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低调成大业] 大业未成
时间：2019-05-05 03:18: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东阳，字宾之，今湖南茶陵人，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年）生，幼时因戌籍居北京，其父李淳是饱学之士，以开私塾为业，对他教育有方。他4岁就能写斗大的字，有“神童”之誉。景泰帝闻之诏试，高兴得将他抱置膝上，赏赐瓜果。
在弘治朝，李东阳可谓春风得意
李东阳18岁中进士，从成化到弘治初期，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讲、侍讲学士、太常少卿近三十年。弘治五年出现旱灾，朝廷求言，他摘《孟子》七篇大义，并附对时政的意见数千言上陈。弘治帝很赞赏，将他升任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内阁，专负责诰敕之事，并于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时入文渊阁参与机务，后来又升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李东阳在内阁与谢迁和首辅刘健同心协力辅佐弘治帝。弘治帝比较贤明，善于纳谏，注意节俭，不让宦官得势，因此，天下比较安定，旧时史家有“弘治中兴”的好评。对三位位同宰相的大学士，民间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独侃侃”的称赞。李东阳关心民间疾苦，直言敢谏。弘治十七年山东的阙里庙重建，他奉命前往祭祀，一路考察民情政情，回京后将所见灾患、民生痛苦和时政弊端如实上奏，痛切地指出：我自己若非经过其地，只在官府中看看公文，尚且不知详情，何况是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陛下呢？如果皇帝陛下知道实情，暂不处理，问题不算大，如果下面隐瞒不报，那么带来的祸端却是很严重的。最后说，过去皇上因灾异征求意见，群臣尽言无讳，但屡次下的诏旨涉及内廷权贵，常受其掣肘而拖延作罢。这次我的上奏恐又成虚文，建议将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决断必行。弘治帝并未因李东阳触犯自己而愤怒，而是加以称赞，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由此可见李东阳的铮铮风骨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史书还称赞他：由于极力鼓励帮扶后辈，举荐扶持才品兼优者，学士大夫出其门者却有所成就。他是文章大家，朝廷的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笔，天下传诵。他又工诗词书法篆刻，是文学上“茶陵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流派力图摆脱明初“台阁体”的一味仿古，对以后的明代诗风有相当影响。史书称赞：“自明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世奇后东阳而已。”
李东阳独留内阁，居于首辅之位，却须仰刘瑾鼻息，“悒悒不得志”。在明代，司礼监太监在皇帝身边掌管机要，权在内阁之上，可是刘瑾并不就此满足。他权欲熏天，又很狡猾，总是在正德帝玩得高兴或醉酒时呈上奏疏，这个当着皇帝又视当皇帝如儿戏的大玩家竟说：“吾用汝若何事？乃溷(hùn)我！”意思是我用你干什么？竟用这些事烦我。于是，内外大权都归刘瑾。正德帝毕竟是一国之“至尊”，朝中大事还须假他之名而行，对此刘瑾采取了特殊手段，所有奏章都要先呈送给他，称“红本”；他没多少文化，便带回家中，由其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华亭大猾张文冕篡改，焦芳润色，称“白本”，然后上呈皇帝。他下达的皇帝旨敕真假混淆，难以辨别。于是，出现了迫害人民和正直官员的许多暴政。他的党羽分据要津，特别是东厂、西厂和他亲自设立和掌控的内厂，监视官员、百姓和太监，而对有忤于他的官员则决不放过，对朝中老臣驱逐殆尽。京剧《法门寺》将刘瑾描绘成颇有正义感的为民伸冤的形象，与历史真相相去太远。
委曲辅佐，希望对朝廷起到好作用
对于作为内阁首辅的李东阳，刘瑾表面尊敬，称他“先生”，实则将他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下属。焦芳被刘瑾安排入内阁后，因李东阳位在己上，常向刘瑾说他的坏话。因此，李东阳主持编写的《通鉴纂要》完成，刘瑾派人挑出一些文字笔画上的小毛病就革除了几名謄录官，并欲株连李东阳。李东阳“大窘”，降身屈尊请焦芳和另一瑾党张綵向刘瑾求情，这才免了祸。
阁臣中还有个正直的王鏊(ào)，为抵消焦芳的力量，李东阳又缓引正直的王鏊入阁。可是，王鏊忍受不了刘瑾的凶暴坚决辞官而去，刘瑾立即又安排刘宇、曹元两个亲信入阁，所以李东阳实际上在内阁是势孤力单的。他没有像王鏊那样做，而是小心翼翼、“委蛇避祸”，对刘瑾炮制的那些上奏的“白本”，他常默然不置一词；刘瑾在京城修造玄真观，他为之撰写碑文。这些有污他昔日清名的窝囊表现，为气节之士诟病，侍郎罗杞是他的门生，写信给他说如不辞官就请削去他的门生籍；有人还向他投寄匿名诗，讥讽他是“伴食中书”，并以鹧鸪和子规两种鸟的蹄声为喻，劝他不如归去。他忍受了这些误解，坚持他当初独留内阁的打算，如他后来所说，之所以委曲辅佐，就是希望能对朝廷起到一定的好作用。他毕竟有很高的声望，正德帝也信任，所以刘瑾有时也不得不采纳他的建议。
《明史》说他“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亦阴受其庇。”如刘瑾实行对犯法者的连坐法，株连无辜的人，经李东阳的努力得免；刘瑾对被贬斥的官员实行罚米实边，经李东阳努力，改为在其原籍交付，免去了他们长途搬运之苦；姚祥、安奎等几位官员因得罪刘瑾，“皆荷重校（枷刑）几死”，经李东阳努力改为谪戌或贬为百姓。
正德三年御道上发现一封历数刘瑾罪恶的匿名书，刘瑾竟矫旨罚百官于烈日中跪奉天门外，接着又将五品以下三百多人关进监狱。经李东阳等力救，刘瑾也听说匿名书是太监所为，众官才得赦免，可是有几人已被晒死和赐死于狱中。刘瑾对刘健、谢迁衔恨入骨，他们辞官后不久刘瑾就将他们列入奸党公布于朝，后来又捏造“循私援引”的罪名，矫诏逮他们治罪和抄他们的家。幸赖他们当初责备过的李东阳努力解救，最后以削职为民了事。
得到李东阳解救的贤臣不少，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杨一清，他是后来诛除刘瑾的关键人物。此人文武兼备，曾总制西北三镇军务并任右都御史，因不依附刘瑾被诬为“冒破边费”下锦衣卫狱，经李东阳力救去职还乡。后来陕西的安化王朱寘( zhì)鐇（fán）反叛，据说经李东阳推荐，重起用他总制军务讨伐叛乱。平叛后他与监军太监张永密谋，准备回京后向正德帝揭发刘瑾将安化王叛乱的“檄文”扣压不报的行为，因这“檄文”中列举了刘瑾的种种罪状。张永同刘瑾矛盾很深，他们没有按照刘瑾规定的时间而提前回京。张永回宫面见正德帝，趁刘瑾离开的机会呈上“檄文”，喝多了酒的正德帝大怒，说“奴负我”，先是决定将刘瑾安置凤阳。后来亲自带人抄刘瑾的家，不仅发现数量巨大的金银宝物，还有伪玺和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谋逆的证据，于是下令将刘瑾处以磔(zhé)刑（把肢体分裂的酷刑）除了一大害。
刘瑾被除后，正德帝又宠信太监江彬等，仍然游乐无度，在宫中修建的“豹房”内沉湎声色，荒于朝政。李东阳屡上谏言均不听。李东阳于66岁时以老病乞休获准。《明史》说他：“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可见他是廉洁自奉的，致仕还家后生活并不宽裕。由于他精于诗文书篆，请购者“填塞户限”，他便可勉以为生。一日他的夫人送上纸墨，他露出倦色，夫人笑着问：今日待客桌上可以没有鱼菜吗？他才又高兴地提起笔来。他70岁辞世。
李东阳在所写的文章中曾将唐代的褚遂良同狄仁杰作比较，认为褚遂良死武则天之立，狄仁杰不死武则天之篡，是“死者难而易，生者易而难”；“然臣子不幸当此，能为仁杰则为之，不能则必为遂良，乃不失正”。刘瑾乱政时，李东阳选择的是效法狄仁杰。
（摘自《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