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回归\拓展和欠缺] 现实主义的三大特点
时间：2019-01-10 03:31: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19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的“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文论中对真实、写实手法的推崇和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因而，西方现实主义的影响其实是我们自身现实主义潜意识的解放。但是“现实主义”在进入我国的本土化的过程中被过滤和再创造，经历了背离、回归、拓展的过程。本文意从“现实主义”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变化来探求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回归、拓展和欠缺。
关键词： 现实主义 新时期小说 回归 拓展 欠缺
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精髓的“冷静、客观、忠实于现实生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在进入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存在到偏离、从偏离到回归、从回归到拓展的一系列变化，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的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新时期小说，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缺少对社会现实和制度的纵深思索，对人类灵魂和人性的本质探求，对生死和爱恨的终极关怀，以及作家自身的“铁肩担重任”的历史使命。
一、现实主义小说的起源、滥觞和回归
当我们研究一个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的时候，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它的根源，因为只有明白了它的根源，才能有利于预测和把握它的发展和变化。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研究“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回归、拓展和欠缺”，首先就要明白“现实主义”的背景、来源和内涵。
“现实主义”最早是作为一个与“唯名论”相对的哲学概念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人们通常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忠实地反映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内心世界”。但是，将“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名词作为一种文学方法，则始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席勒的《论朴素的诗与伤感的诗》一文，他首次在文学领域使用了“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确立了它作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的含义。同时“现实主义”还是一个艺术流派，也称为“写实主义”。它坚决如是地表现出了画家所处时代的风格、思想和面貌，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真诚”。［２］
在了解了“现实主义”的出处和流变的基础上，我们便很容易掌握它的内涵和特征了，其中“现实主义”的内涵具体包括:（一）它是19世纪中期产生于欧洲的文学思潮流派和文学理论体系。（二）它是对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的反驳。（三）它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不同流派的思潮。它的特征与现实是密不可分的：（一）“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表现在对真实事物的追求、对社会的批判。（二）作为手法的写实性，它忠于现实、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注重细节的描写，具有宏大的叙事，全景式、全面、系统、整体、本质地关照和把握社会历史。（三）强调典型原则。（四）它的审美观是对真实和生活的遵从。
然而，在上世纪由日语翻译过来的“现实主义”在我国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实主义”最初是以“写实主义”的名称引入的，它是在进化论的角度上对西方现实主义的认同。在理论的探索和深化方面，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呐喊》《阿Q正传》等。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移植及其与战争文化规范的合流，“现实主义”已经失去了它原先的特色，而这个被苏联用来作为“从思想上以党派目的来教育人们”的工具，在周扬的引介和毛泽东的运用之后，尤其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红色古典主义”主流文学的兴起之后，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既出现了如《子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宏大的作品，又开了文学政治化、概念化的先河，从而使文学意识形态化，并最终沦为政治的传声筒。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改写和置换在建国后尤为明显，在我们全盘接收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后，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手法之下，作品中再也找不到“现实”的踪迹，所剩下的只有浮夸和虚饰了。而“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原则更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全面否定和彻底背弃。［3］
但是，一时的谬误挡不住永恒的真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像在盘山公路上的前行，虽然迂回，但最终还是上升前行的。随着“文革”的结束，“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等新观点的提出，人们开始对“现实主义”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探索：一是对政治原貌的恢复，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二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在新历史小说中客观重述了“国共斗争”、“抗日战争”、“阶级与人性”的主题。三是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不管是对国民的文化心理还是政治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继而使之走向在内容上“关注下层民众生态、心态”，在叙事策略上“将重点由抒情写意转向客观叙事”的“新写实主义”。它吸收了先锋小说的精神内涵而展现个体生命的生存本相，为人们开启了深层内涵的心灵世界。它向人们展现了国民的生存状态，对人生处境进行还原和重构；为人们撩开了婚恋的神秘面纱，消解了虚幻的理想；它展示了生存负重中人的无奈、沉沦和丧失；揭示了人性之恶和环境之陋的双向同构。
二、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拓展
此时的“现实主义”不仅已经回归了它“反映现实、揭露、批判社会”的本质，而且有了新的拓展，即“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在思想上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比以往的现实主义更为开放，更具包容性，更为多样化，也使现实主义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实主义大师的优秀作品大概都具有难以言语形容的对人们的‘天真的关怀’、再现他们日常生活时的清新和自然的气息”。以刘醒龙，“三驾马车”的谈歌、和申、关仁山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们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当前现实生活、社会矛盾，将关注的目标由原先的生活琐事转向与国际民生相关的重大事件，叙事视点也由平民而转向干部。能够正视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复杂的人际关系，塑造了一些抗争邪恶、造福民众、充满人间关怀、拥有民间操守和智慧的干部形象。比如谈歌在《大厂》、《大厂续编》中塑造的厂长吕建国等一批在困苦中坚韧奋斗的企业干部。和申通过《村民组长》、《年前年后》、《穷乡》、《穷县》塑造的村民组长黄禄、乡长李德林、乡长兼党委书记陈明、常务副县长郑德海，他们都是有着“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责任感，都是百姓心中的好干部，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经济改革的特定时期里，人们的心灵、道德、人性的搏斗。［4］
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拓展则表现为“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吸收了现实主义面对人生的写作态度，同时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叙述视角；吸收了先锋小说的平面化、零散化的运作手段，同时摒弃了它由无序叙述所带来的远离普通读者的文艺贵族作派。从文学精神来看，它仍然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但是，它更具有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很多，主要有刘震云、方方、池莉等。在刘震云的最初的两部小说《塔铺》、《新兵连》中就流露出了作者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的创作宗旨：对底层、平民、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的关注。他将一切实在的真实转化为写在文本中的真实，更关心“返回平民”、“返回真实”。他在《一地鸡毛》中描述了权力网络向家庭的延伸，指出了生活本身就是一大堆琐碎的实际问题。方方于1978年发表的《风景》被评论界称为“拉开‘新写实主义’的序幕”，她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善于刻画卑琐丑陋的病态人生，以冷峻的眼光剖析人性的弱点，探索生命的本真意义，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桃花灿烂》、《乌泥河年谱》、《春天来到昙花林》等，都是以敏锐、深邃的洞察力，舒畅、淋漓的语言揭示着她所理解的人生的真意。还有池莉的表现平民生活的“人生三部曲”：《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被誉为新写实小说代表。她自己也强调说：“我追求的就是要把中国人的生活非常逼真地表现出来，我的追求就是中国人的生命本质、日常生活的本质，而不是宏大话语，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欠缺
至此，我们对“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回归和拓展有了基本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思索：“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还有什么欠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首先回到“现实主义”的本质上来，从总体来看，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确是体现了现实主义“真实反映社会、揭露现实”的精髓的，但是，它也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
（一）在反映和揭露社会现实和社会制度方面，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缺少了深度的真。作家应该深入思考或者说敢于揭示社会现实和社会制度的种种不合理，应该看到虽然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都在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多年以来的陈规陋习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清除的，它也许需要几代人的艰辛付出和痛苦洗礼，比如富国穷民、贫富不均的分配体制，城乡差异、城市差别的户籍制度，政企不分、医药不分的医疗体制，覆盖狭窄、缺乏共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升学率评优劣、以学生分数评奖教师的教育体制，等等。作家应该从这些更深的层次里揭示人们在这些不和谐社会环境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异化自身、扭曲心态、背叛灵魂的本质原因，从而使小说更具有广度、深度和张力，更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真正本意。
（二）在对灵魂的拷问方面，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缺少了本质的真。在这一点上，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不仅剖析了高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的灵魂，更注重对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灵魂的拷问：“他灵魂的深处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为的残酷、懦怯、卑鄙，还感到他闲散的、堕落的、残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样。”“直到现在，他才了解自己的全部罪孽……发觉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觉到他害她害到什么地步……以前聂赫留道夫一直孤芳自赏，连自己的忏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觉得这一切简直可怕。”通过对灵魂的拷问，聂赫留道夫的精神觉醒了，他醒悟了：“人吃人并不是从森林里开始的，而是从各部、各委员会、各政府衙门里开始的。”从而使聂赫留道夫由“兽性的人”到“精神的人”的转变自然合理、水到渠成，而不像新时期的一些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因为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拷问，因为缺乏人物心灵的震动和感悟而显得那么生涩、牵强，从而影响了整个作品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淡化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失去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色。
（三）在对人的生死、爱恨的终极关怀方面被“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等反映生存的外在和局限所代替，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缺少了犀利的真。以郑小琼、浪淘沙、王十月等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以曹征路、王祥夫、刘继明等为代表的“底层文学”其实是一个阶层的文学，它反映的农民和其他底层人们的辛酸、痛苦、挣扎和梦想，它确是起到了唤醒国民、引起疗救的作用，但是它的狭隘性和个人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很多作者也只是基于简单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又由于思想资源的匮乏，往往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根本无法充分理解这个阶层除了“愚昧、落后”之外的本质问题，而使这些停留在肉体的、表面的、物欲的“愚昧和落后”缺乏了真正能打动人心、能拯救灵魂的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外在性，而缺少普遍性、深刻性，甚至于在“娱乐至死”的当下成为人们的一种猎奇。
（四）在作家观照世事人生和塑造人物方面，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失去了和谐的真。作品中出现两极了分化的偏颇：要么虚构人生的美丽、粉饰虚幻的诗意、制造矫情的悲壮，要么直呈人性的自私、懒惰、冷漠、贪婪，揭露社会的不公、残酷、困窘和琐屑。陷入了虚幻、矫情或绝望、叛逆的两个极端。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没有真实、完整、客观地反映现实，在某种意义上背离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真谛，都没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的一条恰如其分的通道，从而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所引导和启迪。在这方面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简・爱》，被称为“诗意的生平写照”，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小说中她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如：处于社会底层的孤儿院残酷的生活境遇；奢侈糜烂的封建上流社会；但是同时，作者也给人们编织了新的希望和梦想：简和罗切斯特先生终成眷属，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罗切斯特的一只眼睛也重见了光明。她将揭露、批判现实，与感悟、启迪人生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实现了真挚、和谐的美，给人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1］
（五）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缺失还有一点，就是作家们自身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责任感的缺失。“因为对任何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全盘肯定之，盲目为随之都是违背了文学艺术应有的超越现实的自由品格”。当今社会的快节奏、高效率使人们日益浮躁、机械，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和祥和，人们正在用一种异化了的心灵和充血了的眼睛来审视、评价身边的一切。而同样处于这种大环境中的作家们或多或少地也会被这些身外之物所异化，眼睛里的世界自然也会有失偏颇，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虚幻、矫情或绝望、叛逆的两个不客观、不忠实的极端，忘记了自己的道义和使命。那些被这个喧嚣、浮躁的大环境制造出来的同样是喧嚣、浮躁的“快餐式”的作家，为了眼前的目的，常常会使用各种各样打破、颠覆已经存在的旧事物的“求异”方式以吸引读者的眼球。但是，打破一个旧框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而再筑建一个新的理想却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没有沉静的心灵来思索，没有寂寞时间的来沉淀，没有深厚学识的来积累，没有苦难的人生的来顿悟，是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的。就像心中没有阳光的人不能给别人带来光明，心中没有梦想的人不能给别人带来希望一样，震撼的作品常常出于高尚的灵魂，传世的经典往往来自完美的人格。［5］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对社会、人生的客观、全面、冷静、忠实地观察、思索、探求和感悟；是对社会、人生的纵深解剖；是发自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一声呐喊，是指引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盏明灯。就像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现实主义最高峰的传世巨作《红楼梦》，还有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司汤达的《红与黑》，果戈理的《死灵魂》，它们的传世影响不仅在于深刻地揭露、批判现实，而且在于它们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和醍醐灌顶的感悟和启迪。它们拥有现实主义最核心的人类进步的信念、理想和希望，它们拥有鼓舞和激励社会与人类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斗志。它们给予我们的穿越时空的顿悟，使我们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从中找到参照、解释和依托，都能找到心心相印的共鸣，它们所描述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它们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自从它们问世以来，便如黑夜中的一颗颗朗星，光芒四射、熠熠生辉，在黑夜中照亮着人们前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李永建.新时期小说的人学研究［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12.
［2］文学理论基础编写组.文学理论基础［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5.
［3］殷�明.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
［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现代文学理论译丛［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
［5］张利群，张荣翼，张小元.文艺学概论.天地出版社，2001.11.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