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时间：2021-07-11 16:0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始用10到15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11月，他说，要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月24日，向全国宣布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这条总路线。1953年是“一化三改”正式开始的第一年。1981年的党史《决议》把1949——1956年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但在被称为新中国“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中却没有写社会主义。毛泽东当时说法是：大概二三十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原来说的建国后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或二三十年才能开始的“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却在三四年后就开始了。虽然这条总路线的实质被称为“发展一体改造两翼”，但实践中的实质是“改造两翼”，即消灭私有制。半个世纪后，“一体”即工业化仍然未完成，但过渡时期总路线早在1956年后就不提了，因为“三改”已完成了。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在1988年之前很少有人公开怀疑。1981年的党史《决议》认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对贯彻这条总路线的实践——社会主义改造，《决议》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这是党中央在当时认识水平上所作的结论，不可能没有局限性。
　　中共十三大后，一些著名政治家和学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开始公开怀疑。资深老政治家薄一波在1988年3月19日的中顾委会议上提出，为了加强对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要重新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的历史。“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得时间再长一点，是不是会更好”？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搞15年到20年是不是会更好？毛泽东在“八大”后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搞私营，可他没有去做。“为什么对于事先提出、制定的本来是正确的符合实际和符合国情的一些设想、方案、政策和路子，往往不能贯彻到底，中途就被改变了呢？”应“进一步做出实事求是的研究。”薄老提出的这个思想确实很重要。于光远在1988年5月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书中指出：“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主要对象进行批评……实质上是批评了毛泽东自己创立和在多年中有所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薛暮桥在1988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说：“现在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1996年7月出版的《薛暮桥回忆录》重申了这个观点。1998年《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胡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1999年该刊发表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胡绳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大贡献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界限，找到了正确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很快放弃了其正确思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党“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走了弯路。1953年，中国大陆并不具备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条件。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十三大后，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之所以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直接的根源是十三大报告对私营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做了明确阐述：“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实践证明，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翌年4月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合法权益及发展做出了宪法规定。至此，私营经济在中国大陆又进入合法发展的阶段。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个世纪后，我们重新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的结果，需要认清以下基本问题：
　　
　　一、建国初期政权稳定后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党的工作重点应在何时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现在人们比较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及斯大林对其的继承和发展为指导的。但关于党的工作重点的认识，毛泽东与列宁和斯大林是有重大不同的。1918年3月即十月革命胜利后四个多月，列宁就指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管理国家的任务现在首先是归结为纯粹经济的任务”。他特别强调：“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2、168——169页）但苏维埃政权刚刚着手把根本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就被历时3年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打断了。1920年4月7日，当国内战争还在进行、但已接近尾声时，列宁就提出：“当前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从迄今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的军事任务向和平的经济建设任务转变。”（同上，第38卷第328页）同年12月22日，国内战争结束刚一个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46页）两年后他提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同上，第777页）斯大林在1921年7月说：“现在，当我们已进入新的经济建设时期，当我们从战争转到和平工作的时候，‘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旧口号就必然为‘一切为了国民经济’这个新口号所代替。这个时期要求共产党员把全部力量投到经济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72页）根据以上论述和苏俄历史的实际，可以肯定：第一，苏俄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前夕就开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完成了这一转变，没有这一转变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战略性转折。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在何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苏俄的历史回答是：一旦巩固了新政权、消灭了敌对势力的武装反抗，实现了和平局面，就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又说，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工作重点即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的不一致被有的党史学者称之为“二元论”，因为这是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并重。把总路线比喻为“一体两翼”，意味着“工业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如能坚持到底也不错。但正如有的学者说的：“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阶级斗争越来越置于经济建设之上”。（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1996年版第175页）正是在确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不久，毛泽东于1953年11月4日实际上提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这种以两个主义、两个阶级、再加上后来说的两条路线为纲的思想及其实践，使中国的现代化被耽误了20多年。直到1978年底才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工人阶级政党掌握全国政权后，确定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角度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党中央确定国内主要矛盾的角度是社会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状况，因而确定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列宁在确定过渡时期和平状态下的主要任务时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1953年后毛泽东一直从阶级斗争和权力在谁手中来确定主要矛盾，就始终未能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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