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当代文学

　　摘要：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例不凸显史学主�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年史�例；文学史编纂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5-0065-07
　　收稿日期：2011-03-21
　　基金项目：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山东省重点图书出版项目(2009-01-01)
　　作者简介：甘浩，男，河南信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张健，男，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古代文学学者开始着手编纂中国文学编年史，并于世纪之交先后出版，促成了一次文学编年史编纂热。这次编年史编纂热，亦波及到了现当代文学史界。感时代之先的，是刘福春编纂的《新诗纪事》(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当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即将出版的、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编纂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力图客观地展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整�性和丰富性，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文学编年断代史。上述史著有效吸收编年史淡化个人主观色彩的特色，突出和强化文献性、客观性和丰富性的编年史特征，把篇幅留给原始文献材料的辑录。这些行动将有力促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的又一次发展!
　　不过，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工作难免有诸多不足，况且当代文学史有自己的独特性征，建设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显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为进一步推动该项工作，就需要加强关于编年史的认知，考察我们是在何种层面上编纂和使用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它对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有何意义，以及如何发挥编年史的优长，规避其短，编纂出新的当代文学编年史。上述问题就是拙文的出发点和目的，示之于方家，以期引来批评。
　　
　　一、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例
　　
　　对于中国学术来说，文学史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和学术实践。究其根源，文学史的观念和著述�裁，受西方学术的影响颇多。西方现代学术主要有两大分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前者强调实证，相信世界存在客观真理或规律；后者强调人的价值。现代人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然的限制，获得了巨大成就，自信得到极大释放。人凌驾于万物之上，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特征。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十分强调学术研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效用。这种学术传统在文学史写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近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最常见的话语：“建构历史”或“重构历史”，就是上述学术传统的表现――它显示出研究者异乎寻常的自信。
　　这种自信，并非始于现在。早在西方学术刚刚进入中国时，我们从梁启超、胡适处就已经看到。只不过那时他们打的是科学主义的大纛，貌似谦卑地追寻“真理”。实际上，“真理”概念的选择性极强，他们可以以“科学”的名义选择、淘汰治史主�所谋求的对象。所以，据此等“真理”，胡适可以极轻易地描述出一条形迹可疑的、白话文学占绝对优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线索。
　　到上世纪50年代，文学史“真理”是以探寻文学发展“规律”的方式，�现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这种史学思想自产生起到现在，流布甚广。王瑶在1980年就曾强调：“作为历史学科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2006年，在陈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时，於可训说：“它借助编年史的�例，以较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进行一次历史的‘还原’叙述”，以期展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在滔滔的历史洪流中寻找一条“规律”，成为文学史家最有说服力的话语。“数十年间，在文学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要探索‘规律’，表述‘规律’，用‘规律’来统领事实、选择事实甚至毫不可惜地删减有违于‘规律’的事实。”寻找文学发展的规律性，成为几代学者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情结。
　　需要注意的是，寻找“真理”或“规律”，往往需要特定的知识立场，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种知识立场�现为治史主�的文学史观，而治史主�持何种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的呈现面貌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文学历史的原始状态是混沌难名的，这给治史主�认清历史带来很大的困难。治史主�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研究对象作出解释，使历史显示清晰的面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文学史研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必不可少的。人的主观能动意识，可以帮助治史主�厘清文学史问题，确立研究主题。清晰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研究主题，需要治史主�秉持某种文学史观。而一种文学史观，则意味着有一整套与之相配的概念，它恰如暗夜里的一束耀眼的聚光，引领着研究者穿行历史的暗夜，使历史变“混沌”为“澄明”、由“杂乱无章”走向“井然有序”。文学史观显而易见的“长处”，使治史主�醉心于发现新的文学史观。综观数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其每一次飞跃，几乎都与新的文学史观相关。
　　人们之所以能够兢兢业业地研究历史，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个自然真实、具�完整的历史存在物，且它是可以被认知的，而文学史观即是人们探知那个自然的文学历史的工具。但是，当人们过于瞩目文学史观时，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无限地强调文学史观的支配地位，往往把撰史者的主观能动性置于历史事实之上，撰史者在历史叙事中的主导欲望随之扩张，凭借预设的文学史观念，他们可以任意调动历史遗留的客观事件为自己的“洞见”服务，客观事件成为可定义的历史事件，随治史主�的需要，可以是某个故事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许多故事的一部分，这导致同一段历史在不同的史观烛照下呈现千差万别的形态，历史的确定性不在，历史的可知性也受到质疑。其次，因为文学史观大多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排他性，必然致使历史叙事是围绕特定文学史观选择而汰除史料，甚至导致“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这种方式的文学史叙事一旦形成，尽管述史逻辑清楚、明晰，但是，只能触及整�性历史的一个侧面，文学历史的丰富性就被牺牲掉了。而且，当这样的“文学史”作为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被接受时，文学史的客观真相也失去了。事情的结果是，当利 用不同的文学史观、不同的理论解构已成的历史叙事、建构新的历史叙事后，人们却发现理论是有限度的，任何一种文学史观或理论框架都似乎无法完整描述那个自然的历史，于是，一种挫败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人们研究历史、表述历史的自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重建文学史的信心，需要从重建对历史的信任人手。而完成这项任务，当然需要扎实的史实、史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精准的史料和史实，也是历史工作的基础和起点。文学史家对历史对象的理解和解释，只有建立在精准史实和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够字字如钉，经得起历史检验。黄修己曾指出：“现在所以还未产生令人满意的现代文学史著，还要呼唤新的突破，我以为主要问题不在于新观点、新见解的缺乏，而在于编纂者积累上的普遍不足，在现代文学的历史知识上准备不足。”“历史知识上准备不足”，是现代文学史编纂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学史编纂的问题，而且，当代文学史在此方面表现出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陆侃如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意见。他在《中古文学系年》的“序例”中，将文学史的工作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朴学的工作；第二，史学的工作；第三，美学的工作。所谓朴学的工作，即对作者的生平以及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自当属于朴学的工作，将有关时代、作家、作品的资料按时序汇集即成。陆侃如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规避上述缺陷的道略一编纂文学编年史。这条道路也被一些有识之士提及，如罗宗强曾经指出，下世纪“我们会有编年�的文学史，或者叫做文学史长编、大文学史，按尚存之史料，大规模地描述文学的详细发展过程。这样的文学史，为各个层面的读者提供不同需要的丰富史实，以供他们的进一步研究。它是更专业化的，更带研究性质的文学史”。
　　编年史重视客观性，即重史料搜集与考证，这是它被文学史界推崇的原因。它的另一个特征是以史实丰富见长。梁启超讲文献学有三个标准：“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求真”指研究一种事实，须先要证实它“确实是如此”；“求博”，指说明白一件事物真相，不能仅靠单文孤证便下判断，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穿比较，愈多愈妙”，正如韩愈所说“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文献学的求真、求博标准，也是编年史的标准和特征。求真即是讲史学的客观性问题，是基础；“求博”即是丰富性的问题，是问题的扩展。编年史在很大程度上，就包括韩愈所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它历来因此被讽刺和厌弃，然而，这正是编年史的高妙之处，只有“兼容并蓄，待用无遗”，才能够有可能做最后的“通”的工作。对于治史者来说，领悟这种奥妙，对在编纂实践中凸现编年史的优长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陈文新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编年通史。其意图之一，就是希望再现文学史的客观性和丰富性。陈文新认为，20世纪以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已经出现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而“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盛。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是现代学术负面后果所导致的一种回应”。“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学术周期内，所有的理由都不应成为损害其客观性和丰富性的借口”，而“编年�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在呈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方面可以比纪传�和纪事本末�更接近于原生态，更具有客观性和丰富性”，所以，编年史是“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虽然与古代文学有些微的差别，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前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困境，昭示着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成为当代文学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
　　
　　二、一种适合当代文学史特质的工具
　　
　　选择编年��例编纂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有特殊的意义。
　　在许多人看来，当代文学是一个不严谨的学科。这种“不严谨”，实际上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性质，而是人们对于当代史的存见。一般认为，“当代”是一个概念模糊的术语，以此为定语，“当代史”(包括“当代文学史”)也是内容含混，界限不明。唐�先生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是指当代的许多事情“不够稳定”，“尚在剧烈变化”，而“历史需要稳定”，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明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才可以写作文学史。这种说法的实质内涵，即是暗指当代文学史难以界定范围，确定内容。界限不清，内容含混，自然无从阐明当代文学的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变化，无法阐发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自诞生以来不断遭到质疑，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在一个边界模糊的学科里探讨问题，会造成研究者在不同的方域内自说白话，史著接受者见到的，也是不同的当代文学拼图。文学史无法勾勒完整的当代文学地图，致使学习者缺乏整�的当代文学视野，是当代文学史学的一大问题。
　　要解决这一大问题，一个合适的�例是编年�。首先是因为从历史编纂的实际来看，历史都是时间距今愈近，史料愈充实，�制也愈大。已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大都是选择一个视角切入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所呈现的往往是与某种特定史观相对应的历史事件序列和解释分析，是一种“选择性”历史，难以叙述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编年�虽然也不能完全述辑当代文学所有的史迹，但是，它可以尽可能地把重要的历史事件辑录下来，丰富性是其他�例的文学史难以企及的。其次，编年�的特点，是事实陈述优先于评价分析，客观呈现优先于价值判断。戴燕说：“说到底，‘中国文学史’的面貌不是凭想象就能够创造出来的，要把它描绘出来，还必须依靠漫长的历史中，一代一代人记录下来的原始素描。”编年史的最大特征即是可以比较准确、完、备地辑录历史的“原始素描”，这也是编年史的最大任务。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无疑会使当代文学的内容得到相对完备的展示。再次，编年史不仅仅按照时间、第次辑录作家作品，同时录入文学运动、思潮、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议、文学报刊沿革、理论批评、文化政策和文学政策的制定和沿革，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其他背景材料。这样一来，关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个文学事件发生发展的历史处境，就得到了较为完整地展示。正是对这些内容较为完整地展示，建构了一个关于当代文学的立�时空，当代文学史的边界也自然得以呈现。刘勇强认为文学编年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对文学史时间流程的排比，寻找中国文学发展的界标”。这种对编年史功能的判断，一语中的!
　　编年史对客观性和丰富性的追求，可以推进当代文学史的史料学建设，这是需要选择编年�例编纂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另一个原因。对“历史”的理解，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历史事实，一是关于历史 事实的理解阐释。现代史学家强调历史分析的重要性，但是，历史事实的准确与真实仍然是历史分析和历史写作的基础。一般史学研究，强调重视史料建设工作，就是因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傅斯年则有一个更著名的治史名言，“史学就是史料学”，他几乎把史料学看作史学的全部。作为一种历史学科，中国当代文学史学也应当重视史料建设。但是，作为最年轻的文艺历史学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科�系还没有科学化、系统化，不少研究者缺乏相应的治史理论和方法，也缺乏治当代史的眼光和驾驭当代史料的能力。拘于本身特点的限制，当代文学研究虽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史料学建设却相当薄弱。我们对目前当代文学史的不满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代文学史料学无法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令人信任的证据，因而解决史料学问题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显得尤为急迫。
　　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历史研究，其基础就是史料学工作。这种历史研究的要点，是以基本的历史史料为依据，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对象进行动态考察，以求避开逻辑理性的绝对性，作出符合历史现状的判断。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方式称作“微小叙事”。正是千千万万个“微小叙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生活世界出发，才建构了生成现代社会每一类现象的社会交往“景观”。这种研究方式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些具�的历史文本的研究给人很大启发。不过，它们大都围绕经典文本进行，还缺少面的拓展。由于编年�文学史的一个基础工作就是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辨和钩沉，这必然能够加强当代文学的史料学建设。同时，撰写编年史，也使“千千万万”分散的史料聚点成面，以之形成了一个界标清晰、行貌完整的当代文学地图。所以，基于史料学基础上的当代文学编年史，仍然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有效组成部分。
　　确定文学史的内容和界限，建设相关的史料学，对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确实有重要意义。在这些方面，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文学史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情况又有所不同。例如，在文学史研究中，因果联系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当代文学距今较近，史料非常庞杂，如果研究某种文学行动，在仓促之间往往难以辨认与之相关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太近，历史事件及过程还未成为过去或最终结束，也不宜盖棺定论。除此之外，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现实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宰制，人们对这些隐秘力量如何作用于当代文学的资料所知甚少，即使有所了解，也是一鳞半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英国著名的当代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对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论述历史女神的长袍是无缝的天衣，而是辨别所编织的各种不同的图案。”这句话对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因为由于上述客观条件的制约，对历史过程的重构可能不是当代文学史最核心的学术诉求，应该允许一些史著以辨识“编织”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同图案”为主要任务。这样的史著要求研究者如果考察某种文学行动，就需要辨识与之同时发生的或相关的事件、行动，并考订清楚与之相关的外在因素。这样一来，编年�例自然就成为编纂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重视辑录历史史料本就是编年史的最大特征。它一般将相关文学事件按年、月、日的第次细致编排，最大限度地把当代文学史的不同“图案”辑录在一起，勾勒出历史的大致轮廓。并且，这些文学史料没有传统文学史的语言逻辑为之勾连，只是以一天、一月和一年为统制堆积在一起，粗一看，琐碎杂乱，但其叙史方式就暗藏在这种时间编排上。它虽然也像传统文学史一样，按照历时的顺序铺排材料，但是，编年史的时间力量，还可以显现在共时态的叙述上。串联文学史料的时间，都不仅仅是同一、匀质的时间能指。“每一种对过去编年史的分析都表明，历史是由大量完全不同的编年规则构成，例如，有的是迅速和缓慢变化的，有的是循环和线性的，有的关注某个故事的过程和转折点，有的指向过去、现在、将来等等。从编年史的观点看，历史时间所表现的，远不只是一种在时间的不同规则和看法之间暂时的和周期性的相互影响，这些不同的规则和看法被展现为一种构成历史本身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历史的抽象和超理论的顺序。”看似琐碎散乱、异象纷呈的史实，铺排在同一个时间内，就呈现了一个时段文学的多维走向。这种历史发展的多维性恰恰与当代文学史实际状况相对应。其他时期的文学发展历史内部也存在多维性，不过经时间汰除，杂质大多已经不在，文学史线索相对清晰。当代文学史缺乏这种客观条件，其多维性特征因而显得格外明显。编年�例的述史方式，正好把当代文学史内部存在的非统一性表现出来，更接近于历史原貌。同时，它客观性强而很少主观构建痕迹，不直接给读者提供结论式的断语，也不标榜自己在探索文学发展规律，只是从各个方面尽可能具�生动地展示有关的文学史细节、画面和素材，提供相关的原始材料，让不同读者都有可能从不同角度去发现新问题，这可以规避“当代人修当代史会有过强的主观因素干扰”的常见指责。
　　当然，要想编纂出优秀的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仅仅做到这种程度也是不够的。刘知己论《春秋》的文�特征是“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但是，“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刘知己明白地指出了传统编年史精粗不厘，主次不分的�例缺陷。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规避这种缺陷，可以充分利用“历史大事记”和主要作家年谱两种�例。确定“历史大事”和“重要作家”，本身就是完成文学史的经典“辨识”工作。厘清粗细，区分主次，也可以使“混杂”的当代文学史眉目清晰。同时，按年代的先后顺序，第次排列重大的与文学相关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活动，也可以使文学史一目了然，脉络清晰，易于掌握和运用。据此种方法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就可以粗略勾勒当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和结构，进而从中把握当代文学的性质。
　　
　　三、一种需要重新建构的文学史�例
　　
　　当然，依据上述方法，还不足以保证编纂出优质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著。现代以来，为数不多的编年史著作往往沿袭传统惯例，只是以严格的编年顺序，把那些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件辑录下来，历史事件在其中如同以时间为绳串在一起的珠子，彼此之间再无其他内在联系，因而被视为简陋的“史料长编”。可见，编年��例受近代史家冷落不是没有原因。已有经验告诉我们：单纯的复古，是无法适应现代史学发展需要的，要使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能够在当代文学史著中占有真正受人敬重的地位，需要我们采用新的方略。
　　德国学者L.赫尔舍尔曾提出需要重建一种“现代版”的“新编年史”，他的想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路径。关于何谓“新编年史”，赫尔舍尔的表述比较生涩。著名的历史理论家海登?怀特在《故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作用》一文中的意见，可以 有助于我们理解赫尔舍尔的“新编年史”理论。海登?怀特认为，编年史看上去通常想要述说一个故事，渴望一种叙事性，但一般都一无所获，原因是缺乏“一种叙事的结局”。他指出，“缺乏一种叙事的结局往往是编年史的标志。与其说它没有结论，不如说它完全中断了故事(历史)。在编年史家自己眼前，它开始打算讲述一个故事，但一开头就被打断了；事情仍无法得到说明，或者说，事情无法以一种类似于故事的方式得到说明。”实际上，在编年史中，叙事的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不缺，但是编年史仍然被视作缺乏故事性，原因是其缺少对相关叙述要素进行有机组合，使之形成关于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的过程。“历史叙事与编年史比较，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情节结构的清晰展开。”强调文学历史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实际上是强调文学史叙事的完整性。人们对编年史一个常见的评价是琐碎杂乱，即是批评其在历史事件辑录中，往往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单个辑录，缺少对历史事件进行系统而清晰地梳理，缺乏关于历史的整�性叙述及随之而来的、清晰的历史构形。编年史之所以被现代史家轻视，根源就在于此。海登?怀特指出：“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一位历史学家在报道事件时可能如何客观、评价证据时如何明智、记载确定日期时如何谨慎，只要他不能给历史实在一种故事形式，其陈述就仍有欠缺，而不成之为真正的历史。克罗齐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因此。赫尔舍尔所谓重建“新编年史”，就是要赋予编年史完整叙事的能力，以改变其琐碎散乱的旧貌。这给我们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提供了启示。
　　所以，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超越性，可以从建构编年史的整�性叙事入手。采取何种方略，需要撰史者放弃门户之见，吸纳众家之长，向已有的历史经验求助。我们期望当代文学史编纂获得创造性的突破，但不意味着与已有的历史经验绝缘，恰当的方式，反而是有效借鉴过去，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建构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整�性，应该构建编年史时间的逻辑整�性。在传统编年史中，时间兼有显示共时性的功能，但主要是一种编排历史事件的工具。在现代史学中，时间不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据赫尔舍尔考证，在20世纪初，时间还是康德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是一种“中性的”、“感知的普遍形式”。“‘历史时间’一词简单地表示历史的时间”，并不“揭示所有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首先表明历史时间在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性特征，“这种假定的整�性事实上是一种产生幻觉的形而上学结构”。自年鉴学派之后，现代史家大都重视时间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时间成为文学史家表现文学史整�性的重要手段，断限与分期，因而成为文学史叙事的一个重要工作。
　　文学史假定的整�性时间，是一个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象性结构。建构想象性时间结构，目的是为了解释文学事件的意义。一个文学事件只有放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中，才有可能考察它的历史意义。如果抛开其他相关的线索，只有一个单一的事件，即使这个事件轮廓再清晰，也无法确定该事件的历史意义。而把这个文学事件置于某种网络的方式之一，就是建构关于它的时间维度。所以，文学事件本身无所谓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在寻找它的历史意义时，才会关涉到这些。有中国学者指出：“文学史实践必须努力复现出文学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意义单从作品本身是无从�现的，只有将该作品置于它所处的创作环境中，既理解和追溯它的源，也追寻它在当时的意义和对后世的作用，也就是流，这样的文学史考察才称环节完备。”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要想超越传统编年史“中性”时间特征，就应该吸纳现代历史时间的历时观念，使时间兼备纵深演示的功能。方法是借鉴已有文学史建构时间的方法，界定一个大的历史时段，在历史时段下分期，在分期中再使用传统编年史年、月、日第次编排的方式。这样一来，编年史时间拥有了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文学事件被置于一个由时间的经线和纬线编织的网络结构中，就不再是传统编年史中孤立的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在这种由先／后、左／右勾连而成的历史情境中也得以完整表现。
　　在现代文学史著中，大的文学时段往往伴随有“绪论”、“概述”等总括性论述。这种述史范式也是建构文学史整�性的重要手段。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作品的生产和传播，都不是孤立的纯文艺事件。恰当的总括性论述往往能够重现文学发生发展的整�性情景。现代文学史学的经验，启发我们可以引进这种总括性述史方式，使之出现在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大的历史时段或某些分期中，拢琐碎散乱的文学史料为一�，也引导阅读者形成比较清晰的历史图像，不至于为琐碎的编年史料所左右。如此一来，散碎的文学史料就如同混乱的羊群拥有了头羊，不至于迷失在历史的森林里。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都借用了这种总括式论述方式。这代表着编年�文学史写作的一次重大进步。不过，在借用这种总括式论述时，也需要尊重编年史重客观和丰富性强的特征，不可喧宾夺主，应该使文学编年史�现编年史的概貌。
　　重建编年�文学史整�性的另一个有效方法，是借鉴一些传统的历史编纂�例。在旧的历史�例中，纪传�和纪事本末�应该引起编纂者的重视，因为它们本身的特点正好弥补了传统编年�例缺乏整�性的缺陷。
　　纪传�，是一种传记模式。在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时候，可以为作家做小传或评传，也可以为重要作品做相关评述。这些方式都属于纪传�模式。纪事本末�专记历史大事或要事，力求把撰述对象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叙述下来，而与此事无关的则置之不理。这种�例模式，可以用于一些重大的文学事件、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综述，位置可以放在该事件出现之初、出现之末，或者恰当年份的末尾，做总括性的概述。不管是纪传�，还是纪事本末�，都暗含一个时间流程，所以，辅助性使用这两种�例，就可以自然赋予编年�文学史以局部的整�性，从而在编年�文学史散乱的史料之间加强联系。同时，这两种�例在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中的辅助性使用，可以帮助完成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空结构的空间布局工作。因为纪传�和纪事本末�描述的历史对象，都是当代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事件。对他／它们作较为详细的传述，营构历史对象存在的特定的故事情景，赋予历史对象历史意义，可以借此完成文学史建构文学经典的工作。适当使用这些�例，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可以摆脱传统编年史的僵死呆板，平面模糊的形貌，呈现为主次清晰、立�生动的图像。在借用上述两种�例时，同样要尊重编年史客观性特征。这要求编年�文学史中的纪传�和纪事本末�叙事，不是编纂者直接站出来叙述一个关于某个作家、作品或文学事件的故事，而是采撷不同观点的相关史料，组合成关于历史对象的有层次的序列，形成了一个“橘瓣式”的历史叙 事范式。具�的原则是金克木所谓的“让资料自己说话”，操作方式是“先列举资料”，“查考必全，但列证不以多为贵，只举其要者”。这实际上是总合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家之长，形成了“新编年�”文学史特有的�例表述方式。它与传统文学史区别就在于，后者常常专注于介绍某一类(包括与该类相关)的历史观点，而它则务求对有关历史观点的介绍能够做到“杂而求全”。这种“橘瓣式”表述方式无疑会帮助研读者了解全面的历史，从而加强编年�整�性的印象。
　　编年�当代文学史“橘瓣式”叙事范式的奥秘。在于它是一种�现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精神的述史方式。按照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观点，历史事件的意义只有在一定的叙事结构中出现，离开了这个结构，事件相应的意义也就不在。?决定历史事件意义的，是该故事，是存在于故事中的事件与他者产生的联系(即事件所处的故事情境)，而不是事件本身。所以，赫尔舍尔认为，“事件不外乎故事的要素”，“事件的历史意义存在于讲述它的由来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之中”。这意味着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开放性质的，历史事件相当于橘梗，关于它的每个故事就是橘瓣，环绕在它的周围，伸向不同方向，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历史序列(故事)中的意义也获得展示。同时，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史料堆积在一起，也会产生碰撞、对话，使文学解释的多维性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既发散，又统一，形成围绕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或一个历史事件多层面的历史叙事，这就是新编年�文学史历史叙事方式的优势。这也是赫尔舍尔所希望重建的“新编年史”。他说：重建“新编年史”，“方法是将相同事件的故事以它们在不同时间被讲述的样子置于一种编年顺序中，就像考古学遗址随着时间推移而累积并且必须由考古学家清除掉的土层。为了确立某个过去事件的历史意义的完整性，人们不得不画出一条纵向线直透原始材料的底层。只有当我们将所有这些层次理解为最下层对象的历史的不同部分，我们才能界定它的历史‘意义’”。赫尔舍尔所谓的“新编年史”，就是既继承传统编年史的客观性和丰富性，又注意展示历史事件的不同故事序列，重建历史的叙事性和整�性。这正是我们需要编纂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总之，在当代文学史写作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编年史�例的出现，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只是学界需要注意，编纂编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必须要切除编年�缺乏联系性的弊端，赋予编年史以纵向度的叙事性，并发扬编年�并置叙事的优长，重建编年�文学史的历史整�性，只有依据这些原则编纂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才有可能重建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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