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磨灭的视觉_难以磨灭的记忆
时间：2019-05-05 03:23: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般人以为，时代之标志，是事件、概念、学说，或者伟人、名人。这一切当然都是。但是真正使人难以磨灭的印记恰恰是视觉。 “文革”期间，最为大家熟悉也最大众化的图像，就是出现在各地黑板报上的大批判图案：工农兵一手高举“红宝书”之类的革命符号，一手指向敌人——或是“走资派”，或是“苏修”和“美帝国主义”，反正就是被革命铁拳吓得浑身发抖的漫画人物——坏蛋。这种群众艺术一开始是画家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随后成为众所周知的、应付基层学习任务的简易图案。从来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图案是艺术，例证之一是，“文革”后期，国家开始组织全国性的美术展览，入选标准非常“革命”，却没有谁会把这类创作送展。“文革”以后，令艺术界最反感的也是这类图案，以至于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销声匿迹。
1992年，多年坚持前卫立场的艺术家王广义，率先在广州的一个展览上展出新作《大批判》，所用形象就是“文革”期间广泛流行的图案。这一作品是王广义此后获得世界名声的系列作品的开端，由此获得了中国“政治波普”代表的称号，迅速举世闻名，作品也被世界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售价高得吓人。
我记得当时在广州的展览上，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上一代艺术家对此表示了极度的愤怒。他们认为，这些图案是那场浩劫的象征，是毫无艺术性可言的“极左垃圾”。有意思的是，这一代“文革”初期正值中年的艺术家，其中不少正是参与制造这一“极左垃圾”的始作俑者，在1972年全国美展重现时，他们大多热情地按照当时的政策从事创作，画出许多标准的“文革艺术品”。“文革”后形势变了，这些人自然而然又投身到艺术解放的大潮中，以唯美主义为风格指向。但不管如何，他们当中除个别上了“四人帮”的贼船，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作品也没有被批判。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当人们——包括他们自己——淡忘了那个年代的革命风格后，这些作品居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艺术市场中突然走红。如刘春华执笔的“文革第一油画”《毛主席去安源》，1995年拍卖价高达600万元。这在当年可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如果今天这幅油画再拿出来拍卖，也许价格还会翻几番。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文学界的情况与艺术界刚好相反。在“文革”中走红的少数几个作家，无一例外在“文革”后都受到了清算。1974年因写作《西沙之战》长篇报告诗而出名的张永枚受审查多年；被称为“文革惟一作家”的浩然，日子也不好过。尽管后来他们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浩然还成为北京作协的主席，但是经过这一冲击，他们的灵感似乎都消失了。张永枚不再有诗作出版，浩然只剩下了写文章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关键是，人们不再阅读那个年代风格的文学作品，这说明“文学解放”不是虚言，而是实在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人们再也不会像“文革”时期那样去观赏“文革绘画”了，但王广义用一种艺术界称之为“波普”的方法，奇妙地复活了典型的“文革”符号，也就是最“革命”的那一类图案。全世界的博物馆争相收藏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说明在西方博物馆专家们的眼中，这一符号与风格具有时代意义，是指向一个时代的重要的视觉标志。
今天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那些在1992年肆意漫骂“政治波普”的上一代艺术家们新时期的创作了，因为的确乏善可陈。人们还有兴趣讨论的，反而是他们当年的革命创作。倒不是这些创作中的所谓“艺术性”——而是其中的“历史性”，一种曾经控制我们审美与观看的统一样式，是如何修改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可怜的肉眼。
【摘自《新世纪》201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