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考察

　　[摘 要]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核心部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这一核心，在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环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为我们今天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建国初期 中国共产党 执政基础 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2—0030—08
　　所谓执政基础，总体上是指党赖以执政的支持系统。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求得本阶级与其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对党如何巩固执政基础进行历史考察，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充分发挥党史和国史社会功能，也是党史和国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建国初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刚刚成为执政党，中国社会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型阶段，党在巩固执政基础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和艰巨的任务。实践证明，党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是成功的，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
　　
　　一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任务异常艰巨，当时在对实际情况有了准确认识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两大方面作出努力。
　　
　　(一)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巩固执政基础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能否有效地巩固执政基础，首先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为此党根据建国初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打击贪污腐败、教育党员干部、整顿基层组织等一系列整党建党活动。
　　首先，重视思想建党，结合整风整党，刹住腐败风。针对建国后党内出现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等严重问题，中央决定于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全党全军开展一次整风运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又对整风作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此次整风的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整风的方法是自上而下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成立整风训练班，认真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这次整风到1950年底基本结束，通过整风不仅改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和作风，也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逐渐暴露。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强调此次整党运动的目的和主要内容是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从思想上继续提高那些好的党员，教育和改造那些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尽管在整党过程中出现过偏差，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整党，为革命胜利后的执政党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使党经受住了胜利和执政的考验。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一些干部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对此，1951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开始后，中央又接连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将“三反”运动与整党结合，使“三反”运动成为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格考验和对党组织一次实际有效的整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其次，教育、发展党员，审查、培养干部，健全基层党组织，提高组织战斗力。为了解决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某种程度的不纯问题，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曾发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号召，认真讨论并制定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强调要普遍进行一次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关于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定老区党组织目前以整顿为重点，停止发展；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新区和工厂、矿山、企业、机关以及专科以上学校，应有领导有计划地本着慎重的方针吸收一部分新党员，同时严防各种坏分子钻进党内。按照决议要求，到1954年底，全国共接收新党员282万人，同时进一步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为适应主要任务的转变，确保“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工作在过渡时期的任务：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重点研究了如何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一是加强干部管理，为此1953年11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正式提出改变原有干部管理方法，实行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新体制。二是加强干部的审查和教育。1953年11月和12月，中央分别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于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并加强了党校工作，轮训党的各级干部。
　　最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加强党建工作的核心与归宿。为防止执政后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倾向，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前文所述的整风整党，都起到了改善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的作用。除此以外，中央还特别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1950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层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把党的工作置于广大群众和舆论的批评与监督之下，促使党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思想和作风。二是重视群众来信。1951年5月，毛泽东在《转发中央办公厅和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三是建立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1952年8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在全国推广建立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置人民意见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二)建设良好的执政环境
　　从广义上说，党执政的环境既是党治国行为的背景，也是执政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要顺利完成其治党治国活动，必须实现与执政环境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具体地说：
　　第一，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完善政治体制环境。
　　建国初，党积极开展民主建政工作，一方面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和体制，另一方面健全党在各项制度体制中的机构设置，明确党的领导责任，确立正确的党政关系。
　　在健全各项政治制度方面，党先后开展了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和各项政治制度的工作。建国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分别制定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各级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职权等作了明确规定。1953年1月，中央决定召开人民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2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实行普选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制度正式形成。在第一次全国范围选举的基础上，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定。与人大制度紧密相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承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在民族问题上，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固定下来，使其成为了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在确立党政关系方面，新中国刚成立之时，董必武就指出，党对政权的领导并不是直接掌管国家权力，而是通过在政府及相关机构中设立党组来实现的。1953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发布后，党政关系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撤销了中央政府内的“党组干事会”，建立了若干个“党组小组”；二是在中央、省、市各级党的组织中设立同政府工作对口的领导小组。1954年4月，为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中央决定撤销区一级的党政机关，实现了对地方更加全面、直接的领导。
　　第二；加强经济工作，建设有序发展的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是推动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也是党最重要的执政基础。当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重建经济新秩序，党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在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解决人民的土地问题，实现农民经济解放，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也是政权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因素。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新解放区展开。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是这次土地改革的目的。
　　其次，没收官僚资本。1949年1月，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规定，“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具体要求和做法是：不打乱企业原来的组织机构；保持企业原有的各种管理制度；军代表监督企业一切活动，但不干预生产。没收的官僚资本和原来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公有经济共同构成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再次，对经济秩序进行整顿。一是打击投机资本，把物价逐步稳定下来。通过制裁破坏金融的首要分子、调集主要物资集中抛售、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国家掌握了市场的领导权，从1950年3月起，物价开始回落，并渐趋稳定。二是统一财经，改变原有的财经管理体制。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规定》，强调财政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建立了统一的预算管理、审计、会计制度和财政监察制度。三是合理调整工商业。为解决物价基本稳定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滞销等情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府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开始调整工商业。通过调整，工商业渐趋繁荣。
　　最后，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实施“一五”计划。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一条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不仅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也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
　　第三，对思想文化进行整合。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既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也有落后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上的、价值观念的以及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倾向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造和整合。
　　首先是改造旧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是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为此，先是在各主要城市禁止外国通讯社及外国记者活动，然后是收回教育主权，对于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和宗教团体，依据国家政策予以有效的规范和限制。二是批判封建主义意识。这主要是结合土地改革，通过在农村广泛的思想动员，沉重打击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残余存在的基础条件；在文化教育领域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毒素；结合婚姻制度改革，打击封建宗法思想意识，解放妇女等。
　　其次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1951年，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的职能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对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批评；领导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的活动等。这种学习宣传活动在党内外两个范围内同时展开。在党内，推动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和考核工作，加强了党校系统的建设和发展。在党外，有意识地引导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学习，强调“继续加强对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广泛开展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是增进对各民主党派阶级合作，组织他们参加国家各种建设的主要条件，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同时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走进课堂。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高校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
　　最后是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9月，周恩来主持研究确定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的内容、目的、方法，并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与此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适派及其他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历史地看，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对于纠正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些错误的思想倾向，牢固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导地位，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由于这些思想批判的政治目的性较强、方式简单，将有些学术问题政治化，这也给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健康发展留下了不好的影响。
　　
　　二
　　
　　通过对执政主体自身和执政环境两个方面的重点建设，中国共产党较好地达到了巩固执政基础的目的。一方面党获得了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夯实了党执政的群众、组织、物质和思想文化基础。
　　
　　(一)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农民阶级是党执政最重要的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应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前是地主的天下，现在是我们的世界”。农民阶级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强化了对党和新政权的拥护和认同。
　　处理好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获得他们的拥护和认同也是党巩固执政基础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对党与新政权存在种种疑虑和恐惧心理。《共同纲领》确定了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分工合作关系，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七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工商业进行了调整，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出现了生产恢复、市场活跃的局面。
　　第二，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1952年初开始了“五反”运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并不是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打击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通过“五反”斗争，不仅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巩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使民族资产阶级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才有前途。
　　第三，1953年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料到消灭私有制来得如此之快，产生过惧怕心理。党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使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1955年11月，全国工商联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只有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光明幸福的前途。”至此，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逐步消除，自觉自愿地接受改造，实现了对党的真正认同。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的状况虽然复杂，但较之其他阶层他们在总体上对民族危机和社会腐败有着更深刻的洞察和体验，有着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更为迫切的变革意识。因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他们对党和新政权的认同感日渐强烈。他们积极主动地要求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期待着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以便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贡献。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划清了同资产阶级的界线，衷心地拥护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
　　
　　(二)巩固了党的组织基础
　　组织基础的巩固是建国初期党的建设的直接结果，通过加强对执政主体的自身建设，使党的战斗力得到提高，组织控制力与政治动员力增强。具体地说，包括党员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两个方面。
　　党员干部一方面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负有重要责任；另一方面又是党员群众的先锋模范和表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的组织者。建国初期通过对党员干部的审查、培养、教育、选拔，使干部队伍的总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一是转变并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二是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执政意识，强化了责任意识和宗旨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谦虚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自觉地拒腐防变；三是通过强化干部文化教育，加强干部轮训和党校工作，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素质、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四是通过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审查、监察工作，大胆提拔先进技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不断清除不合格干部，保持了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党能否获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建国初期通过对基层组织的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工作，使党的权威渗透到全国各个城镇、区县、工厂和企业。对于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权力渗透也是通过行政渠道来实现的。这一时期，在农村，区乡制使基层政权进一步下沉，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纷纷建立；在城市，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形成了单位体制，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党通过在这些政权组织、社会组织中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提高了政治整合能力。
　　
　　(三)形成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首先，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构成了新生政权最初的经济基础。经过统一财政、强化税收使党和政府拥有了一个稳定而协调的财政基础，增强了党领导社会复兴的能力。新中国创造了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实现经济恢复的奇迹，这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共同的结果，不仅证明了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力，而且使之获得了十分有效的合法性资源。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党就开始为计划经济的确立而努力。经过建国初期财政战线的“三大战役”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基本确立。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不仅在当时有效地调配了有限的经济资源，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通过计划的集中统一，使政治权力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经济调控与政治调控高度结合，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虽然计划经济有它的弊端，但它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开辟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开端。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迅速发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这些都是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开端。
　　
　　(四)坚实了党的思想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当党成为执政党后，自然就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统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种主导思想的确立在当时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就直接方面来看，党通过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运动等措施，实现了对思想文化的整合，改造了旧文化，建设了新文化；就间接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了党和国家各项建设活动的方方面面，《共同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1954年宪法等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精神。总之，随着——系列思想文化整合活动的顺利开展与完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伦理准则。同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唯物论等基本概念被广泛用于文化、学术、学校教育之中。
　　建国初期，党紧紧围绕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核心开展的工作，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最根本之处在于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拥护，没有这种认同和拥护，党执政就失去了根基。这一良好的开端为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所取得的经验也为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执政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执政的主体。这一主体的执政基础怎么样，首先取决于这一主体自身的状况。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江泽民也曾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33这些话虽然都是后来说的，其实也是建国初期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基本经验。建国初期开展的整风运动、整党运动，不仅较好地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改变了面貌，增强了战斗力，而且也是党加强执政基础建设的有力保证。
　　第二，必须努力提高执政绩效，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须要满足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建国初期，满足农民的根本利益主要就是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满足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就是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并且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所以，建国初期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得民．Jb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实现了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1957年仅农业总产值就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3，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提高38．5％，农民提高27．4％。[141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当时党所取得的执政绩效。没有这样的执政绩效，没有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满足，就没有民众的真正认同和拥护，也就失去了党的执政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江泽民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多次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也是建国初期党巩固执政基础所积累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文化整合，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思想文化作为党执政的精神基础，虽然不是主要的方面，但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其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后，意识形态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进行思想文化的整合，是每个执政党都要遇到的问题。对此，党在执政之初就有明确的认识，并且也确有成效。建国初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及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虽然在一些具体做法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努力寻求适合执政党需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撑，努力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努力构建执政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从结果看，达到了这一目的。没有这种结果，党的执政基础就缺少了一个重要方面。
　　对思想文化的整合还有一个问题也要重视，那就是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之后，怎样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它，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建国初期，党在整合思想文化、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同时，也在主动地推进理论创新，《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就是很好的证明。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党同志务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基于党的80年历史总结得出的结论，其中自然包含着建国初期党整合思想文化的历史提炼。
　　上述经验只是建国初期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主要部分，同时，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努力并非尽善尽美，也留有一些教训，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文化整合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就有缺憾。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经验也好，教训、缺憾也好，对处在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郑　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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