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由、措施与启示

时间：2021-07-11 04: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腐败作为“政治之癌”已成为古今中外政权稳定的隐忧，如何治理腐败成为政权持续稳定发展所需回应的迫切命题。中央苏区的创设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首次有益探索，新生政权为何滋生腐败，如何治理以及治理腐败获得的经验启示应该予以关注。本文运用治理理论的研究范式，以史料为立论支撑，以中央苏区腐败产生的缘由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腐败治理的举措，进而归纳出中央苏区腐败治理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腐败治理；缘由；措施；启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4-0087-08
　　腐败是腐蚀政权的蠹虫，是公权力异化的产物。自古以来，伴随着公权力产生的腐败也随之成为威胁政权稳定的公敌并难以根除，腐败治理作为腐败与反腐败博弈的具体形式成为任何政权必须长期关注且有效回应的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腐败治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腐败治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实施中高度重视腐败治理，更是以坚定的政治自信和坚毅的政治品质彰显腐败治理的政治行动和政治作为，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反腐行动捍卫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稳固执政地位的获得离不开腐败治理的有效实践，其中党最早的腐败治理实践可追溯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931—1934年）。新生政权为何腐败？如何治理？有何启示？本文拟以探析。
　　一、中央苏区腐败滋生的缘由剖析
　　腐败是以公权谋取私利的利己行为，是公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但公权力的存在仅仅是腐败产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其负向行使才是主因。有鑒于此，政权性质的差异性同样遵循以保障公权力的正向行使防范权力病变腐化的共性逻辑。依循这种思考，诞生于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标志着一个新型红色革命政权的创立，纵然是与国民党腐败政权迥异的新型红色革命政权，但由于落后思想使人想腐，制度漏洞使人能腐，监督缺失使人敢腐，公权力的正向行使得不到切实有效保障，腐败呈滋生蔓延之势。
　　（一）落后思想使人“想腐”
　　从发生学的视角审视腐败的产生离不开三个核心要素，即权力的占有、腐败的动机、腐败的机会。当权力占有之人在腐败动机驱使下抓住可乘之机便越轨贪污滑向腐败。考察腐败形成的的这一机理不难发现权力占有者腐败动机的有无成为“贪与不贪”的重要主观因素，而腐败动机与权力占有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有莫大的关联，同样是面对权力的占有与众多诱惑，不忘初心，坚守自我，清正廉洁者有之；迷失方向，丢掉党性，贪赃枉法，沦为为腐败的阶下囚者亦有之。究其缘由，思想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腐败动机的有无成为“贪与不贪”的重要分水岭，“不想腐”理应成为筑牢清正廉洁堤岸的重要思想防线。毫不讳言，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之中，加之其成员大多是来自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中的一些领导干部难免会受到落后、腐朽思想的影响而贪污腐化。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曾针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来源作了论述：“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1]P85党内阶层结构的草根性容易滋生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等劣根性观念并扩散化，进而污染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种理论推演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苏维埃政权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落后腐朽思想的浸淫下开始腐化变质，一些干部“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质的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三十四项，合计大洋二千元，其经手浪费中有贪污，还不算在内”[2]。于都县苏区领导干部挪用公款，从事投机生意，集体贪污腐败，造成了影响恶劣的“于都事件”。种种贪污腐化的行径背后有着狭隘自私、贪图享乐、官僚主义等落后腐朽思想作祟的影子，落后思想使人想腐。
　　（二）制度漏洞使人“能腐”
　　腐败是制度纰漏的产物，制度的缺位不健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战火纷飞中创立的苏维埃政权首要任务是政权的巩固扩大，而在以革命为主题的特定历史语境下，政权巩固并扩大的具体路径依赖于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具体路径在于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革命的时代主题与血雨腥风的动乱环境内在规定了苏维埃政权必须把“打仗，闹革命”作为其生存并壮大的“第一要义”，“打仗，闹革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动态过程，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逻辑遵循“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新的国家机器”的理路，“立”是建立在“破”的基础之上逐步性探索实践的过程，“破”也因此成为无产阶级型政党在“破旧立新”建章立制实践中的首要考量，而对“立”重视的不足不够体现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与人治色彩的显现化，表征于革命政权腐败滋生并蔓延之态势，这对于苏维埃新型政权同样具有适应性。新生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执政经验的欠缺与动乱环境等众多因素的交织难免使制度建设跟不上复杂多变的革命形势，制度漏洞的存在给潜藏在革命政权中的投机分子提供了贪污腐败的可乘之机，这主要表现在个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对制度刚性约束的规范性与惩戒性的漠视与替代，腐败随之大行其道。如“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吐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账形式”[3]P577，这些腐化的行为作风折射出部分苏区干部在执行革命任务时的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究其缘由，既与个人的主观因素有关，也与制度刚性约束的缺位密不可分。一言以蔽之，制度漏洞使人能腐。
　　（三）监督缺失使人“敢腐”
　　如果说制度约束的缺位是滋生腐败的罪魁祸首，那么监督的缺失便是外力助推腐败的次要诱因，人作为制度的主客体存在有其固有的人性缺陷，仅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来防范腐败并不就有普适性和长效性，这就需要较之于个人而言的外力监督来保障并规约权力的正向行使，制度建设作为权力规约的载体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与基础性不言而喻，但倘若在制度的执行中缺失了监督这一环节，制度就会因执行中的主观随意性而走样变形成为稻草人式的一纸空文，“纸老虎”是震慑不住“敢腐”的心里攻势的，因此，权力容易导致腐败，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内在机理暗合了监督制约对反腐的不可或缺性的逻辑。审视权力之所以不受监督制约的重要缘由就在于权力暗箱操作的隐蔽性，在没有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下，公职人员难免会在利益的诱惑下爆发人性趋利逐利的固有缺陷，抱着侥幸心理贪污受贿，逐渐滑向腐败的深渊。腐败产生的大量事实也表明，监督缺失降低了腐败被发现查处的概率，腐败的成本也随之降低，这势必会使人敢贪敢腐。处于初创期的苏维埃红色革命政权之所以腐败之风日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监督制约的缺失。一些苏区干部暗箱操作权力，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公款，其中影响较大较为典型的要属“左祥云基建工程贪污案”，“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基建工程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多（折合人民币1.5万元），盗窃军事秘密地图，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准备逃跑，被举报抓获”[4]。左祥云基建腐败案暴露了新生政权在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短板，监督缺失使人敢腐。反面的“教材”使得共产党人痛定思痛，这为日后开展的腐败治理工作明确了着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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