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青铜文化中被遮蔽的猛兽纹饰与符号]青铜纹饰

　　提 要：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被定名为“鹰爪形木祖”，然而从椭圆状圈纹和脚趾数量来看，云南青铜器上常见的猛兽图像与符号中也有相似的特征。在滇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仅有纹饰上的差异，甚至连考古学家也很难将它们分清。随着西汉王朝的势力在滇池周围地区的迅速推进，这种虎豹混同的情况已得到彻底改观。同时，在滇国青铜器上广泛出现的猛兽纹饰与符号成为某种特权的象征，而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可能就是这种族群记忆在漆器上的遗留。
　　关键词：滇国青铜器;猛兽图像;豹纹符号;“鹰爪形木祖”;文化特征
　　日本民族学者白鸟芳郎和中国考古学家张增祺等人均发现，在滇国青铜器和北方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的造型艺术之间能够找到某种相关性，比如骑马猎手、动物格斗等图像就如出一辙，而通过杖头铜饰和带柄铜镜展现出来的文化信息也有遗传的因素。1在通常情况下，作为猛兽的老虎身上都有黑色的斑纹，而体格稍小的豹子却有很多斑点或花纹。相比较而言，滇文化中的豹纹符号很容易受到忽视，这种倾向在昆明羊甫头墓地的发掘与研究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从1998年至2001年该遗址共发掘三次，清理墓葬多达846座（包括滇文化墓葬、汉式墓葬和明清墓葬），还被国家文物局评选为“1999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羊甫头最吸引人的是那些装饰华丽、保存完好的生活用具、纺织工具以及各类漆木雕工艺品，尤其是编号M113的腰坑中出土的大量精美古漆木器向世人展示了滇池周围地区鲜为人知的文化魅力，对于研究漆器的制作工艺、装饰造型提供了实物依据。不可否认，这批漆木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形象生动、造型各异的“祖形器”（考古工作者的这一提法明显不准确，故下文将改称“祖柄器”），形态逼真，色彩艳丽。2001年发表的《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以下称《简报》）将造型精美的动物脚形器命名为“鹰爪形木祖”。2宋兆麟先生提出了“滇文化性具”的说法，3李昆声先生因袭《简报》仍称其为“鹰爪形木祖”。4在《昆明羊甫头墓地》（以下简称《墓地》）中则是“鹰爪形木祖”和“脚形木祖”1两种称谓并存。从M113的腰坑中随葬品组合方式来看，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对贵族夫妻，笔者认为，所谓的“鹰爪形木祖”是猛兽图像在漆器上的遗留。
　　一、滇文化墓葬中的猛兽脚形器
　　在《简报》中最初出现的“祖形器”这一提法，具体描述如下：“此组器物除一贵妇形象外，其余多为动物形象，少数为人头，除贵妇身后横立一马腿外，其余均雕刻一祖形器于后。器身髹黑漆为底，用棕红色漆勾勒形象及毛发，祖端髹棕红色漆。”2不难发现，考古工作者对“祖柄器”的认识缺乏清晰的界定，比如说“其余均雕刻一祖形器于后”纠缠的仍是器物的局部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将整件漆木雕理解成“祖柄器”，而不是把局部“放大”。由于考古工作者对“祖柄器”作了狭隘地解释，尴尬的跪坐女俑（M113:381）到了《墓地》出版时就没有再被
　　归入“随葬漆木祖”的行列，而仅仅作为“随葬漆木器”同那些无法分类的“木雕附件”排列在一起。这样的处理极有讽刺意味，因为跪坐女俑身后的那根柱状物分明就不像男性生殖器的模拟造型。这根怪物在《简报》中即出现不同的说法，先是被视作贵妇身后横立的“马腿”，紧接着又演变成为“兽腿，形似马蹄”的东西，而在《墓地》中又再次变回“马腿”。这种反复无常的推论反映出考古工作者以男根为潜在参照系的某种尴尬处境，尽管没有人会怀疑这批鸟兽形祖柄器的写实造型，但并非所有的男根模拟物都能同生殖崇拜联系起来，比如说在明清小说中经常被提到的“景东人事”，说不定哪天就碰巧在某地的墓葬中重见天日，显然这并不能当作古代云南人曾经有过生殖崇拜的铁证。
　　据负责发掘工作的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帆介绍，羊甫头墓地出土的“木祖一端是呈勃起状的男性生殖器，大小尺寸与男根相仿，光滑逼真”；漆木祖的出土说明滇人已认识了生殖原理，制作和随葬祖柄器是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体现，可能还有祭祀巫术等含义，象征着对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企盼。3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完全漠视古人的智慧。不可否认，生殖崇拜有着巨大的文化活力，学术界探索生殖崇拜现象已有百余年历史，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以及中国的闻一多、郭沫若等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当代中国学者更是集中探讨了生殖崇拜的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普遍将生殖崇拜视作不同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过的一种心理体验。生殖崇拜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研究方向，并且还有不断泛化的趋势，即把很多不相关的文化现象都牵强附会地说成生殖崇拜，这种趋势也蔓延到文物考古研究领域。
　　为了进一步彰显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祖柄器”与生殖崇拜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学者们不厌其烦地列举出青铜器上反映男女交媾的图像作为旁证。彭长林认为：“有些祭祀场面和装饰品上有‘男女媾合’的图像，很可能是一种祈求人丁兴旺、粮食丰收、牲畜旺盛的仪式。在羊甫头M113有数件人头、水鸟头、兔头、猪头、鹿头、牛头、猴头和鹰爪形漆木祖，也应具有祈求兴旺繁荣的意思。这种以男女媾合和生殖器崇拜祈求粮食丰收和人口繁荣的祭祀活动在南方地区常见，也是农业民族的一大特点……”2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的干栏式房屋模型内，“最特殊者为屋右后角上之二人，作倚墙拥抱交合之状”，3尽管冯汉骥先生认为“有二人似在立而交合”是一种孕育仪式，4但这种情况同时也表明古滇人将性爱纳入污秽范畴。
　　考古工作者对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漆木器的认识尚有不成熟的地方，比如水鸟形木祖最初被命名为“水鸟戏鱼形木祖”（又称“鸭形木祖”），而人头形木祖原来的名称是“人面形木祖”（又称“人形木祖”）。从图像资料来看，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彩绘的椭圆状圈纹更像是豹脚的特征，这种图像在晋宁石寨山编号为M17:24的铜壶腹刻纹饰中就能清晰地看出来，其他青铜器上也不乏这样的符号）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就是它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收藏的形态各异的猪脚酒杯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而流传至今的彝族鹰爪酒杯却与所谓的“鹰爪形木祖”在造型上没有半点联系。因为这件漆木器的底部有清晰可辨的四个脚趾，而鹰爪酒杯也是一样，估计这就是考古工作者出错的原因所在，殊不知滇文化中的虎豹图像常见有4个脚趾的情况。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有两种豹纹，而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铜啄上也有这种纹饰，脚形器上的椭圆状圈纹则更接近豹尾或脊椎部分的符号。昆明羊甫头墓葬中的漆木器绝大部分都出土于M113的腰坑内，并且多数是作为兵器或生产生活用具的木柲出现的，这是考证动物脚形器（跪坐形女俑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功能的一个重要环节。大致说来，出土于M113腰坑内的漆木器按用途可分为漆木柲、漆木用具和木雕漆器三大类，虽然田野考古报告将全部祖柄器归入木雕漆器的行列，但是我们仍可将男根状的把柄视作一种特殊的漆木柲。笔者认为，这套“祖柄器”可能就是某种特制的祭祀用具，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将它们视作古滇人曾经盛行过生殖崇拜的一种实物依据。 　　二、滇文化中被混淆的猛兽图像
　　最近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证实，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中没有出土猛兽形铜饰物，楚雄万家坝古墓群中只有“二熊相对而立”。1在元江县城附近发现的“羊角钮”编钟上的阳刻纹饰“因线纹模糊不清，似为一跃虎”。2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虎豹题材明确出现在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的浮雕上面。在20世纪60年代，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是滇西地区首次科学发掘的青铜时代墓葬，尚处于云南青铜文化较早期的发展阶段。在作为葬具的长方形铜棺两横壁外表铸出“以鹰、燕为主的动物图形，此外还有虎、豹、野猪、鹿、马、水鸟等动物, 两块略有变化”。3然而，张增祺先生却认为“头尾板饰有二虎扑猪、蜥蜴、鹰、鹞等动物图案”，4并没有注意到“豹”的存在。笔者认为“二虎扑猪”之说值得商榷，因为同野猪相比这四只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明显被放大了好几倍，再说每对猛兽都呈坐立姿势（这从基本相同的翘尾造型就可以看出来），并没有腾空跃起做出捕食状的动作。相反，巨兽被安排在整幅画面的中心位置，说明“动物之王”的观念早已产生。因此，画面中成对出现的猛兽就是虎和豹（身上有条纹的是老虎，有圈纹的是豹子），这两种动物的爪子造型有细微差别，老虎头部所展现的是锋利的牙齿，在豹子那里却连吐出的舌头也若隐若现。虽然这4只巨兽的造型风格稍有不同，但身体上的粗黑线条走向却基本一致，这或许是要表现猛兽的某种相似特征，可见滇西地区的早期先民对虎豹这类猫科动物并没有作本质上的区别。
　　1977年，在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椁墓中出土了3件编钟，钟体呈扁圆体，两端微收，中部稍
　　鼓，唇口齐平，顶部作三角状纽。钟身一面饰两虎相斗，另一面饰两鹤相争图案。5在检村石椁墓中出土的铁器为两件残手镯，说明当时铁器的使用才刚刚开始，并以装饰品为主，因此考古工作者推断该石椁墓的年代上限为战国中期，下限则至西汉早期。如果仅从编钟上的老虎形象来看，祥云检村石椁墓肯定与祥云大波那铜棺墓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因为编钟上动物上翘的尾巴完全符合虎豹这一类巨型野兽的特征，张开的大口和细长的爪子都与大波那铜棺上的两对虎豹如出一辙。只是编钟上的“兽形”动物的头部有点像“公鸡”，而整个身体又作变形处理，全身的图案也不太像老虎，反而有些像爬行动物，可以断定这同后来滇池地区普遍流行的写实风格的“猛虎”形象尚有很大差异，这是两只融合了鸟类和爬行动物特征的“概念虎”，它们面对面站立的姿势更像是在嬉戏。当时的工匠在编钟两面铸“两虎相斗”与“两鹤相争”的图案，或许早已将它们视作一种代表祥瑞的象征符号。同样在剑川鳌凤山古墓中出土的铜发箍（27:1）和铜剑鞘（158:1）上面也有猛兽纹饰，虽然《发掘报告》说“背面饰虎纹”、“饰虎纹八只”，6其实根本就分不清楚到底是虎还是豹。
　　学术界普遍认为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并没有中原传来的器物，而且出土的器物上也没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石寨山墓群却完全不同，不但出土了多种多样从中原传进来的器物，就连滇文化风格的许多器物也吸收了中原文化的造型和纹饰，因为晋宁石寨山墓群的时代主要是在西汉，而大波那铜棺墓的时代在其前，即可能推至战国时期。从晋宁石寨山虎耳四足器上的阴线浅刻摹纹来看，猛虎的形象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完全突破了祥云大波那时期那种单调雷同的造型理念。这4只老虎奔跑中的动作活灵活现，完全是一种写实的风格，不仅身上的条纹互相有差异，尾巴的造型更是多种多样，大有“虎入平川”的味道。相反，豹子作为猛兽的形象却要逊色得多，比如石寨山3号墓出土的铜戈上铸有一只豹子，其尾下垂，四足微弯踏于銎上，口衔一鼠，双目远眺作观望状。晋宁石寨山出土“二豹噬猪”铜扣饰上的豹子花纹与老虎相比已有明显的差异，惟体格太过于纤细。11996年，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时在M71的西北角出土一件反映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M71:142），整个鼓身上的阴刻图像表现的是一幅亚热带（或热带）的气候与生物，而下鼓胴部就有两处与老虎相关，其一为虎与牛争斗，其二为一株高大的植物下面有一牦牛，牛后一老虎和一野猪在撕咬。2从虎身的花纹来看，石寨山叠鼓形贮贝器（M71:142）与先前出土的虎耳四足器完全不同，后者为不规则的长条状花纹，而前者更接近老虎身上常见的菱形状圈纹。值得注意的是，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青铜甲片（M113:224）上的老虎和昆明羊甫头漆木箭箙（M113:365）上的龙虎相斗图中都有这种菱形状纹饰，估计两者之间肯定有过某种程度的文化交流。
　　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虫兽纹铜臂甲（M13:4）中，虎与豹在纹饰上的差异已能清晰地展现出来。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中共出土5件铜臂甲，4件残破，仅M13:4保存较为完整，正面有线刻虎、豹、猪、鱼、蜂、虾等动物图象, 线条流畅, 形象生动。3考古学家将此铜臂甲的年代推到战国时期，这样的归类从老虎的造型来看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这件体积不大的铜臂甲上就描绘出了4只虎和两只豹（身上有圈纹的那只猛兽也应当归入豹子的行列）和其他很多动物。1遗憾的是猛兽各部位的比例完全不符合写实绘画的要求，为了生动地展现它们捕食和搏斗的兽性场面，爪子和尾巴这些局部特征反而被有意夸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滇文化中出现的所有猛兽头部都没有后世常见的“王”字，也从没有发现有虎豹相争的场景。相反，在江川李家山铜扣饰上倒是出现过虎豹合作一起噬牛的图像。李家山出土铜扣饰上的“立豹”形象完全符合写实的风格，可以同晋宁石寨山的四只猛虎相媲美。
　　古滇人驯化猛兽的做法不会太早，目前在青铜器上还没有见到人骑虎豹的形象，动物搏斗的青铜扣饰却很多。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扣饰上还有虎豹噬猪、牛和鹿的图像，从身躯的大小来看老虎要占优势，然而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虎噬猪浮雕扣饰（20:29）中，扑在猪背上的老虎体格明显要比野猪小得多。从李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的狩猎图像来看，虎与豹也属于被捕获的野生动物。然而，要捕获像这一类的凶猛动物（尤其是活体），至少需要猎手2人以上，而且还要有猎犬的密切配合。李家山68号墓出土一件猎虎铜扣饰，图像内容主要表现的是8名猎手在两只猎犬的配合下猎虎归来的喜悦场面，其中持矛者6人共抬一虎，此虎鼓目、露齿作挣扎状，似未毙命；另有2人侧立于抬虎者前，1人抱公鸡，另1人捧酒坛，均面带微笑。李家山68号墓还出土一件猎豹铜扣饰，图像内容表现的是7名猎手在两只猎犬的协助下共猎一豹的场面，其中1人双手紧挽豹尾，1人按伏豹胯，2人用剑插入豹身，1人紧抱豹 　　头，1人侧身下蹲抱住豹之前腿，另1人被豹咬住颈项，此人又反手用剑刺入豹肩。此外还有一猎犬咬住豹之后腿，另一猎犬被豹踩于前爪下。李家山24号墓出土一件铜矛，其銎部的上半段有一根横杆及凹形机槛与绳索等物，机槛中立一虎，身上被缠绕的绳索所困，此虎已失去往日的凶相，索然无力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虎侧立1人（头部已残）持剑欲刺，其下半段另有3人紧拉缚虎之绳，该图很可能表现的是滇国猎人用“阱攫”或“网罟”捕捉猛兽的真实情况。1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M12:26）的盖子上铸有127个人物的活动场面，其中在二根圆柱上拴着虎与豹，老虎的颈上还拴一根绳索，并由一个人牵着，可以确定这应该是在“驯虎”和“驯豹”。2
　　三、滇文化中被滥用的猛兽符号
　　在当时的情况下，古滇人要征服像虎豹这样的猛兽绝非易事，晋宁石寨山17号墓出土的猎虎铜扣饰上有着猎装者8人（1人残佚），其中4人执长矛戳伏一虎，虎身带有穿刺胸腹的两矛一箭，一人被虎咬住倒地，手中短剑刺入虎颈。一人双手拖拽虎尾，一犬扑虎背，另一人操弓。其中4人均腾出左手，3人抚住左耳后侧翎饰，1人用手闲搭于另1人肩上。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这种盛装人物聚杀野兽或牛牲的铜雕多件，惟此件情节同李家山68号墓出土的8人猎虎铜扣饰最为契合，可见8人猎虎肯定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贮贝器”（M12:26）的腰部以两只巨大的虎作为耳来装饰，在此器盖上所立铜柱上还拴着一只活虎。晋宁石寨山仅第二次发掘就出土13件“圆桶形虎耳细腰铜贮贝器”，这些贮贝器均以虎为耳，其中有一件出土于6号墓（即滇王墓）内。考古工作者认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四牛骑士盖贮贝器”（M10:53）腰部也是两只猛虎，虽然虎与豹相比更具有象征意义，在滇文化中用豹作耳（或钮）的情况也并不多见，但是这两只猛兽却跟豹子差不多，因为没有纹饰可供参考，仅靠头部和身躯大小很难做出正确判断。
　　毋庸讳言，即使在古滇人最初的象征分类体系中，不同动物所能代表的深层文化内涵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而虎与豹身上的纹饰作为特殊符号更是被贵族阶层所把持和利用。冯汉骥先生认为，从晋宁石寨山贮贝器（M13:2）上所铸人物的发髻、服饰、动作及地位，可分为7组，其中的第一组共4人，“首二人皆挽长形髻直贴于脑后，头顶髻上叠带为饰，并以窄带系于颔下。第一人短鬚，着短窄称身之衣，窄袖长过手，窄裤长至足背。衣上有半圆形纹饰，裤上饰斜方块纹。右手持杖（杖已失去）；左带长剑（剑的下半段已断失），剑以带负于右肩。第二人鬚长过腹，服装同于第一人，惟上衣饰斜方格纹，裤饰半圆形纹。亦佩长剑持杖（杖的上半段已断失）。此二人应为酋长或邑君之类。第三人短鬚，头髻装束与前二人同，惟发顶无带饰，不带剑。背负一筐而以带承于额，筐内另贮一箱。此人之地位低于前二者，应为随从之类。第四人挽长尖形髻突于脑后，无髻饰，无鬚，身裸无裤，仅以宽带系于胯下，跣足。左悬布袋以带负于右肩，袋中有物，但不识为何种物。左手执绳鞭，右手牵一高峰牛，牛不穿鼻，以绳系于项，此人似为牧奴。”1因为此图像表现的是“巂（叟）人”来向滇王“进献”的情形，为首的3人穿着的服装应能充分反映该族群对猛兽纹饰的喜爱。笔者认为上文中的“斜方块
　　纹”和“半圆形纹饰”是一种代表虎与豹的符号系统，从前3人裤子上的纹饰可以知道虎纹要比豹纹更加高贵。在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中，代表“豹”字的图画符号上就有“半圆形纹
　　饰”，而在代表“虎皮”或“虎纹”的符号上面则有黑白相间的菱形条纹（只不过是处理成拉长的“S”状）。1964年在安宁太极山墓地发现的“豹猴镂花铜饰物”（019）中，“三猴并排立于豹身上，豹腹下有小豹作盘乳伏，花纹镂空”，2令人奇怪的是这头豹子全身布满的是一种双层菱形状圈纹，很可能是考古工作者识别有误，因为这种纹饰在江川李家山青铜器上面很常见，甚至连牛身上也彩绘有这种代表老虎的图案。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人舞盘鎏金铜扣饰”上跳舞的两人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喂牛铜扣饰”上的妇人似乎也穿着绣有豹纹的衣服，可以想见这可能是贵族享有的一项特权。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工作者定名的“猎虎”或“猎豹”铜扣饰或许只是一种仪式表演活动。李家山出土的铜啄（24:13a）上面有虎噬牛的图像，令人不解的是牛身上的纹饰怎么会与老虎完全相同，而李家山五牛铜线盒上的动物纹饰明显是人为彩绘的结果，因为“封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颜色上的差别。再如李家山出土的“二牛交合铜扣饰”上，公牛头部和全身的纹饰明显也不是母牛该有的那种“刻划线”（喂牛铜扣饰上就是这种符号），而是两种特殊的圈状纹，小的那种和豹纹相似，大的那种在圆圈内还有刻划线，估计是一种代表吉祥的符号。奇怪的
　　是，公牛四肢的纹饰却与母牛完全一致，更可以证明它身上的圈纹并不是自然的。除此之外连滇国贵族的坐骑上也彩绘有双层圈纹，肯定没有哪种马会和豹子有同样的花纹。无独有偶，李家山出土的虎牛鹿贮贝器上也能看到几个人在驱赶彩绘有豹纹的牛群。
　　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昆明羊甫头等墓地中均有各种形态的猛兽图像，这是滇文化特色的一项重要表征，而作为漆器出现的“鹰爪形木祖”最大的特点就是彩绘有豹纹。相对于老虎身上的符号来说，豹纹出现的频率虽不是很高，但至少也是能够表征“邑君”或“舞者”身份和地位的一种符号系统。再说彩绘有特殊纹饰的牛马肯定跟某些祭祀活动有关，因此豹纹服饰可能也是祭司们专用的灵物，就像元代画家张渥要将豹子当作“山鬼”的坐骑一样。在云南青铜文化晚期特别是汉武帝自元鼎六年（前111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平定西南边疆地区之后，中原汉文化随着各种移民的逐步增多而广泛地在滇池周围地区传播，汉式青铜器逐步增加，有些还有铭文出现，云南青铜文化所具有的地方特色也逐渐消失，体现在青铜器上就是“猛兽”图像的式微。在晋宁石寨山7号墓中出土的那件错金银带钩上的“有翼虎”为一只有翅膀的怪兽，前爪抓一树枝状物，翘尾、昂首，形象极其生动、逼真。虽然也有4个脚趾，但纹饰却与滇文化中的虎豹有明显差异。从有翼虎图案的艺术构思和形象特征，以及镶嵌黄色透明玻璃珠等制作工艺看，这件银带钩显然不是云南本地产品，来自内地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中原地区西汉之前的文物上虽有虎纹装饰，但和此带钩上的有翼虎图案风格不同，说不上它们之间有什么发展演变关系。滇国青铜器上虽有众多的动物图像（其种类之多达40余种），可从未见有长翅膀的野兽。很明显石寨山出土的这件有翼虎图案的银带钩，与我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及工艺技术差别甚大，与滇文化也无共同之处，而是来源于西亚地区，其图案和镶嵌物也都是中东地区的传统风格。1笔者认为“有翼虎”的造型理念可能是外来的，但从虎身上的菱形状纹饰来看却未必是舶来品。 　　四、猛兽纹饰的民族考古学谱系
　　即使是表征虎与豹特征的双层菱形状圈纹和半圆形或椭圆状符号看上去非常像女性身体的某些部位，我们也不能轻易将它们同生殖崇拜联系起来。毫无疑问，目前考古工作者对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随葬“祖柄器”的关注和研究受到了普遍流行的泛生殖崇拜理论的影响，这种倾向明显操控着发掘者对这批“鸟兽形”漆木器的命名，接下来开展的类型学研究也没有能够跳出男根模拟物的潜在标准。如果我们能将好奇的目光从那些极具震撼力的“把柄”上挪开而去凝视一下造型各异的雕像，便不难理解豹纹符号在滇文化中特有的文化内涵，比如说沧源崖画中的有些图形无论就其意义或表现手法来看，都同云南青铜器（特别是铜鼓）上的图像极为相似。然而在沧源崖画中封牛和水牛频频出现，豹的形象亦较普遍（见于第一地点3区、5区和第七地点2区等），虎却成为稀有动物，仅在第七地点8区下方位置上“有一动物，圆头身粗，似为虎”。2从整体布局来说，这一动物处于画面的边缘，似乎是有意要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其神情则完全不像“猛虎”。汪宁生先生认为，在豹子形象中也可能包括老虎在内，因为在不描绘细部的崖画图形上，虎和豹是很难区分的。实际上，当地佤族对虎豹本来就不加区别，虎和豹同称“斯歪”。3这种情况在李家山出土的铜臂甲猛兽纹饰中亦能体现，虎与豹的差别仅体现在花纹上，而在石寨山铜壶（M17:24）腹刻纹饰中出现的两只金钱豹，其尾巴的造型与花纹都完全与老虎相似。沧源岩画第一地点3区展现的是猎豹的情形，在李家山出土的铜扣饰上也有“七人猎豹”，沧源崖画“上可到汉，下可到明，即从公元之初到公元十五世纪”的论断在猛兽图像中可以得到某种印证。
　　在战国至秦汉时期，虎与豹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应当是古滇人日常生活中真实看到的猛兽。在滇国青铜器上留下了诸多刻画的猛兽纹饰，其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云南古代历史的好奇，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全面理解他们对虎与豹的认知态度，比如在使用汉字以前究竟怎样称呼不同的野兽，是不是也像很多彝语支民族那样把老虎称作“拉”或“腊”，这仍是一个谜团。在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中，虎、豹和猫除了纹饰上的细微差异外几乎完全相同，而“熊”的身上却没有任何纹饰，只是在两只耳朵上涂有一个黑点以示区别。实际上，代表
　　“猛兽”的图画符号就是由虎、豹和猫这3种动物特征抽象出来的，其基本特征有：（1）两只上翘的耳朵；（2）一只挣得圆圆的眼睛；（3）眼睛后面的两道半圆形弧线；（4）上下两排锋利的牙齿。“猛兽”身上的特殊符号也是由各种动物纹饰综合而成，比如猫身上的斑点纹和豹子身上的半圆形弧线纹。在东巴文中还有表示“虎皮”、“虎纹”和“有纹之兽”的图画符号，可是同常见的豹纹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4相对于老虎来说，豹和猫是两种极容易被其同类所遮蔽掉的动物。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代表老虎和豹子的图案被彩绘到人体上面并在各地不断传播开来？滇文化中的虎豹符号被人为绘制到贵族服饰和牛马等驯化动物的身上，这种做法同目前仍遗留在滇中地区的拟兽舞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青铜时代与滇国最靠近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图像资料可以证明古蜀人也对豹纹感兴趣。相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虎造型已非常接近甲骨文中的“虎”，其纹饰明显与豹有所区别。无论就纹饰或造型来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虎都与三星堆遗址如出一辙，两者纤细而拉长的身躯同常见的“白虎”无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箔虎造型更是没有丝毫“猛兽”的味道。云南青铜时代的猛兽图像可能受到了北方欧亚草原“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和昆明羊甫头等滇文化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经常会见到虎豹与野猪拼搏的图像。在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中也出土有一件虎首青铜带钩（西郊M1:29），钩残断。钩首正面为一虎首，圆眼，张口吐舌。1该虎头上面还装饰有三角形的双层圈纹，从刻意要展现锋利的牙齿和惊恐的眼神来看，其造型理念完全符合猛兽的刻板印象。在汉武帝派兵征服西南夷之前，滇池周围地区的猛兽图像并没有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2001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8件卧姿虎形器（A型3件，B型5件），这批老虎从造型来看已接近于后世常见的镇兽或瓦猫形象，不光是锋利的牙齿被概念化，作为老虎标志高高上翘的尾巴也完全没有了踪影。从纹饰来看巴蜀文化中的青铜虎、金箔虎和石虎身上都没有明显的菱形状或三角形的双层圈纹。四川安宁河流域的青铜虎头与滇国青铜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呈贡天子庙出土的虎头形铜扣饰（41:48）和晋宁石寨山出土刻纹铜片（M13:67）上的虎头来看，都是虎口大张，怒目欲啖，很明显并没有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饼形饰（21:2-1）上的兽头像虽然并没有明确是何种动物，但肯定与虎豹有关系。1在昆明羊甫头东汉墓葬出土的四神铜镜（M410:40）中的白虎已没有任何纹饰，连锋利的牙齿也不见了踪影。
　　相比较而言，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戈上雕刻的豹纹是一种呈密集状排列的小点点，这种符号在西班牙拉文特地区岩画中的豹子身上也曾出现过。2印度毗摩贝德卡岩画中出现的卷尾巴的豹子身上却有着大小不同的实心黑圆圈，其排列好像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3元代画家张渥在《九歌图》中所描绘的豹纹符号基本上同于晋宁石寨山，却与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七人猎豹”铜扣饰和“立豹”铜扣饰都有一定的差异。在双柏县保留至今的彝族传统舞蹈“余莫拉格舍”（俗称“小豹子笙”）活动前彩绘的是一种黄白色双层圈纹（其中还有一个实心黑点），这种符号彩绘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八人猎虎”铜扣饰上有两人似乎也彩绘着这种圈纹加黑点的图案，估计这是先民在狩猎时“伪装”自己的结果。据说生活在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年都户村的土族群众在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都要进行驱魔逐疫的“跳於菟”活动，届时由村中推选出八名男青年扮作“於菟”。虽然此时正值寒冬季节，但装扮成“於菟”的男青年都要脱光上身、挽起裤管，由村里的画匠用锅底黑烟灰在他们的脸、上身和四肢上画满虎豹斑纹，还要把头发一撮撮扎成毛刷状以似愤怒状的老虎。在他们的头上则画出虎或豹的脸形，8名“於菟”分为两只“老虎”和6只“豹子”，身上则相应地配上虎和豹的花纹，其中虎被称为“大於菟”，而豹则被称为“小於菟”。1这种虎豹与猫混淆的情况在其他民族地区也时常出现，因此双柏彝族保存的“八虎舞”很可能同新平戛洒傣族的“猫猫舞”有某种亲缘关系。楚雄城区以盛产薄荷而闻名的“猫猫山”在清代地方志中都记作“虎山”；在大理民间，老百姓仍会将供奉财神或山神的场所叫做“猫猫殿”，因为这两位神像通常都是以骑老虎的形象出现。如此说来，中国西南地区的虎文化肯定是“一体多元”发展的结果，因为被老虎所遮蔽的豹猫纹饰在民间普遍存在。在浩如烟海的彝文古籍中表示“虎”与“豹”的图画符号也能够找到某些相似性，比如那两只形象地上翘的“小触角”，还有几个不明所指的“小短横”（或“小圆点”）。在虎豹相混淆的时代创造出来的象形文字，尽管它们的读音早已经分道扬镳，但其中所隐含的重要信息仍能通过图像证据拼凑出相关的线索。毕竟，如果不考虑短时期内使用过的文字，人类在其漫长童年要依靠各种图像和符号来建构他们的“彼岸世界”，而猛兽就是不能缺少的隐喻。
　　五、结论
　　以猫科动物作为原型的猛兽纹饰与符号在昆明羊甫头墓地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而汉代画像砖中常见的“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却逐渐显出其端倪，这是汉武帝经营西南夷并在滇池周边地区设置郡县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与此同时，在游牧民族驰骋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的南部边缘，1原有的猛兽图像及其符号象征系统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很明显，在滇池东岸的羊甫头墓地发现的“猛兽脚形器”，还有金沙江沿岸和哀牢山腹地少数民族表示虎豹的图画符号都可以被视作“四灵”信仰的异质面。值得注意的是，西藏古格“金科拉康”壁画描绘的“众合地狱图”惊现两只相对而立的老虎（站在一具尸体之上），附近还绘有几只虎豹和死者受刑的各种惨状。楚雄市紫溪山南侧的红墙村土主庙内原绘有一幅酷似祥云大波那猛兽拓片的壁画，据说该造型理念源自彝族毕摩的经书。如果我们将祥云县大波那铜棺所见的猛兽图像同西藏古格壁画中的“众合地狱”、丽江大宝积宫壁画中的“观世音普门品故事图”以及楚雄市红墙村土主庙壁画都联系起来，便不难证明藏彝走廊的游牧民族乃至欧亚草原的“斯基泰人”都有绘猛兽图像与符号陪伴死者的做法，或许他们是想要将死者变相地伪装成虎与豹的同类，而生者则以此来降低对死亡的恐惧。
　　[作者朱和双（1976年—），楚雄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南，楚雄，675000]
　　[收稿日期：2012年2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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