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游宦生涯中马致远的出世之思】
时间：2019-04-17 03:14: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马致远所生活的年代无疑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各样环境都殊多不同。元代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驭四海、建立统一政权的王朝。但是当其落后的游牧文明遇到先进的汉文化时，蒙古族统治者却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去学习乃至驾驭它就匆匆将中原与江南的广阔疆土圈进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这种对汉文化的无知或者竟是不屑使得他们面对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时很难建立起和谐而又有力的统治方法和社会秩序，而是简单地甚至可能是不假思索地用他们落后的游牧文明来役使先进的汉文化。其结果必然导致阶级矛盾激化，民族压迫严重，吏治腐败糜烂，社会动荡不安。虽然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已经逐渐注意到这种文化的冲突所带来的民族对立情绪以及野蛮统治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严重破坏，并着意吸取汉文化的营养，试图重建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全新政权，但是这种文化的融合、民族的互给却是有着极明确的限度的——终元一代始终未能放弃其人分四等、蒙古最贵的民族压迫政策。这种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掠夺无疑给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使他们游移于入仕与退隐之间难以取舍，徘徊于庙堂与市井之间无从抉择，饱尝浇薄世味，遍历人间冷暖，可以说元代文人的尊严已被凌践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马致远便是在这一激烈的思想冲突中反复挣扎的典型。从马致远出生的时地来看，他未必是遗民，对于南宋政权不见得有多少留恋，对于蒙古王朝也未见有什么抵触，相反他们愿意为新朝服务，渴望在新的王朝大展宏图。但不幸的是，虽然他们能够接受新的政权，新政权的统治者却未必愿意接受他们这些新子民，或者说，在王朝更迭中马致远们没有感到痛苦，但是在两种迥异的文化激烈的碰撞中，他们却感到了极大的不适。严酷的政治现实与苛刻的民族政策不仅破灭了他们的理想，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消弭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因为在废弃科举取士的抡材制度之后，所谓“文人”一旦丧失了他们那种延续了数百年的优越地位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在这种对人生的重新选择中，马致远们所走的是与关汉卿们迥然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都曾是书会才人，积极参与杂剧的创作，用戏剧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但二人的人生志趣却可能有着绝大的不同。关汉卿自诩为“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他因对社会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而选择了誓不低头的决绝态度，坚决不向统治阶层取宠献媚。与他的绝意仕途不同，马致远一方面愤恨于黑暗的社会政治，痛感自己“儒人不如人”的现实境遇（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二折宾白，见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语文出版社二○○二年版，76页）；另一方面却仍努力进取功名，希望“遂风雷，脱白衣”（马致远：《半夜雷轰荐福碑》第四折〔梅花酒〕，同上，92页），实现其人生抱负，而最终在对个人前途的不断追求和屡屡失望中归于沉寂，终于发出“半世逢场作戏，险些儿误了终焉计”（马致远：《哨遍·半世逢场作戏》，同上，241页），“世途人易老，幻化自空闹”（马致远：《乔牌儿·“世途人易老”》，同上，257页）的喟叹。关汉卿的铮铮铁骨固然可敬，马致远的彷徨犹疑甚至恋恋不舍亦可理解。毕竟在元朝建立之前的数百年里，求取功名始终被认为是文人立身的正途，他们可能一降生就被赋予了荣耀门庭的使命和理想，当这些人经过寒窗苦读的磨砺，终于有望实现平生抱负时，却发现新的政权根本就没有为读书人预留下从政的空间。即使像马致远那样暂以掾吏栖身，期望有所擢升，也很可能仍长期受到他那些蒙古甚至色目同僚的欺压和排挤，终使其弃官去职，隐居不仕。
马致远的中年时期，大概应该是他真正经历四海飘零的游宦生活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经历不仅让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灰心，同时由于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也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现实的不公。所以此时的马致远少了几分少年时的意气和期许，却增添了对人生的幻灭感和对社会政治以及人世沧桑的否定意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盛行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创作了许多以“神仙道化”、“林泉丘壑”（王易：《中国词曲史》，团结出版社二○○六年版，279页）为主题的杂剧。有观点据此认为马致远是全真教的道士，并引他的神仙道化剧为证。笔者认为马致远虽有出世隐居的倾向，也创作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作品，但是他的隐居是一个士人的退守，而绝非一种宗教的逃遁。
杂剧作为一种舞台演出的脚本，其写作是服务于演出的，最终的受众也是以市民阶层为主的观众，这一观看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杂剧创作的题材、语言乃至主题必然要俯就城市居民的欣赏趣味。而散曲则更多地流传于文人士子之间，是供他们“自娱”的一种诗歌形式，虽然也能吟唱，但并不需要太多地考虑读者的审美品位，因而与杂剧相较，散曲无疑更接近抒写者自身的情感与思想。
马致远的杂剧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抒情性，曲词之中寄寓着极深的个人情感，字句之间透散出浓浓的士大夫气质，与关汉卿之本色豪放、白仁甫之沉雄悲壮迥然有别。而体裁更为自由的散曲则无疑越发接近作者的内心情感。马致远的散曲因有《东篱乐府》传世而保存得较为完整，流传至今有一百多首。在这一百多首散曲中绝少羡仙慕道的题材，从这一点中也可以推断出，首先，马致远本人并非道士，他没有出家学道；其次，马致远杂剧中那些劝人修道的内容并不能代表他个人的人生选择和追求。所谓“神仙道化剧”，一方面是元杂剧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是杂剧“十二科”（同上）之一，即时风所尚，并非马致远的独创；另一方面，马剧中的许多内容甚至是那些度化劝导人的曲子与当时盛行的全真教的教义、戒律也颇多牾。如作者在《岳阳楼》中塑造的吕洞宾虽然潇洒落拓，但他不仅在行为上不遵守道教对“酒色财气”的约戒，而且其情感也远未做到“忘机息虑”（丘处机：《沁园春·示众》，见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455页），“无憎无爱”（马钰：《满庭芳·立门户内持》，同上，268页），“无嗔怒，无喜悦”（马钰：《清心镜·喜今是》，同上，362页），而更像一个饱经风雨、惯见兴替的人间书生在岳阳楼上临江浩叹，纵情歌哭。这一形象无疑更接近于现实当中的马致远本人。 可见马致远并没有真的学道修仙之意，更不会如任风子那般决绝地抛妻弃子、断绝尘念，一心皈依道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对功成身退的理想人生的向往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他反复歌咏的是泛舟五湖的范蠡，反复咏叹的是辞官退隐的陶潜：“圣贤尚不脱阴阳彀，都输与范蠡舟”（马致远：《女冠子·枉了闲愁》，见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语文出版社二○○二年版，264页），“高哉范蠡乘舟去”（马致远：（《四块玉·洞庭湖》，同上，202页），“我虽不似张子房休官弃职，我待学陶渊明归去来兮”（马致远：《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三折〔满庭芳〕，同上，187页），“爱煞当年，鲁连乘舟。那个如今，陶潜种柳”（马致远：《行香子·“无也闲愁”》，同上，253页）。类似的志趣在古人的诗句中俯拾即是，如王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王维：《渭川田家》，见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上卷）》，京华出版社二○○四年版，27页），李白“愿佐一明主，功成还旧林”（李白：《留别王司马嵩》，见清·彭定求《全唐诗（上）》一七四卷，第七，中华书局一九六○年版）。可见这种人生追求是承继自汉唐的传统士人理想，而当一个割裂传统、毁灭文化的新朝建立起来，马致远们突然发现，他们遭受到的不仅是灭国亡家的切肤之痛，而且千百年来以儒家礼乐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也被蒙古族统治者的铁骑践踏得支离破碎、残败不堪；此时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故国明月、万里关山，也不只是作为牧民者后备力量的优越地位，而是立身世间更为重要的精神信仰、人生方向和人生的归属感。当这些在金戈铁马、战火奔腾的现实面前一一落空、一一破灭时，他们内心的惶惑、苦闷与怨愤是可以想见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化做了怀才不遇、沉抑下僚的怨怼，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更成为全身远祸、避世隐遁的无奈之选。于是马致远的作品中始终潜藏着这两种情绪，它们或交替出现，或纠结绞缠，或互为表里，或彼此呼应。
在马致远的散曲作品中我们大体能够了解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现实的看法；二、对人生的失落；三、在挣扎挤压中寻求新的寄托。三个方面混杂间错、彼此交结。
马致远宦海浮沉的这二十年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较之青年时期的踌躇满志，此时已没有了那种风云气概，较之晚年的恬淡自适，此时又还未达到那种绝宠辱、忘名利的境界。这一时期他虽然也不时萌生退意，但是其内心深处恰是不甘心做这种选择的。这种矛盾心情在其《四块玉·恬退》中表现得尤为清晰，从曲中描绘的绿水青山、翠竹青松、良田茅斋的幽僻环境和紫蟹黄菊、沽酒买鱼的闲居趣味看来，马氏似乎对这种生活颇为自得，甚至让读者也不免心生羡慕，但是全曲最后两句却将作者的心事泄露无遗——“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嘴上说“无甚经济才”，恰恰是对才能不见用的怨愤，自言“本是个懒散人”正是对仕途失意、才能湮没的无奈心情的一种掩饰。这两句话将前面悠游恬退的隐逸情趣全都点破，让读者了然其越隐逸越不平，越恬退越无奈的心境。足见此时作者追求隐退的人生选择并不全是对田园乐趣的向往，更多的是在不公的社会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奈之选，是一种被动的“归去来”。
与此相映，作者在《金字经·“絮飞飘白雪”》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只不过是以一种更为愤激的形式唱出了胸中的不平。“老了栋梁材”、“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与“无甚经济才”、“本是个懒散人”的故作旷达不同，是一种更为激烈的感情，是在一种无法压抑的愤激下仰天长啸般的呐喊，这种愤激正是对“江头作钓翁”、“樵夫隐去来”式的人生归宿的不甘与抗争。这一方面印证了马致远此时锐气未消，对人生有期盼才有不满，有寄予才有怨愤，还并未参破人间宠辱。另一方面这种愤激也恰是那些隐逸旷达之作的心理源头。没有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就不会对现实深深的失望，没有对现实的失望就不会对命运发出诘问与抗争，没有抗争就不会以“闲身跳出红尘外”的出世姿态来表达与现实的决裂。所以说，这一时期马致远的退隐倾向更多的是出于全身远祸的考虑和一种对恶浊世道不满的宣泄，此时的隐其内心所得的不是宁静，而是恨。
这种愤恨不平在《庆东原·叹世》中表现得最为沉郁浓烈。曲词前二首悲叹失路的英雄时运不济、功业未遂，突出项羽喑呜叱咤、雄霸天下的英雄形象与后面楚歌四起、乌骓嘶鸣的悲凉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以强烈的刺激，让人已无心去理性地思考项羽兵败的真实原因，而是与当年乌江岸边的楚霸王一样发出“时欤？命欤？”的诘问，而这正是作者对自己半生漂泊终不遂志的宦游生涯的诘问。其悲愁愤懑郁结之深使作者诉诸酒力，希图一醉解千愁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在醉梦中他仍无法忘怀平生不遇的遭际，这种对个人前途由失望到无望的忧愤反而因酒之力在他的心头奔涌激荡得更加猛烈，为了暂时忘记这纠缠不休、无以排遣的苦痛，他只有饮更多的酒，以求让自己长醉不醒，可见其忧愤之深之苦。
此下几首分别以诸葛亮、曹操为例，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但即使是“高才天下知”的诸葛亮和才智堪夸的曹操，其结果也不过是“长星坠地”、“分香卖履”，为大德高才一代帝师的贤相能怎样？为纵横征伐、乱世奸雄的王侯又如何？以下更以“力扶汉基”的张良与“恢张晋室”的羊祜并举，他们虽然都成就了千古功业，百代流芳，但所有这些明主贤相、智士谋臣以及他们各自的功业是非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空，所以在作者看来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幻化中”。曲中流露的强烈的虚无幻灭情绪正是作者痛到极处的一种无奈的解脱，一种心灰意冷又到底愤懑难平的涕泣。如果真的“冷”了就不会“醉还醒”，如果真的能“平”也不用“醒而醉”了。马致远在〔拨不断〕中也曾唱道：“路旁碑，不知谁，春苔绿满无人祭。毕卓生前酒一杯，曹公身后坟三尺，不如醉了还醉。”这种对清醒意识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躲避与摧折，正是作者对其内心苦闷情绪的一种痛苦的逃逸。
中年的马致远经历了更多的人间冷暖，见识了更多的宦海浮沉，虽然还不时怀想“铁骑经燕赵”“奔腾稳似船”的旧光阴（马致远：《喜春来·六艺》，见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语文出版社二○○二年版，208页），也未曾完全忘怀于“龙楼凤阁”的“九重天”（同上，224页），但更多的却是对现实深深的失望和愤懑，对自己志节难伸的不平与憾恨。面对险恶的官场与无望的前途，作为一个位卑秩下的小吏，马致远不可能与苛酷暴虐的统治阶层相角力，因而只能向山林中寻求精神的一点慰藉。这一时期马致远的精神世界应该是最为矛盾痛苦的，他挣扎在现实与理想的双向挤压之间不得解脱。然而也只有经过这二十年的磨砺与深刻的自我反思与回望后，马致远才有可能真正寻找到自己的心灵憩所，得到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解脱，因而这一痛苦的阶段正是涅飞升之前必经的一道精神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