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夹缝中的畸零人] 家风文化

时间：2019-04-10 03:31:2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活动变人形》是王蒙一部关于早期知识分子的著作，这类知识分子都是处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经历西方文明却以西方文明为遮掩，返归传统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的程式，实则是一种没有文化自觉的体现。
　　关键词：倪吾诚；文化“返魅”；修身；齐家；治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10-02
　　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我们看到了一类意识上还未真正区分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形象。按照常理，早期经历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必然经过某种“祛魅”，即祛除传统文化的某些思维、习俗、仪礼等，而《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却反其道而行之，西方游学归来后却进行了一些“返魅”的举动，表面看似是西方文明的移植，实则是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处处显示着尴尬，本文试图以传统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作为分类条件进行分析。
　　一、修身
　　倪吾诚出生在穷乡僻壤——孟官屯，凋敝而闭塞的传统文化对于世代生于这片土地的倪家来说，都要接受先验的熏陶。倪家有一种“邪”，家人自出生就像带有一种原罪，每个人都无法挣脱的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祖父的自缢身亡、大伯的精神特异都构成了倪家这个伦理单位潜藏的病痈和不安，成为传统文化围困个体的佐证。而倪吾诚的母亲——象征传统文化强势与恒常的符号，用鸦片收束了倪家的躁动，在鸦片的麻醉下，一切喧哗与痛苦在麻痹中安稳下来，以毒攻毒的治疗却奇迹般换来家庭的安宁。倪吾诚——一个沉浸鸦片中无痛无觉的大烟鬼的遗腹子就在这种不死不活，醉生梦死的环境中降生了。本来或可以死亡宣告倪吾诚身上传统文化的消亡，但传统文化那百足不僵死而不僵的生命力又附着在倪吾诚的苏醒之上——倪吾诚奇迹般的复活了。麻杆似的腿，细脆的踝骨，支撑他高大的身躯，既是传统文化先天不足的表征，也暗示着倪吾诚从立身的开始已经被传统文化所完全侵蚀了。
　　结婚后开始了自我修养的另一阶段，这时正处五四，许多人留洋海外，见识西方的文明和科学，倪吾诚渐渐嘴里流行起了与文明沾边的新名词。但是骨子里传统文化的病根没去，传统文化下的症状时时发作，思想的倦怠与麻木仍然让他一事无成，耽于空想。在西方学了点不标准的发音，甚至文中连倪吾诚学的何种专业都一笔掠过。科学对于倪吾诚来说，不过就是一个带有科学色彩的寒暑表，让他自己也难以下咽所谓科学的鱼肝油，文明对于倪吾诚来说不过是老百姓都去澡堂洗澡，是会很多语言，读很多书。加之西方的物质文明，生活开放，暗合了自中国士大夫面向世俗生活的享乐主义风潮，如文中倪吾诚对于歌舞厅的追捧当成女子解放与文明的象征，对食物的挑剔却当成了讲究营养学的科学法门，这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吸纳和运用，也使得西方文明的真谛在无形中被抹杀、被遮蔽。
　　可以说，倪吾诚修身觅得的只是外在的西方文化外壳，盲目追逐的物质主义与摆秀的肤浅气质套在传统文化的肌体之上，使得他的修身只是浮泛的生活娱乐，只是个人主义的狂欢。倪吾诚作为一个曾经学习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虽有感于中国的贫困、愚昧、野蛮，却不思发愤图强，改变这片大地上像顽石一样所有不幸的灵魂，而是陷入无用的卖弄中，成为一个无用的多余人。西方文明对于倪吾诚这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是后发而至的，倪吾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强势的传统文化内核作用下对待传统文化不明就里，似是而非，只是在时代的裹挟中，盲目前进。不去探究中国与西方两套迥异的语言体系、两种文化类型，当借用西方文明来救国救民时，很轻易地被中国自身文化所反蚀，所再次同化了。
　　二、齐家
　　倪吾诚诞生在一个富裕的旧式家庭，生活的奢华与母教的偏执让他安于现状。西学的修养，导致他处理问题多是纸上谈兵，关注理论大于现实。在处理家庭问题时显现了他不合时宜。倪吾诚在对待姜氏母女和儿女，只是机械并不切实际的高喊西方文明口号，而没有一点实际行动去做有益于家庭丝毫的改变，也缺乏堂吉诃德一样实践的勇气，以虚弱的文化标榜来应对现实，将西方文明仅仅等同于口号，等同于游泳、骑马、跳舞，这时他只能遭受家庭成员对他的漠视，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倪吾诚面对老中国儿女的代表——姜静宜，也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代表人物，妄图用文明理念，而不切实际的改造静宜，根本就是空想。倪吾诚称自己需要爱情，需要一个现代女性，他“拿腔作调”的充当一个布道者，他希望启蒙自己的妻子，让她完全变成自己所料想的，配合他所需的一个男性话语下的“现代女性”。当初静宜刚到北京的时候，倪吾诚带着她听外语、学跳舞，教她讲卫生，但是正如姜静宜所控诉的那样，倪吾诚一人手持着一家的经济大权，一个人文明高雅，却无视静宜要吃上顿没下顿的在生存上的困顿，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奢谈文明，如何奢谈矛盾、巴金小说里的爱，也无怪乎静宜在回复倪吾诚的“爱”时，仍然是“钱呢钱呢钱呢”。面对孩子时，作为一个父亲，倪吾诚是真心真意爱着他们的，他希望他们能健康幸福，快乐的成长，但是留个孩子的印象，却不是那么美好和可亲，甚至留个孩子们的是对他的怨恨和轻视。一些无孔不入的“应该”像投向姐弟俩的一根又一根捆人的绳索，而另一些“应该”则犹如白昼说的梦，倪吾诚的爱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灾难，但是却也在无形之中让后代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泥垢，让西方的文明在倪藻心中，撒下了可以破老中国的土壤而出的萌芽。
　　而孩子对于静宜却是天然亲近的，母亲就是给予他们属于中国最熨帖的爱。虽是世俗的，但关乎冷暖温饱的，所以对于倪吾诚是天然疏离的。对于倪吾诚来说，他就从来没有懂过任何人，在传统文选因袭下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中，也没有付出过哪怕一次真心实意的努力。中国的现状让他理想主义式的教育理念总是头破血流，倪吾诚总是想切实抓住西方文明来改变家庭，以此来带个孩子幸福，却从没低头审视一下自己以及自身背后文化的优缺。
　　三、治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总喜欢指点江山，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可以为国建功立业，为民解难。我们看到倪吾诚以西方文明在我自居，欲治家而后治国，对国事也充满了兴趣。倪吾诚在千年文化积淀下的诞生，一方面看到了东方古国的落后，见到了老中国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的焦灼的苦难，他又一心羡慕着他所游历的西方文明。他希望可以用西方的文明来洗刷所有的罪恶，所以他喋喋不休，热切的渴望中国能够告别病态而为健全，能够告别蒙昧而为文明。这一方面折射了他传统士大夫思维，就是以关怀家国为己任，而在他接受西方文明后，又试图以概念上的西方文明改换中国，而并不考虑这些是否适合中国。
　　作为一个陶村称首户的地主，倪吾诚身上惰性已将他彻底的腐蚀，变成毫无行动能力，畏缩不敢前进，怒其不争的怯弱者。他知道许多志士在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他敬重他们，他也随他们热血沸腾，但他也为自己的行动找好了借口那就是“我不是圣人”。在面对日本侵华，倪吾诚为国忧思，面对三个学生他可以义愤填膺的演讲，他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奔赴延安，甚至要去和日本拼命地时候，他再一次临阵脱逃，将希望寄托给了下一代，这种对他人的依附性，不关注中国现实而空谈，这种一己之私，这种惰性，又让我们看到鲁迅所批评的阿Q的国民劣根性。
　　这折射了这些早期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与处世态度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诞生于传统文化温床里，文化人格已经基本定型。在西方文明的感召下，他们又扩大了眼界，养成了颟顸而又寻求自立、愚昧而又讲究新鲜、保守而又倾向变革的多重复杂性格，因而在在包括治国等许多实际行为上显得左右矛盾，举端多易，以致以传统思维为根基、西方文化为方法看待事物，以移植西方文明为掩映行返传统“魅”的行为。
　　总之，王蒙书写的这类知识分子拓展了早期留学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图景，给予了全景式的铺排展现，小农意识下的文化心理与西方文明的插科打诨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既斥责传统文明又随时可以返归传统，正是这类畸零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自觉的真实写照。正如鲁迅曾说：“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7.
　　[2]鲁迅.鲁迅全集·坟[M].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20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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