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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近代“国民性”的东西方话语构建:东西方文化差异

    时间:2019-01-11 03:18: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曾一度引发热议。近代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评价,尤以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为主要代表。而在近代中国,中国人开始掌握话语权,以辜鸿铭、林语堂为代表,在《中国人的精神》和《吾国吾民》中回应并反驳了某些西方误读。解读这三部作品,目的在于用后殖民主义视阈,解构被殖民的民族的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解构这一建构在不平等话语上的知识──权力体系,让属下发声,塑造一个属于东方自己的话语构建。
      关键词: 国民性 西方话语 构建 东方话语
      
      一、中国国民性的西方话语构建――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大抵经历以下这个历史变革:从《马可・波罗游记》中13世纪的蒙元天堂到17、18世纪对中国商品、文化、历史、哲学无比崇拜的“中国潮”,再到19、20世纪的黑暗、专制统治下的鸦片地狱。同样,国人的形象在19―20世纪期间也遭到前所未有的丑化。周宁教授在论文《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的《第二人类》中提到中国人的形象被丑化、漫画化,固定为集体想象中的某种“原型”,如留辫子、打伞、猪眼、大肚子、笑容狡猾、动作呆板机械、吃老鼠、撒谎等。
      外国人讲中国国民性的著作,较早的有法国大革命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该书曾以专章《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讨论中国人的特性;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其晚年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也述及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民性发表过高见的人,不乏鸿儒硕彦。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黑格尔等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深有研究。他们还分别从自然环境、历史境遇、法律风俗、政治制度等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背景及其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
      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的话,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明恩溥(Arthur.H.Smith,又名阿瑟・亨・史密斯)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原译为《支那人的气质》,又名为《中国人的素质》,今译为《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里,根据在中国传教22年的观察,写成文章在《华北每日新闻》发表,后来汇编成册出版。该书分27章详尽地评介了中国人的特性,总体色调灰暗,谈及了中国人好面子、保守、排外、不诚实、知足常乐等缺陷,批评了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许多弱点,包括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缺乏公共精神和同情心、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生活中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存在着关键性的缺失。他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只有西方人的宗教(基督教)才能拯救这些病入膏肓的野蛮人。“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刘文飞、刘晓�,2007:256)
      二、中国国民性的东方话语构建――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近代中国,在中国人为西方撰写的介绍中华民族特质与中国人精神特征的著作中,辜鸿铭与林语堂双峰并立。他们以良好的西学功底和对中国最贴切的了解用英文向西方奉献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并且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成为畅销书,一段时期几乎成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模版。这两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以西方为参照,给西方一个中国的轮廓。与西方传教士、商人、游客、文人也曾带回去的中国形象相比,他们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东方。
      “精通西方而极端保守”的清朝遗老辜鸿铭于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出版用英文写成的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原名《春秋大义》,后译为《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一反史密斯书中的灰暗基调,着力于推崇、弘扬“中国人的精神”:深沉、博大、淳朴、灵敏(deep,broad,simple and delicacy)。“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昧的,但愚昧之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至于中国的文明,作者在把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进行比较的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欧洲的宗教,使他们的心灵而不是头脑得到了满足,哲学使他们的头脑而不是心灵得到了满足。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而辜氏则称中国的宗教就是儒学,儒学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给人以正确的国家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上升为一种宗教。辜鸿铭对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颇不以为然,认为其肆意诋毁中国人,并在不同场合多次予以批评:“比如那个可敬的阿瑟・史密斯先生,他曾著过一本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书,但他却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他指责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的真实目的是试图证明西方人“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他嘲讽欧美的研究中国的学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成绩,“如同巨人肩上的侏儒,会误认为自己比巨人还要高大”。
      1935年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写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译为《吾国吾民》,又名《中国人》),在书中他建构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中国”的形象,综观全书,林语堂“国民性”体系比较完整,包含了人种“中国人民”、国民素质“中国人之德性”、思维特点“中国人的心灵”、文化精神“人生之理想”、妇女问题“妇女生活”、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面貌“文学生活”、艺术精神“艺术家生活”、闲暇文化“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对西方读者讲述“中国形象”。在回应了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同时,他也修改了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负面成分,借助西方“中国形象”话语对国民性消极成分进行批判。
      如果说把《中国人的气质》与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对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辜鸿铭、林语堂仿佛是在回应着明恩溥的观点。他们以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为潜在的对话者,对明恩溥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批判性的辩驳。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史密斯与辜鸿铭、林语堂对中国人特性的认识是相反的。
      关于中国人的礼貌。明恩溥“抱怨”中国的礼貌是“表演”而非“真诚表达”。辜鸿铭则认为:“中国一贯被认为是礼仪之邦,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礼貌本质?它就是对他人的感受加以关照。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既然生活在一个心灵的生活中,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他人的感受加以考虑和关照也非常容易。”中国人的礼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礼貌”。(秦海霞等,2008:60―61)
      关于“漠视精确”。明恩溥对中国人“漠视精确”进行了批评。辜鸿铭则认为,它恰恰说明“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心灵的生活中”,是崇高的。“这种心灵是精细和敏感的平衡,它不像头脑和智力,只是一个坚硬、僵化和生硬的工具。你不能用心灵去思考那些死板、生硬的东西,就像你用大脑和智力思考的东西一样”。正如“很难用毛笔来写和画,但是当你一旦学会了运用它,拿着它你将能完成富于美感和优雅的书画作品,而这是硬质钢笔无法做到的”。(秦海霞等,2008:63)
      至于“神经麻木”,明恩溥无法理解这种“不知疲倦、无孔不入、迟钝冷漠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的“无可无不可”一章中指出:“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是中国文化的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审虑所磨练出来的。”“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黄嘉德,2008:78)
      三、结语
      值得肯定的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辜、林二人对于国民性的话语构建起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揭示了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霸权之后,可以更有效地思考中国文化自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确引起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某些误解。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但他们不再沉默,在身份认同的觉醒中,这些“边缘”阶层开始寻找本阶级的话语权,寻找自我文化认同,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不仅如此,中国的国民通过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还可以了解西方投射在中国他者身上的意识形态,解构中国意识历史中“西方”之镜,解构自我意识的外来话语霸权,显示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支配性结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对于文化霸权中的强势文化进行抵抗的“去殖民”。
      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到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镜中,中国他者必须认清自己在此镜中的“像”绝非现实的“真实”映像,此镜更倾向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镜”,它所映照出的只是镜中月、水中花,是幻象。而此镜如何“照”出中国他者与西方主体、如此照出的像又如何发挥其功用都值得我们重视。
      因此,在今日中国,我们讨论近代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的东、西方话语构建,目的并不在于对其进行猛烈批判或辩驳,重点在于,用后殖民主义视阈,解构被殖民的民族的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解构这一建构在不平等话语上的知识──权力体系,让属下发声,可以说,塑造一个属于东方自己的话语构建,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话语意义。
      
      参考文献:
      [1]明恩溥.刘文飞,刘晓�译.中国人的气质[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辜鸿铭.秦海霞等译.英汉双语・中国人的精神[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
      [3]林语堂.黄嘉德译.吾国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王恩波,陈萍.后殖民视点中的张艺谋[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3).
      [5]陈金星.《吾国吾民》与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互动[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4).
      [6]梁展.新的政治想象――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J].中国图书评论,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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