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有哪些【解读沈从文的小说《长河》】
时间：2018-12-25 03:32: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说到沈丛文湘西题材的小说，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边城》，而《萧萧》、《柏子》、《贵生》等作品，同样展现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常”与“变”。在这些作品中，他以一个“农民”的视角，运用富有湘西特色的地方语言，表现出“乡下人”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现代文明入侵所带来的人生悲喜剧。《长河》是一部同类题材的小说，本文谈谈对《长河》的理解。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社会 《长河》 “常”与“变”
《长河》是沈从文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原计划写四卷，但南于种种原因，只写成一卷。在沈从文的笔下，描写最多的是“乡下人”。他们既对“新生活运动”感到恐惧，又生活得自然、坚定、乐观。沈从文认为这些性质是湘西原始自然环境的产物，他怀着虔诚的由衷的情怀赞美湘西社会自然的人性美。当然，时代的风云也折射进沈从文的小说，也就是所谓的“常”与“变”。
沈从文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他一再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与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乏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处却发育了想像，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的经验。”沈从文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实际上从进入北京这座古城之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身份，时时看待中国的“常”与“变”。因为到北京后，沈从文接触到的是一个与湘西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状况。而当1934年和1938年沈从文两次返归，途经故里，发现湘西社会生活在“现代文明”的侵蚀和影响下开始变质，感到大吃一惊。他怀念、留恋那虽然落后、保守、闭塞，但却安宁、秀丽、淳朴的“一角小隅”，所以他要“用一枝笔来好好来保存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于是一部部以湘西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陆续出现。《长河》即是沈从文第二次返归，在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对城市文明入侵农村、质朴民风变质的感慨之下写成的。
《长河》所写的仍是沈从文所熟悉的辰河流域盛产橘柚的地方。虽不若《边城》完整，却也显示了较为广阔的历史视角。就如沈从文自己在《长河》题记里所说的：“就沅江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进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平凡的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这所谓的“常”，即指湘西社会质朴、勤劳、和平、正直的人性美及优良的民族品德：所谓的“变”，则是指“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而十年实际社会培育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从而给首当其冲的农民从肉体到精神的伤害。尽管沈从文热切希望新的抗日战争能净化未来的中国，但“常”与“变”的交替错综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枫木坳看祠堂的老水手，是个饱尝艰辛、洞悉世情、坚韧达观的善良老人。他比《边城》中的摆渡爷爷更富阅历，最早感受到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将会给这里带来的骚扰。滕家橘园主人的小女儿夭夭，聪慧而纯真，她这时所面对的人生显然比《边城》中的翠翠的世界要龌龊得多；保安队向商会强派枪款，保安队长向滕长顺强要橘子及对夭夭动邪念的事情，都反映了新的历史动向。
沈从文以其固有的思想和风格，加上时局的限制，在描写时运用了一种乡村幽默取代原来的“尖酸残忍”，所以并未能畅所欲言，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沈从文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沉痛感慨。
对于《边城》之后的《长河》，沈从文的创作初衷更加明确：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来作朴素的叙述，”“来提到二十年来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正直的行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了边远偏僻的湘西，沈从文感到昔日的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的民风将难以维系，他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建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于是有了《边城》、有了《长河》……
沈从文的作品有他自己的美学理想，有他自己的取材角度，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也就是人性。沈从文所构建的理想中的“人性”，是抨击“现代文明”对农村朴素人性的破坏，希望他笔下所表现的“人性”不是返璞归真的，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保持传统的民族的美德。基于这样的美学理想，《长河》无处不显示着这种深厚的民俗的朴素的人性。在《长河》里，沈从文把人性美、人情美发挥到了极至。
夭夭是《长河》中用墨最多的人物。夭夭身上有翠翠的影子，但是在夭夭的身上已经看不到翠翠的忧郁。在夭夭身上展现更多的是她的自由和开朗。如在《摘橘子》一节中。其他人都在橘树上费力地爬来爬去，她却在长竹竿的顶端缚一个网兜在树下专拣大个的采摘，“且间或把竹竿撩拨树上的嫂嫂和姐姐，惊扰她们的工作”，半空中飞来只蜻蜓，便去追蜻蜓：地上出现蝉蜕，又去捡蝉蜕；蚱蜢的振翅、小羊的咩叫都会把她吸引过去，最后忙累了“才选一株最大最高的橘子树，脱了鞋袜。光着两个白脚，猴儿精一般快快地爬到树顶上去与家中人从数量上竞赛快慢”。就是这短短数百字中，沈从文竟把这个生活无忧无虑、又受父母宠爱的橘子园主人的小女儿调皮活泼、生命力又特别旺盛的神态，写得神采飞扬、呼之欲出。而当整个乡村弥漫着“新生活”带来的恐怖气氛时，她仍能“从容自在之至”，在保安队长直接对她进行卑鄙与拙劣的挑逗和调戏面前，她直接看作是“看水鸭子打架”，她并不惧怕新生活。在她身上，具有面对人生忧患的从容和镇定。
在《长河》中看祠堂的老水手，沈从文也用了很多的笔墨。这位乡村无产者出身的水手，是传统的湘西地域文化结出的优秀的果实。他集诚实、善良、热情、硬朗与乡村型智慧于一身。小说突出表现了他在社会动乱即将来临时：对地方未来及小儿女辈命运的担忧。愚憨和睿智在他：身上获得了奇妙的统一，面对“新生活”带来的精神压力及保安队长的蛮横霸道，他决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在精神上，他已滋生出同命运抗争的硬朗和雄强。小说极力渲染老水手近乎“无事忙”的忧患意识，以此来衬托作为乡村小儿女辈纯然天真的灵魂世界。
除了这两个沈从文着重刻画的人物之外，滕长顺的谦卑和敢于反抗的精神；三黑子身上萌发出的与现实强加于人的外来政治形态相抗衡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不许欺压人，欺压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做官不好，也要枪毙”，三黑子的勇敢在于他直接喊出了“沙脑 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子砍一两个”；以及保安队长的丑恶嘴脸、惟恐天下不乱的恶意敲诈和对夭夭的不怀好意，也都描写得相当出色。
沈从文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常常抓住人物潜意识等心理现象，以及在特定心理状态下的表情和行为，暗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栩栩如生。《长河》中最典型的就是对老水手关于“新生活”就要来了这一事件的潜意识的描写。老水手因听到路人说的关于“新生活”的只言片语和对一个问路的河南口音的耍猴戏的人的猜测。便认为“一定有事”，跟任何人说话都是模棱两可，想说又不敢说。而沈从文就是通过对他潜意识的描写，来突出老水手对小儿女辈命运的担忧和他自己的忧患意识。
夭夭、老水手、三黑子等人物之所以描写得那么成功，是因为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以往小说不曾用过的纯正的湘西方言，虽古拙朴讷，却新鲜别致。比如说“打口干”就是解渴的意思，“巴家”就是会持家的意思，“满满”就是叔叔的意思，等等，这些都是湘西方言的直接运用。当我第一次读到《长河》时，我惊喜地发现把家乡话运用到文章中所表达的意思是多么地巧妙!这不仅仅是地方方言的运用，更是凸显乡村人生所持有的神韵和风采的另一种方式。无论是生动、充满旨趣的人物对话还是新鲜、贴切的叙述语言。亦或是充满浓郁的泥土气息的比喻，都源于沈从文童年时代在湘西的语言积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文字的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大多数人在初读《长河》时，会觉得不知所云，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局势使沈从文未能写得那么直露，而只能用这种最俭朴的湘西方言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
沈从文反对文字的意气浮露，行文不依仗附加的词藻，但这也不等于不锻造琢磨。《长河》中的语言就是经过了反复的琢磨，精练了许多当地的譬喻。比如“尿脬上画花，外面好看，里面是空的”、“用鸡脚黄连封住我的口，免得我开口”等地方譬喻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小说内容，而且也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
也许正是因为《长河》中湘西方言和地方譬喻太浓，才使得《长河》不若《边城》出名，但《长河》中沈从文也有把诗、散文的因素导入小说，也正是通过这种充溢着牧歌情调的艺术形式才能把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生活描摹得如此生动、幽美静穆。沈从文任意识流动，纵情去写，多暗示和个人的情感。如写橘林的秋色：“树不甚高，终年绿叶浓翠。仲夏开花，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霜降后，缀系在枝头间的果实，被严霜侵染，丹朱明黄，耀人眼目，远望但见一片光明。每当摘橘子时，沿河小小的船埠边，随处可见这种生产品的堆积。恰如一堆堆火焰。”沈从文善于捕捉自然与社会生活中转瞬而逝的各种物象，他用各种官能向自然界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他写橘花的“香馥醉人”，写橘子的“丹朱明黄”、“堆堆火焰”，语言平淡、柔和、富有灵气。随着文字的移动，秋天的橘林尽展在我们的眼前。沈从文正是用乡村的这种宁静为以后的“官”和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作陪衬，为以后写老水手对农村生活的焦虑作铺垫。
小说描述了当时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人们，连远离城市文明的乡下苗人都不能幸免，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愤慨和抗议。那正陷于破产绝望、挣扎于死亡中的“长河”世界。也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如司马长风所说：“如果说《边城》是散文诗的画卷，那么，《长河》不仅具有这些，而且还可以听到时代的锣鼓、监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
我想，沈从文在写作《长河》的时候，心情肯定是相当沉重的。有一块大大的石头压住他的心，使他无法展颜，他绝对体会不到写《边城》时的那种单纯的快乐。作为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外来客”，沈从文一直无法融入其中，这也是促使他在精神上，在内心深处，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湘西作为自己的理想家园，并以此敌视同样敌视他的城市。而真实的湘西世界一旦被作家理想化后，就像一滩原本浑浊的或者说不是那么澄澈的溪水，在经过长时间的过滤后，不美好的杂质渐渐被滤掉了。因而沈从文的脑海中，关于湘西，一度全是美好的记忆。然而现在，在城市逐渐不再以排外的眼光来对待他的时候，他也慢慢收敛起对城市敌视的眼光。在坦然地扮演城市绅士角色的同时，他也开始了对湘西世界的新思考。特别是两次返归故里，沈从文发现自己所描绘的理想世界原来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在《长河》中处处显示着古朴农村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惶惑与不安，这种“常”与“变”的冲突，也就构建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长河”世界，凸显了人物的性格并预示了人物发展的轨迹。
《长河》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而沈从文正是用这有限的笔墨写出了乡下人在时代的压抑下灵魂变异的现实。由于感慨乡下人的现代悲剧处境，“其理性蒙昧导致的对自身真实处境的不知，以及因历史流变发生的性格、灵魂的变异”。《长河》同《边城》一样都唱出了沈从文理想生命之歌。《长河》以它思想的深沉和艺术的高超同《边城》前后辉映，成为沈从文一生艺术创作的两块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