政”转为皇权强化的“政由己出”的呢？�
　　（一） 高门士族执政能力的衰弱�
　　众所周知，东晋一代门阀士族垄断军政大权，东晋立国后，元帝司马睿曾致力强化皇权，但受到士族社会的强烈反击，根本无法成功。以司马睿开国江左的身份尚且如此，孝武帝何以能够“威权己出”呢？是他有过人的才干吗？显然不是。《晋书•孝武帝纪》载：�
　　既而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末年长星见，帝心甚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太白连年昼见，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
　　可见孝武帝并无过人的文武才干、军政业绩和社会威望，根本不具备独立执掌朝政的能力。�
　　从相关记载看，孝武帝继位前后，司马氏皇权极度虚弱，孝武帝父亲简文帝司马昱是权臣桓温扶持的傀儡，当时“政由桓氏，祭则寡人”（《晋书•孝武帝纪》），面对桓温的种种僭逆言行，他已表现出任其处置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司马氏皇统之存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可谓命悬一线。晋祚之延续与孝武帝之继位主要得益于谢安等人的周旋与经营。不仅如此，当时氐人所建立之苻秦政权统一北方，势力强大，且急于南征，东晋又遭遇立国以来北方胡族政权最有力之攻击，孝武帝也是依赖以陈郡谢氏为代表的士族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残喘。然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别在谢安领导东晋士族社会取得抗击苻秦的淝水大捷之后，晋孝武帝竟然“威权已出”，造成了“政出王室”的局面，从高门士族手中夺取了军国大权。究其根本原因，当在于高门士族社会的整体性腐化与政治局势的变化。田余庆先生曾指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其存在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丧失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了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易姓而使门阀政治变为新朝的皇权运动，连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门阀政治就更不用说了”［1］359-360。确实，东晋门阀政治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皇权政治的变态形式，一旦高门士族阶层严重腐化，“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
　　关于东晋中后期高门士族的腐化，祝总斌先生早有专文论述，他通过对东晋时代相继居于执政地位的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具有代表性家族主要人物的考察，以为“到东晋末年，这些家族的人材已日益凋零了”，“掌握东晋政治军事大权的高级士族开始有王导、王敦，其后有庾亮、庾冰，再后有桓温，而到孝武帝时，却没有这样一些可以左右政局、使君主俯首听命的人物了”［2］。他进一步具体分析淝水之战前后执掌东晋军政大权的桓冲、谢安的处境，以为桓冲“功勋、资历、威望都无法与桓温比，……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孝武帝收回大权的障碍的，何况他淝水战后第二年已死去”；至于谢安，“威望虽高过桓冲，但早年高卧东山，屡征不起，入仕时已四十多岁，桓温死后方入相，淝水战前，才干、威望均未尽为诸高门所敬服”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四“晋孝武帝”第三条中评论这一时期的谢安说：“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托孤之顾命，……虽为望族，无异于孤寒；时望虽隆，……固群情之所不信。”，尽管淝水之战后，“谢安威望大大提高了，然而第二年在本可以进一步提高威望、权力的北征中，功绩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谢安的地位不但不能与长期居要职、早建功勋的王导、桓温比，而且也不能与身为外戚、受遗诏辅政的庾亮相比。再加上帝弟司马道子的排斥，谢安就不得不自求北镇广陵‘以避之’，并不久即死去。桓冲、谢安如此，两人之外高级士族还有谁可与君权抗衡呢？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两人都没有卓越才干，却能毫不费力地从高级士族手中收回大权，原因就在于此”［2］。�
　　（二） 司马氏皇族的腐化与主相之争�
　　在高门士族社会普遍腐化的背景下，孝武帝得以“威权己出”，为巩固其皇权，他重用其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会稽文孝王道子传》载其“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太元初，“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进骠骑将军。后公卿奏：‘道子亲贤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让不拜。使录尚书六条事，寻加开府，领司徒”。谢安死后，孝武帝诏曰：“新丧哲辅，华戎未一，自非明贤懋德，莫能绥御内外。司徒、琅邪王道子体道自然，神识颖远，实当旦、�之重，宜总二南之任，可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府文武，一以配骠骑府”，司马道子谦让不受，“数年，领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进位丞相、扬州牧、假黄钺，羽葆鼓吹”云云。孝武帝后期，军政大权几乎多由司马道子操纵，“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司马道子执掌宰辅大权，专断朝政，抑制了士族势力，是当时皇权强化的结果，诚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司马氏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权在相当的程度上加强了”［1］268。也就是说，孝武帝致力于加强皇权，排抑士族，必然首先借重其宗室戚属，其弟司马道子自然是最可信赖的人。�
　　当然，司马道子以执掌相权而辅政也并非他具有特别的才干，《晋书》本传载其与孝武帝“酣歌为务”，“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以致当时有人作《云中诗》以指斥朝廷说：“相王沈醉，轻出教命”。孝武帝死后，安帝继位，司马道子一度“摄政”，但其酣饮纵性更甚，难以理政。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其先卫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后“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元显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然道子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元显无良师友，正言弗闻，谄誉日至，或以为一时英杰，或谓为风流名士，由是自谓无敌天下，故骄侈日增”。可见晋安帝时，年少的司马元显实际上取代了乃父司马道子的执政权，即所谓“政无大小，一委元显”。关于司马元显之作风，《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元显骄淫纵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预燕会，未尝饮酒，调戏之来，无所酬答，元显甚不说”。元兴元年，桓玄等起事，晋廷以刘牢之出征，“元显为征讨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骤诣门，不得相见，帝出饯行，方遇公坐而已”。更为严重的是，对维护司马氏皇族权威的谏诤之士，司马元显竟屡有杀害之举，如江绩、车胤等便如此。可以说，司马道子父子在孝武帝后期与安帝前期执政，但皆无卓越的军政能力与业绩，司马道子酗酒成性，以昏醉为常，司马元显则年少轻狂，骄奢无道。其父子品格、能力如此，之所以长期居于宰辅之位，执掌军政，其权力显然来自他们对皇权的影响与控制，无疑是当时皇权强化的结果。�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的高门士族专政的背景下，司马氏皇族不仅势力弱小，而且普遍腐化，难以振作。随着皇权的强化与皇族地位的上升，孝武帝、司马道子兄弟之间很快发生权力争夺。由于主相斗争，朝臣也发生了分化，导致宫廷斗争逐步波及重要的方镇。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在淝水之战后便逐渐显露，但由于“有太后周旋制约，终于使孝武帝不废黜道子，道子亦不危及孝武帝。终太元之世，孝武帝与道子始终维持着虽相依维、复有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时局虽然纷纭但迄无内战的原因之一”［1］274。在司马氏皇族主相之争过程中，他们都利用当时以外戚身份辅政的太原王氏人物。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何以在此时特别借重太原王氏呢？对此，
　　田余庆先生曾指出：“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重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因此，皇权承认并尊重士族的存在，只是要求他们从属于皇权。从属于皇权的士族，仍可居实权之位。……孝武帝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主要依靠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帝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之女，王蕴及其亲属自然支持孝武帝。会稽王妃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原王氏的这两部分，即王蕴父子和王国宝兄弟，均以皇室姻亲而成为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权势分别来自皇权和相权，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也就是说，他们都从属于司马皇室，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于是我们看到，以司马道子的相权辅佐孝武帝的皇权，加上主、相的分属太原王氏两支的后党、妃党的助力，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1］269-270。�
　　因此，当时的朝廷政治斗争，从司马氏皇族而言，是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主相之争，由于其分别与太原王氏的不同房支联姻，牵涉到太原王氏的政治选择，则表现为“后党”与“妃党”之争，双方斗争的公开化是孝武帝之杀袁悦之。《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载：“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钦重。时陈郡袁悦之以倾巧事会稽王道子，恭言之于帝，遂诛之。”《世说新语•谗险篇》载袁悦之“有口才，能短长说，……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刘孝标于此条下注引《袁氏谱》曰：“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人。父郎，给事中。仕至骠骑咨议。太元中，悦有宠于会稽王，每劝专览朝政，王颇纳其言。王恭闻其说，言于孝武。乃托以它罪，杀悦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袁悦之传》所载综合《世说新语》此条及注引《袁氏谱》，内容大体相同，稍简略。《世说新语•赏誉篇》又载袁悦之离间太原王氏家族之关系，曰：“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生疑隙”。王恭属“后党”，王建武即王忱，为王国宝兄，自属“妃党”。注引《安帝纪》载“二人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谐睦，吾徒得戮力明时，复何忧哉？’忱以为然，而虑弗见令，乃令袁悦具言之。悦每欲间恭，乃于王坐责让恭曰：‘卿何妄生同异，疑误朝野？’其言切厉。恭虽惋怅，谓忱为�己也。忱虽心不负恭，而无以自亮。于是情好大离，而怨隙成矣”。可见袁悦之亲附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并卷入皇族与太原王氏内部的权力争夺。然袁悦之乃王国宝之帮凶，《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载其“与道子持威权，扇动内外。中书郎范宁，国宝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谀，劝孝武帝黜之。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杀悦之。国宝大惧，遂因道子谮毁宁，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司马道子传》载中书郎范宁忠于孝武帝，对司马道子之专权“深陈得失，帝由是渐不平于道子，然外每优崇之。国宝即宁之甥，以谄事道子，宁奏请黜之。国宝惧，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帝因发怒，斩悦之。国宝甚惧，复谮宁于帝。帝不获已，流涕出宁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专恣”。。《通鉴》卷一○七系此事于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年）十一月，至此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主相矛盾公开化了。为限制司马道子权力的膨胀，孝武帝开始有意识地安排自己的亲信坐镇藩府，《晋书•王恭传》载：“其后帝将擢时望以为藩屏，乃以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特别是荆州刺史一职争斗激烈，本为王国宝弟王忱，属司马道子之党羽，太元十七年王忱死，王国宝急于继任，孝武帝最终命其亲信殷仲堪出镇荆州，《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载：“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亲信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州刺史、假节，镇江陵”。《世说新语•德行篇》“殷仲堪既为荆州”条注引《晋安帝纪》载：“仲堪，……孝武说之，俄为黄门侍郎。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蕃。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世说新语•纰漏篇》“王大丧后，朝论或云国宝应作荆州”条所载之情形，生动地揭示了王国宝急于出镇荆州的心态。注引《晋安帝纪》曰：“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当时，高门士族代表王�也想出镇荆州，《世说新语•识鉴篇》载之甚详，“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王�极为失望。后来孝武帝又以王雅代王�为太子少傅，可见孝武帝以比士族中门第稍低之寒士排挤高门的用人策略是非常明显的，殷仲堪无论是个人资望，还是门户地位，在当时都不甚高，其得信重主要在于其为孝武帝之“亲近腹心”。孝武帝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不仅为时甚快，而且极为秘密，所谓“乃中诏用仲堪代焉”，就是没有经过司马道子控制的吏部铨选等程序，而是直接任命。孝武帝加强对地方重要州镇的控制，其目的显然主要旨在削弱司马道子的中枢权力。孝武帝在世期间，与司马道子尽管明争暗斗不断，终究未发生战争，但孝武帝以强藩对抗中枢的人事安排与布局，则必然引起其身后的军事对抗与厮杀，其结果却加重了司马氏皇族统治的危机，加快了东晋衰亡的进程关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其相关错综复杂的情形，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之“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一节中有细致的考论，请参见。。�
　　论及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间的权力斗争，孝武帝之死颇值得讨论。关于孝武帝之死，《晋书》本纪载其酣饮，“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吕思勉先生考之《晋书》之《天文志》：兆庶宣言，夫人张氏，潜行大逆。《五行志》云：帝崩，兆庶归咎张氏；又云：张夫人专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他据此推测云：“夫宫禁之事，氓庶何知焉？不推贼而广布流言，贼之所在可知也。”又以为《魏书•司马睿传》所载此事较《晋书》为详，“即当时所散步之流言也。此事大不近情理，然孝武绝于宦官宫妾之手，则似无足疑。观国宝勾结能及于陈淑媛，则知当时宫禁之囚，未始非危机之所伏也”［3］。他以为有关孝武帝之死流言如此，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则不予追究，颇值得怀疑，他们可能正是阴谋的制造者。又，《晋书•王恭传》载王恭兴师抗表，指责王国宝之罪，其中有“先帝登遐，夜乃犯阁叩扉，欲矫遗诏”云云《晋书》卷九三《外戚•王蕴传》载王恭弟王爽，“强正有志力，历给事黄门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国宝夜欲开门入为遗诏，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乃止”。，似乎也暗示着王国宝参与谋害孝武帝之阴谋。从当时主相相争之激烈及其昏乱之情形分析，司马道子与王国宝暗害孝武帝并非没有可能。�
　　总之，东晋淝水战后，孝武帝“威权己出”，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相继专断朝政，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之变局。孝武帝诸人皆无德行与能力，其言行表面上与其他朝代末世之昏君、乱臣无二，但在东晋后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折。回复皇权政治，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道，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1］273。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噪音”与“闹剧”的背后，确实包含着某种深刻的历史变化的信息。比如，尽管孝武帝、司马道子及寄生其间的各种政治人物与势力的斗争表面上极端自私而无操守、无公德，但仔细分析，其政治斗争的锋芒针对性则颇为一致，在客观上都明显指向高门士族，通过压制权势门第以伸张皇族之利益。�
　　二、 孝武帝、司马道子强化皇权
　　过程中对高门士族的遏制
　　关于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弟司马道子之操控朝政，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间颇长，前后计有24年，其中宁康年间（373―375年）司马曜年幼，权臣桓温操弄军政，朝臣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协调内外，以崇德太后“临朝摄政”，孝武帝未亲政《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互生同异。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终能辑穆。及温病笃，讽朝廷加九锡，使袁宏具草。安见，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会温薨，锡命遂寝。”。太元（376―396年）元年，崇德太后归政，《通鉴》卷一○七《晋纪》二九孝武帝太元十四年载：“初，帝既亲政事，威权己出，有人主之量”。仿佛孝武帝在太元元年（376年）亲政之初便“威权己出”，实际上这显然不可能。不过，其亲政之后，利用士族社会的衰弱，不断强化皇权，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重用司马道子，以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进而压制士族。《通鉴》卷一○五《晋纪》二七孝武帝太元八年九月载：“以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对此，田余庆先生有所辨析：“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止。案此说有理”［1］224。当时有多人录尚书事，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他又推测司马道子“录六条事可能出于谢安所荐。谢安荐道子，盖以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此是谢安作为政治家的高明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谢氏拥重兵而居嫌疑地位，众口铄金，才不得不出此以明志，这终究是预伏着的矛盾。淝水之战后，谗毁顿起，矛盾就尖锐化了”［1］224-225。他又进一步推测司马道子录尚书事，可能还隐含着作为外戚的太原王氏遏制谢氏的动机，“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就是一个信号，虽然暂时还只是一个微弱的信号，表明在南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一轮斗争，以太原王氏与司马氏的皇权、相权为一方，以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为另一方，正在充实势力，逐步展开”［1］225。但在淝水之战前，面对前秦之威胁，东晋君臣之间、士族社会各家族之间都以抵御外辱为重，谢安之荐司马道子，正是意在“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安义存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可见淝水战前谢安引司马道子参与辅政以维护君臣和谐之成效。�
　　（一） 孝武帝、司马道子抑制谢安及其家族�
　　孝武帝伸张皇权主要表现为排斥当时执政的门阀士族的代表性家族陈郡谢氏。要做到这一点，皇权必须有所依仗和凭借。一般说来，皇权作为一种集权政治，其权力争夺首先表现为宫廷斗争，依仗的主要对象是宗室、外戚与近臣。东晋立国以来，面对门阀士族操弄政柄的局面，一些不甘于充当士族工具、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如晋元帝、晋明帝等都曾有过类似的举动，但由于当时士族社会力量强大，伸张皇权的努力必然遭到士族社会的反击而归于失败。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孝武帝在这方面则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其弟司马道子在淝水之战前以录尚书事的身份分割谢安之相权，显然具有排挤士族代表谢安及其家族的作用。淝水之战后，司马道子进一步遏制、排挤谢安，目的在于专断朝政。�
　　《晋书•谢安传》载淝水战后，“安方欲混一文轨，上疏求自北征”，总揽东晋军政，其侄谢玄等兴师北伐，其时桓冲死，荆州、江州刺史位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于是以桓氏诸人为之，以致“彼此无怨，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竞，类皆如此”。就个人品格、气质等言，谢安为人确实具有“经远无竞”的名士特点，这也许会影响其决策。对此，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晋书》二《简文三王传》”条有论云：�
　　桓温幸自早死，且有淮淝之捷，而晋祚竟亡，事具《司马道子传》。是时谢安自谓功盛畏谗，至揽桓伊之须。然晋世事柄悉在诸臣，安亦未至于不可为。大抵功成意衰，众人常情，况又虚旷依违在有无之间者，乃当时士大夫膏肓之疾耶！
　　他以为淝水之战后谢安“亦未至于不可为”，显然是批评士族人物崇尚“虚旷依违在有无之间”的名士气息。《晋书•谢安传》便载：“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可见谢安内心深处始终怀有“东山”隐逸的高士情节。从这个角度说，叶适所论是有针对性的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除上述论谢安退避之因在于“大抵功成意衰”及虚无士风之影响外，又在“《桓宣传》”条中说：“桓伊抚筝，谢安涕泣。虽君臣有间，然安骤得成功，自处骄满若孩童，平生之量至是穷矣”。叶适似未充分理解当时皇权自主运作及其对谢安的排挤的具体情形，故或批评谢安的“功成意衰”，或讥其“骄满若孩童，平生之量至是穷”，这都是流于表面的一般评论。。另一方面，似乎造化弄人，淝水战后，谢氏英俊相继凋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诸谢相继卒”条曰：“孝武帝太元八年破苻坚，总统指授者谢安，而身在行阵者，则安之弟石、兄子玄及安之子琰也。晋不竞也，赖有此举为之一振。乃事平之后，安卒于十年八月，玄卒于十三年正月，石卒于十二月，而玄年仅四十八，尤为可惜。自此晋无人矣。桓玄篡位，刘裕讨玄，而晋亡矣。”谢氏代表人物相继死亡，还谈何有所作为呢！田余庆先生指出：“淝水战后，形势起了变化。谢玄北伐，值北方各族混乱异常，北府军胶着于中原，劳多功少；谢安、谢玄面临皇权的挑战，步步退却，谢氏人物日就凋零；其他士族则既无勋劳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树一帜，制约皇权。一句话，门阀士族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东晋朝廷经历了一个极度衰弱的阶段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努力，似有见成效的可能。”［1］267�
　　具体就谢安及其家族而言，面对司马道子的专权，其表现颇为谦抑，似乎无可奈何。《晋书•谢安传》载：“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谢氏门风崇尚自然，谢安本人素以风流著名，其于淝水战后如日中天之时放弃中枢辅政权位，而出镇广陵，这固与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的心态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谢安受到了严重的诬陷与攻击，不得已而请求北镇广陵。�
　　至于“奸谄颇相扇构”的具体情形，史籍缺少记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谢氏在淝水之战中的卓越贡献，孝武帝封赏甚晚，显露出对谢安的态度颇为微妙。《晋书•孝武帝纪》载太元十年八月谢安死，十月丁亥，“论淮淝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余封拜各有差”。这距淝水之战已有两年了。不仅如此，谢安死时，其礼仪规格出现争议。《晋书》卷八○《王羲之传附王献之传》载：�
　　及安薨，赠礼有同异之议，惟献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勋。献之乃上疏曰：“……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又，《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载：“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邈固劝中书令王献之奏加殊礼，仍崇进谢石为尚书令，玄为徐州”。�
　　淝水之役关乎东晋存亡，谢安及其家族主导其事，何以封赏如此迟滞？为何谢安死后竟出现“论者或有异同”的情况？这明显不合常理。对此，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五“谢功赏迟”条中说：“愚谓大破苻坚于淝水乃太元八年之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赏，何其迟也。江左偏安，赖此一战，功莫大焉。而赏若是其迟者，王氏专政忌其能故也”。王鸣盛以为“谢功赏迟”之原因在于“王氏专政忌其能故也”。所谓“王氏专政”，是指太原王氏人物王国宝等人附会司马道子操弄权柄。《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载王国宝为王坦之子，“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由是与道子游处，遂间毁安焉”。又，《晋书》卷八一《桓宣传附桓伊传》载：�
　　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即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臣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这里所载此事发生之年代，称“孝武末年，嗜酒好内”云云，田余庆先生以为“年代显误”。他考证指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出都条注引《续晋阳秋》、《北堂书钞》卷一一○引《语林》，叙及此事，均不谓在孝武末。《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是时昌明（案即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云云，可证《桓伊传》‘末年’乃‘年长’之误。”（详见《东晋门阀政治》第268页之注释）。
　　太原王氏人物王国宝“少无士操，不修廉隅”，“专利无检行”，“狎昵谄邪”，因受到其岳父谢安的压制而生“怨望”，他以“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以致“好利险�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因此，谢安及其家族在淝水之战后所受之诋毁多来自王国宝等“好利险�之徒”。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王国宝诸人固然品行极坏，但其“间毁”之计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在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对他们的纵容与偏信。正因为如此，当桓伊借为孝武帝奏乐之机，向孝武帝进言，所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云云，显然是为谢安鸣冤抱屈，谢安闻之“泣下沾衿”，甚至“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臣于此不凡”，颇为失态。孝武帝闻之则“甚有愧色”。孝武帝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才是王国宝等人“间毁”谢安的真正的幕后推手，他与司马道子对“功名盛极”的谢安心存忌惮。从上述桓伊之言，可见当时朝臣大多明白孝武帝兄弟之心态与谢安之遭受“疑患”的尴尬处境。因此，谢安所承受之压力与排挤，归根到底是来自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即当时强化的皇权。在这一背景下，淝水战后，谢安功高而不受封赏，甚至请求出镇广陵以避祸，便是很正常的事了。�
　　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利用太原王氏人物王国宝等人，对“功名盛极”的谢安及其家族进行遏制与排挤，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皇权。王国宝等“好利险�之徒”则借助于皇权的支持，排挤谢安，迫使其出镇广陵，离开权力中心。这样，司马道子便控制了东晋中枢决策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遂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原来的谢安卫将军府文武，也悉数归入骠骑府了，司马道子又控制了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权。�
　　（二） 非议士族权臣以伸张皇权�
　　随着皇权的强化，孝武帝对士族社会权势门户的态度也表现出某种轻视之意。及至其末年，他对士族势门始终有所防范。《世说新语•排调篇》载：�
　　孝武属王�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刘�）、子敬（王献之）比，最佳。�举谢混。”
　　田余庆先生引用此条材料，以为“这表露了孝武帝对士族权臣的复杂心态：既不得不姻娅相联，又不得不防其僭越”。他仔细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王敦、桓温是士族权臣对东晋皇权威胁最大的代表人物，孝武帝指出他们“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明确表达了他对士族权臣的厌恶之情。田先生以为“王�是王导之孙，桓温同党，曾谓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孝武帝面对王�指责王敦、桓温，意在表示对王、桓家族凌驾皇室的不满，借以警告王、桓家族”［1］268。这一分析洞悉孝武帝之心态，颇为深刻。由所谓“酷非所须”一语可见他对以往士族权臣专横的痛恨之情。不仅如此，尽管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存在权力斗争与分歧，但有士大夫进言司马道子任用寒门佞幸乱政时，他总是不予回应，实际上，他是支持寒人佞幸预政，其目的是打压高门士族。�
　　孝武帝如此，司马道子也有类似的表现。《晋书•简文三子•司马道子传》载：�
　　桓玄尝候道子，正遇其醉，宾客满坐，道子张目谓人曰：“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长史谢重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道子颔曰：“侬知侬知。”因举酒属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齿于道子《世说新语•言语篇》、《御览》卷四九七引檀道鸾《晋阳秋》、卷三○七引《续晋阳秋》等皆载此事。。
　　司马道子公然指责桓温“晚途欲作贼”。这固然是对桓温的斥责，也是对士族专权的不满。而谢重称桓温“黜昏登圣，功超伊、霍”，绝非仅仅维护桓温的名声，而主要出于对整个士族社会及其政治的维护。又，《晋书》卷九九《桓玄传》载桓温子桓玄“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太元末，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弃官归国。自以元勋之门而负谤于世，乃上疏曰：‘……自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晋之罪人，臣等复何理可以苟存圣世？何颜可以尸飨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菲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后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录旧勋，窃望少垂恺悌覆盖之恩。’疏寝不报”。由此可见孝武帝、司马道子压制桓玄的情形，所谓“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主要来自司马氏皇权，故桓玄上书向孝武帝鸣怨抱屈。�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指责高门权臣，控诉其不臣之迹，引发了争议，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晋书•儒林•范弘之传》载范弘之“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范弘之以为尽管谢石有淝水之功勋，并主张开建国学，但他“阶藉门荫，屡登崇显。……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于是他以为“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石传》载“石在职务存文刻，既无他才，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勋，遂居清显，而聚敛无厌，取讥当世。追赠司空，礼官议谥，博士范弘之议谥曰襄墨公，语在《弘之传》。朝议不从，单谥曰襄”。 。他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范弘之主张予谢石恶谥，要求为受桓温打击的殷浩增谥，并“多叙温移鼎之迹”，这与孝武帝、司马道子强化皇权、斥责士族权臣干政的态度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当时高门士族人物的攻击。《晋书》本传载：“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余杭令。”范弘之赴任之前，与司马道子书，依然激烈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其中说：�
　　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
　　他自称“轻微寒士”，固然有自谦之意，但就门户地位与权势，确为实情。他进一步表达相关政治看法，从其所谓“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比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的话，不难看出他追附司马氏皇权以寻求保护的心态。《晋书》卷九一“史臣曰”称范弘之“抗言立论，不避朝权，贬（谢）石抵（桓）温，斯为当矣”。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篇》“桓玄义兴还后”条下笺疏引李慈铭论谢重为桓温辩护事曾有言：“案桓温桀逆，罪不容诛。……盖王、谢二族，世执晋柄，终怀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据《晋书•范弘之传》，弘之申雪殷浩，因列桓温移鼎之迹，一疏甫上，遂为王�所仇，终身论谪。盖诸臣既各持其门户，孝武亦私感其援立简文，隐忍相安，终成灵宝（桓玄）之篡。观此景重之答，动以废昏立明，藉口归功，道子即举酒相劝。其君臣幽隐，已喻之深。……终晋之世，昌言温罪者，惟弘之《上会稽王书》、《与王�书》，辞气伉直，不畏强御，一人而已。”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晋书”部分“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九月十五日”条说：“读《晋书•礼志》、《儒林传》、《文苑传》、《隐逸传》、《艺术传》。范长文之与王�书，辞直气壮，不畏强御。”他指出王、谢人物为桓温辩护，体现出当时士族代表“世执晋柄，终怀顾己之私”与“诸臣既各持其门户”的心态，这是很深刻的。至于范弘之以一介寒士的身份一再攻诋桓温、谢石，要求为殷浩增美谥，则不仅仅是其个人“抗言立论，不避朝权”的品格与作为。具体说，范弘之强烈攻击桓温，尽管他一再表示无私憾，但实际上其祖父范汪曾受到桓温的迫害，这显然是引发他不断论议此事的重要潜在因素《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弘之传》载其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书中辩白：“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范弘之以此表明自己“暴扬桓温之恶”绝非出于个人恩怨。。当然，他之所以在孝武帝强化皇权与司马道子专权的背景下“抗言立论”，敢于与当权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与谯郡桓氏等高门士族相抗，无疑是企图利用当时强化的君权、相权以压制高门士族。作为次等士族或寒士，范弘之在学术上“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其门户地位、家世境遇与文化风尚，都决定着他崇尚君主集权。其相关言论无疑是得到司马道子支持的。由此可见，围绕范弘之的相关议论及其冲突，其实质则是孝武帝、司马道子与高门士族之间的斗争。�
　　司马道子对陈郡谢氏等高门人物的猜疑，还可通过以下材料略作分析。《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曰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虽为戏弄之言，但所谓“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云云，似有深意。《世说新语•言语篇》又载：“谢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谘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阿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可见司马道子对谢景重的猜疑之心。�
　　又，关于司马氏之士压制士族，《宋书》卷六二《羊欣传》载羊欣“泛览经籍，尤长隶书”，其书法颇得王献之真传，“欣本工书，因此弥善”，“隆安中，朝廷渐乱，欣优游私门，不复进仕。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欣书，常辞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其后军府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见色，论者称焉。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司马元显对羊欣如此，以其为寒人之职，这在当时的士族人物看来，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侮辱。此外，羊欣出自泰山羊氏，其家族门户与一流高门谢氏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谢混对其颇为敬重，似有违常理，究其原因，恐怕正与其抵制司马氏皇族人物的态度相关谢混对羊氏人物之交往，羊欣之外，还有羊孚，《世说新语•雅量篇》载“羊绥第二子孚，少有才俊，与谢益寿相好”云云，可见谢混对羊孚颇为敬重。。�
　　孝武帝、司马道子压制士族，还涉及相关的优待政策与特权的改变。《晋书》卷七七《陆晔传附陆玩传》载其死后，“给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减削，司空何冲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勋，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兴伯官属以卫墓”。所谓“功臣普被减削”，这主要是针对高级士族阶层的。�
　　孝武帝以来司马氏皇权之压制、排斥高门士族大体如此。《通鉴》卷一一二《晋纪》三四安帝隆安五年载桓玄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传书，其中斥责其用人之失曰：“今之贵要腹心，有时流清望者谁乎？岂云无佳胜？直是不能信之耳”胡三省于此下注云：“江东人士，其名位通显于时者，率谓之佳胜、名胜”。这是一般的解释，从当时社会阶层冲突的政局背景考虑，这里的所谓“佳胜”、“名胜”，主要指高门士族人物。！因此，桓玄后来主政之初，一度“黜凡佞，擢俊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桓玄个人固然心存篡夺，但其攻击司马道子父子的言行则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的支持，故其所言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代表了高门士族的心声。�
　　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之强化皇族权力还涉及与藩府的军事斗争，他们一度组织、扩充军队，《晋书•简文三王•司马道子传》载其“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东晋之初元帝司马睿为抵制琅邪王氏之专权，也一度下诏征僮客以充兵役，引起了南北豪族的激烈反抗。唐长孺先生明确指出，所谓“人不堪命”，其中“人”，“实际上只是那些为此而受到损失的大姓豪强”［4］。当时拥有众多奴隶者是士族豪强，司马氏统治者征之“以充兵役”，必然损害其利益。�
　　综上所述，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随着居于执政地位的高门权势家族的整体衰败，腐朽的司马氏皇权一度振作，无能的孝武帝竟然“政由己出”、“亲览万机”，同样无能的孝武帝同母弟司马道子受到皇权的提携，位列宰臣，操弄军政权柄，以致“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对此，一些拥护皇权的人物深受鼓舞，盛称“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贤俊，协和百揆，六合承风，天下响振”。尽管就司马氏皇权、皇族政治势力本身而言，孝武帝、司马道子兄弟其个人言行颇为荒诞，其施政既无深厚的社会基础，更无显赫的业绩，仿佛一场闹剧，但无论如何，皇族势力的膨胀与皇权的强化，显现出高门士族社会军政势力的衰亡和门阀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并且由此预示着此后新的社会势力的兴起与军政局势变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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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C］∥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151-167.
　　（责任编辑 潘亚莉）��
　　
　　Eastern Jin Emperor Xiaowu’s Authority and �
　　Suppression of the Nobles
　　
　　Wang Yongp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eakening of the nobles, Emperor Xiaowu was once able to administer the court and the royal power was enhanced. The emperor and his brother Sima Daozi had good command of th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Although there was internal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brother Sima Daozi and his nephew Sima Yuanxian, they agreed with each other in a policy of suppressing the nobles. They used the Wangs from Taiyuan, their relatives, to suppress the Xie clan from Chen Prefecture, who helped win the Battle of Fei River, showing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nobles. �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Emperor Xiaowu； Sima Daozi； royal power； no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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