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因”不“确”疑点更“疑”:余纯顺疑点
时间：2019-05-05 03:23: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拜读了《唐圭璋确因拒批〈沁园春·雪〉遭解聘》(《博览群书》2012第1期，以下简称“曹后文”；曹先生2005年发表的《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发表与唐圭璋遭“中央大学”解聘》简称“曹前文”)，本来以为曹先生读了拙文（《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唐圭璋未因拒批〈沁园春·雪〉遭解聘》，以下简称“拙文”）后能够提供新的证据。遗憾的是，“曹后文”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
“曹后文”虽然承认了唐圭璋、陈中凡抗战期间在重庆“同校任教”这么一个大错误（经“拙文”指出），此点应该值得肯定，但却把唐在重庆中央大学两次向陈问计的讹误，改口说成前一次是唐“专程赴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陈中凡老师家求教”，令人深感遗憾。
平心而论，对于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和成都之间行路的问题，我了解不多，因此，“拙文”谈到重庆到成都的距离时，只能以“蜀道难”云云表示。这次读到“曹后文”，专门请教了朋友并查找到一些资料，日后和唐圭璋同在南京师范学院教书的地理学家李旭旦1942年曾在《地理学报》发表《西北科学考察记略》，其中谈到他从重庆到成都的经历：“十六日始开车，……十七日午后专车抵蓉。”直达专车尚且需要隔日到达，普通汽车沿途需要上客下客、走走停停，耗时肯定更长。
“曹后文”声称的唐陈问计的时间，是在1945年11月之后，当时日军已经投降，大批在川的“下江人”争先恐后还都，海陆空交通状况达到前所未有的极度紧张的程度。当然，我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无法臆断唐先生那个时候去还是没有去过成都。不过，倒是可以对其中的可能性稍作分析。彼时，唐先生已经担任中央大学教授2年（1943年晋升正教授），作为一名年逾不惑的中年人，碰到此类敏感性的约稿的事情，即便有所犹豫，也理应有独立判断能力。如果陈中凡就住在隔壁，向来师生关系和睦的话，拿不定主意，去征求个意见，不是没有可能。但当时两人相隔数百里，不但是难行的蜀道，而且还处在乱世（日本刚投降，世象纷乱）。即便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师长点拨就无法行动的人，也未必会因为一件三五十字的唱和词作的稿约之事，专程从重庆跑到成都去问老师！除非当时唐先生不但有时间又有闲钱，而且还有先见之明，知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4年后将夺取政权并建立新的中国，谢绝约稿会成为一件大事，必须为此不辞劳苦于兵荒马乱之际亲自赴蓉向老师请教对策！
缄默无缘由披露费思量
假如唐先生拒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确有其事，在1949年后非但不属禁忌，而是坚持了正确立场、拒绝了拉拢引诱的“义举”，本属聊以自慰的“先见之明”，如何会成为曹先生笔下“长年埋藏先生内心守口如瓶的隐秘”呢？曹先生始终没有说明白。至于唐先生临终时又把隐忍了一辈子的秘密和盘托出的原因，曹先生前后两文也未做任何说明。我完全相信曹先生所辩称的“唐先生所立遗嘱，并非我的杜撰，更不是伪造，而是当着公证员严xx的面，在遗嘱上签名、盖章”，不过，我好奇的是，唐先生拒批毛词而遭解聘一事与唐先生的遗嘱公证有何关联？难道遗嘱的内容提及到解聘一事的来龙去脉？唐棣棣女士是唐先生暮年时唯一健在的小女儿，并一直和老人同住，想必她应该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然而，唐棣棣和夫婿卢德宏在唐先生去世1年后所写的长文《词学大师唐圭璋——记爸爸一生》（初载1992年8月出版的南京《鼓楼文史》第4辑，后刊于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谈到唐圭璋被中央大学解聘时，也只是说伍叔傥“借口两系人多，在两系合并时，将爸爸解聘了”，只字未提曹先生所谓的拒批毛词被中大解聘这等“大事”的内幕！对此，不知道曹先生做何解释？
蜀道与书信子虚原乌有
唐先生、唐先生女儿都没有对外提及的关于拒批毛词内幕，另一个当事人陈中凡有没有说法呢？同样没有！姚柯夫编撰的《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本）事无巨细，多有记录，连每年收到师生友朋的信件都不遗漏。在年谱中，笔者找到唐圭璋1939年给陈呈诗、写信的记录（P42-44），至于《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也收录了唐圭璋1938年致陈中凡的一封信。颇有意思的是，写这封信的时候，唐在成都北郊的宝光寺，而陈在成都的华西坝，两地距离不足30公里。唐在信中说“下周星期三，生拟来蓉盘桓，约四时左右，当偕东大同学郑家俊兄同趋前一谈,惟不知届时彼有课与否耳？……”相隔20多公里前去拜访老师都会提前书信联系，那么如果特意从重庆去成都商讨重要的事情，更应该提前书信通知老师。否则舟车劳顿到达成都，怎么知道会不会扑个空呢?
此外，抗战期间重庆和成都之间联系方式有很多，电话或快信等方式都比亲自跑一趟成都的成本要小很多。既然曹前后两文中所声称的唐推掉易约稿一事也是用书信的方式，而且从1946年6月收到易君左的约稿信到8月回复，中间隔了1个多月，可见事情并非紧急到非要跑到成都才能说清楚的地步，为何不能向老师写信寻求建议，而非要不辞辛苦来一趟莫名的蜀道之旅不可？
事实上，由于“曹前文”唐、陈同校的讹误“穿帮”，唐向陈两次当面问计的可能性不复成立，因此“曹后文”为了自圆其说，只好把第一次问计改口为“专程赴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陈中凡老师家求教”，而第二次问计则含糊其辞为“为此，唐先生经陈先生指点写第二封信回复”，因为当时陈中凡已经不在成都、随学校还都南京去了！即便确实存在第二次问计，曹先生也无法让读者相信唐先生会跑回南京问计的，因此只能含糊而过了。那么，既然不能当面问计，这里的“指点”显然只能通过书信形式进行。令人遗憾并费解的是，陈中凡一向珍视亲朋友好信札，600多封信札分卷保存，封面由书法家题签并以白宣裱褙（见《清晖山馆友声集·陈中凡友朋书札》前言），唐圭璋30年代末在蜀地呈上的普通问安信件及唱和之作都能够携带还都并保存至今，而蹊跷的是唐圭璋40年代中寄往南京的重要问计信函却不见踪迹。
《词学大师唐圭璋——记爸爸一生》一文透露，年过半百的唐先生1951年2月自苏州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束后离开江苏，被分配到东北长春会计专科学校工作。“离乡背井，抛下亲人，到遥远的东北，这种凄苦的滋味，也够他承受的了。”个中之谜，虽不得而知，但了解1949年后知识分子状况的话，也不难揣度。
一向追求进步的陈中凡，1949年后著文批过胡风、批过右派，写过自己参加“五四运动”进步经历。他曾在《驳斥“探求者”的所谓“人情味”》（见1957年《雨花》第11期）一文中说：
就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来说：解放之初，在1949－1951年，党为了消灭三大敌人实行镇反政策，当然要用无情的斗争；至于人民内部，在1952年进行思想改造，党特派专职干部，整整用五个月的工夫，帮助我们彻底检查过去的言行和思想，我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真像春秋时代蘧伯玉所说：“行年五十,知四九年之非”，从此我才遇事运用自我检查，自我教育，克服了重大的错误。这是共产党给我最大的一次教导，使我没齿不能忘记的事。
试想，如果一桩拒批毛词的问计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即便唐圭璋出于种种他人未知的原因对拒稿一事而守口如瓶，经历了5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思想上有了重大改变的陈中凡焉有缄默的道理？
批毛、拒批毛一同遭解聘
曹先生前后两文都说唐圭璋是因为拒批毛词得罪了国民党当局而为中央大学解聘，却始终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并且唐先生回信中提到的“中国之词”实在不能说明此次约稿与批毛有关，当然易君左的约稿信原件下落不明，否则问题可迎刃而解。就我们从朱东润的回忆中所知，中央大学还都复校后的人事风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因素，但主要还是派系之争。如曹前后两文所言成立，那么试问，伍叔傥是秉承谁的旨意解聘唐圭璋呢？当时一直追随张治中将军的易君左只不过短暂出任上海《和平日报》社副社长（不久即赴兰州《和平日报》任职），他何来的大权可以对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连襟伍叔傥发号施令？再者，伍、易两人也向来没有什么交集，即便是易君左对唐有不满要落井下石，伍会不会去卖他的人情也是未知数！令人惊诧的是，“曹后文”竟然又凭空冒出伍叔傥说唐先生被中大解聘且“永不录用”！试问民国之高校，不要说是系主任，即便是贵为校长，有谁可以对教授说“永不录用”这种昏话！
“拙文”引用1946年10月5日储安平主编《观察》第6期发表的《中大“解聘”教授别记》一文，该文透露中央大学还都复校后中国文学系解聘的教授除了陈白尘、吴组缃、唐圭璋等人外，还有卢冀野。易君左在《胜利与还都》（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5月初版，P52）一书中谈及毛泽东《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的影响时记载，“左翼文人如柳亚子、郭沫若等就大量制造‘捧毛’的沁园春和韵词，右翼文人如卢冀野、王平陵等就大量产生‘反毛’的沁园春和韵词，针锋相对，旗鼓相当……”走笔至此，如果按照曹先生的逻辑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怎么批毛的、拒批毛的，都遭遇被中大解聘的命运呢？读者也完全有理由质疑说：如果易君左有能力左右中大解聘不听命于自己的唐圭璋，那么他也完全有能力让中大续聘自己的好友卢冀野！
再退后一步，如果唐圭璋确实因为听了陈中凡的建议不批毛词而被中大解聘，陈中凡理应在事后为唐在金陵女大谋个教职才对啊！知名学者吴组缃与唐圭璋同一个时期遭中大解聘之后，就是被陈中凡聘请到金陵女大任教的（见《陈中凡年谱》P56）！
讹传已远播更正遥无期
“曹前文”虽然发表在2005年，不过，曹先生的学生曹辛华、郑伟丽早在2002年就在《书屋》杂志发表《唐圭璋与“沁园春·雪”》（“拙文”原稿曾有提及，但发表时因篇幅原因被删削），透露了曹先生在纪念唐圭璋诞辰100周年活动上披露唐老被中大解聘的所谓内幕。此文既出，尽管诸多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唐圭璋因拒批毛词被中央大学解聘的说法因为是“唐老生前助手”所披露，迅速甚嚣尘上，不但为多人多文所引用，还被收入多本书中，俨然成为“信史”。几年之后，曹济平先生再亲自为文，依然重复唐、陈二人抗战期间同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不实之词，所谓纠正已在2009年和2011年了（“曹后文”中所谓《生活》2009年5月号“改正后的表述”，不过是“无心染指政治，更不愿做‘御用文人’的唐圭璋遂到成都找中文系主任陈中凡商量”罢了），而且讹传早已远播，更正无期……
“曹后文”再次拿出1946年8月唐圭璋写给易君左的信作为唐拒写批毛词的证据，关于此信，“拙文”已有具体分析，本应不赘。但曹先生既然称此信为推托之词，那么我就要再认真一下，多唠叨几句。如果说唐圭璋给易的回信目的在于敷衍，不妨直说“还都复校，路程迢遥，待安定之后再联系兄”云云，何必留下“土桥清华中学周光午先生转，月底则返中大”的字样？本来是为了跳出约稿的圈套，如何还要留下地址再投罗网呢？
顺便说一句，“曹后文”提到2011年4月26日《金陵晚报》所刊《回绝国民党当局，被中央大学解聘》一文，声称户籍卡“透露唐先生1946年8月底回宁‘即遭失业’的背后有着很大的隐情”。我找到这份报纸，发现其中并未提及户籍卡是唐先生亲笔，但曹文中却说是唐先生“亲笔所书”，不知道什么根据？此外，我只看到户籍卡上唐先生的服务处所为金陵大学而非中央大学，与唐先生自传中“回宁之后，不久即遭失业”的描述相吻合，却未能看出这张户籍卡能解释当年遭解聘的隐情。而《金陵晚报》所刊的内容和曹前后两文所依据的来源，不都是曹先生当年散布的不确之辞吗？
我依据历史事实，两次为文，否定曹先生所谓唐圭璋因拒批《沁园春·雪》而被中央大学解聘的不实说法，丝毫无损于唐先生的形象。唐先生以词学研究的辉煌成就足以彪炳史册，在政治上为其涂脂抹粉之举，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纯属画蛇添足。和“曹后文”同一期的《博览群书》刊有黄团元的《引文须认真辨析》一文，对几种容易产生讹传的情况加以具体分析，有理有据，其中“言之凿凿的‘出处’也可能以讹传讹”及“当事人的回忆也会记错”两段特别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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