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反腐下的腐败变形与“腐因”再分析
时间：2021-07-12 12:00: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腐败的变形或隐藏已经成为高压反腐后的一种“新常态”，甚至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腐败模式”，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本文正是聚焦在这一问题上，对腐败的变形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腐敗进行文化和制度上的反思。研究得出：并不是我们没有制约腐败的方式，而是我们没有有效落实。同时，群众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故而腐败才在有些官员中屡禁不绝。要注重群众网络举报的参与性，以此来完善监督体系。
〔关键词〕腐败变形；腐败；隐形腐败；网络腐败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2-0080-07
一、 引言
“据《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的报道：为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中央纪委正与有关部门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反腐败体制机制将日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会迎来质的提升。”〔1〕在本文看来，这恰好是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的强力回应。
在日益完善的多方位、整体性的反腐格局之下，“四位一体的反腐模式：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运动式反腐+网络反腐”〔3〕至此形成。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的腐败从此就消失了
吗？没有，譬如“辽宁拉票贿选案”①就是典型。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时间惊讶地发现，辽宁发生的拉票贿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②时间很接近，都是在2013年的1月。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把中央的政治意志“不当回事”，从而玩忽职守，腐败不止。
类似“辽宁拉票贿选案”这种把中央反腐的讲话精神、文件精神等不当回事的地方官员腐败案件，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江西九江市纪委对星子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李春滚在任职期间，不仅违反廉洁纪律、国家法律法规，还长期参与以钱为赌注的‘打麻将’活动。有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党员干部赌博现象根深蒂固，有的干部将其作为受贿的通道，谎称‘逢赌必赢’；有的干部为了扳回老本苦练赌技，难以自拔。”〔4〕再通过对比时间发现，这件事情曝光出来距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时间，大约有3年左右。也就是说，李春滚的确是没有把“反腐禁令”和党纪国法当回事。
总的来说，以上种种案例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既是一种政治博弈和政治投机主义，又是一种对抗性政治。主要是权力和心理上的对抗。
我们也不难发现，心理上的对抗本质上是权力之外的那种“文化内因”的对抗。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反腐把人弄得请客吃饭都觉得害怕”等等之类的“闲言碎语”，但是这句话背后恰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央反腐已经下达到最深层次之中，它直接穿插到了日常生活里，效果明显；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情交往，往往是促使腐败发生的一个温床。比如说，求人办事，总不能“空着手”，毕竟是要“求”，但是为何要用“求”呢？还是资源问题，即资源生产出权力。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下，导致“求”变成了行贿和“糖衣炮弹”的助力。所以，中国的某些文化之内在机理和人性中的某些东西，造城了这些隐形“交易”，从而使腐败得以发生。
诚然，“求人办事”故而“要表示表示”，这就构成了利用资源买资源的背后利益交换。本质上，却还是政治行为。因为，里面有太多的钱权色彩。加上，现在的这种权钱交易更加地隐蔽，例如用“微信红包”行贿、用快递邮寄“礼品”而不当面交易等，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隐形的政治”。它的特点在于：第一，不那么容易发现，特别隐蔽，而且交易也不是那么的“胆大妄为”，但是实质却又是在行贿受贿。第二，交易的时候暗含了明显的“权力-利益互换”。这些都增加了查办的难度，可见我们的反腐工作其实还是比较任重。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是腐败行为，其中包括行贿、受贿等。就研究的内容而言，在权力运行中被遮蔽的腐败方式。通常，我们很难去纠察，但是又的的确确发生了。
那么，我们怎样去弄到这些一手的材料呢？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论，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阐释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当中主要用“田野调查”“结构式/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至于说参与式观察，我们很难做到，因为交易的现场，你不是官员们的“自己人”，所以会遭到排挤。即便是“自己人”，他们也会认为“多一个人，多一份风险”。而结构式访谈，我们又无法轻易地做到和“落马”的官员进行对话，或者找到当初行贿者进行访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材料获取途径。为此，我们主要采取田野调查获得资料。通常，田野调查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时期的田野调查；第二种是网络时代的田野调查。不同的是，他们的调查方式和区域是不同的。前者是实地考察，进行观察、访谈、材料收集等；后者是在互联网中进行，用互联网的方法去获取研究需要的材料。本文主要采取的是互联网的田野调查。一方面，因为能力有限，很多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很难获取；另一方面，笔者从2013年开始一直从事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并且发表过相关文章，故而对网络上的调查方法比较擅长。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放在政治社会学之中，回到对抗性政治的语境下，去阐释高压反腐与腐败隐藏、腐败变形又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这种对抗性又该如何解释？
三、 对抗性政治：高压反腐下的腐败变形
据《检查日报》显示：“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车私用、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监督力度的加大，不正之风‘由明转暗’，披上了一层‘隐身衣’。”〔5〕问题是，所谓的“隐身衣”到底是什么呢？譬如有网友如此说道：“听说党政机关把公款吃喝都转移到农家乐了。”“不让用公车了，自己搞个私家车，可是费用却不用自己出。”“通过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来给领导干部送礼（送电子商务卡），送礼者与收礼者都不需要见面，一条短信、一个微信，就产生和完成了钱权的交易。”“现在收受贿赂都不用现金了，通过透露股票交易内幕实现变相贿赂，这种方式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说好听一点是炒股赚的，其实就是变相贿赂。”“查干部办公用房时，在办公室门上写一个‘小型会议室’，自己的办公室就成了单位的会议室。”〔6〕如此等等。事实上，以各种不同手段进行“隐蔽性腐败”是对中央规定的对抗，他们有的巧立名目，有的“挂羊头卖狗肉”、有的甚至“声东击西”，完全是把反腐不当回事，或许是自己觉得“运气好”，才胆敢如此徇私枉法。有的甚至还把“纪委”化为自己的人，〔7〕盘活自己的势力，此为公然对抗中央反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