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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角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问题研究

    时间:2021-07-10 08: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立国之基,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不可绕过的关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最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互助合作组,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到现在新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国内的学者对农村经济组织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农村经济组织的经济因素,当然也有社会学界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虽然从各个角度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但是正如库恩提出“范式”理论一样,研究囿于组织内的结构和组织成员的行为理论范式,本文意图跳出这样一个理论范式,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角来研究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力图新辟一条研究农村经济组织的道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供销社
      
      一、农村经济组织的现状
      近年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归为四类,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双低驱动型,双高驱动型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从其作为一个组织形式建立以来就问题丛丛,发展到现在更是处于一个进退维艰的处境,一方面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善分不善和,当然这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积淀的结果,晏阳初曾就说过愚、穷、弱、私是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而梁漱溟也提到过中国农民很散漫,农业要发展必需要从分散走向合作,虽然近代以来农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但是远远不够,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要组建效益高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几乎是不可能,一个组织要有效地运行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一定的法规保障,其形成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需要一个外部的推力,驱动这个组织的建立、有效的运行。这个驱动力可以是政府的支持,也可以是企业的管理精英,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政府不可能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独立自主,自由发展,而且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也不可能离开政府自力更生,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这样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势必是缺乏竞争力,那么这就违反了建立这一组织的建立的初衷——发展农村经济。那么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必有两股力量在此消彼长,一股力量来自国家,一股力量来自社会,然而这两股力量总是处于尴尬的场面,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活乱” 的场面,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二、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分析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
      根据西方现代化理论框架,国家的发展经历由传统向现代化发展,中国也历经了这一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可以说1979年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道界线,这条界线同时也把农村的合作组织分成了传统的经济合作组织和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
      传统的经济合作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国家全权干涉,国家的权力触角涉及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这和当时的现状是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于社会,政治权利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国家权力无所不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政治上高度政治化,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安排的一种“自上而下”的逻辑关系。而在这种国家和社会逻辑关系下的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所具有的特征自是无可厚非,这一时期的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的显著特征是集体经济,“一只有形的手”操控的全部的生产过程,产权不分,吃大锅饭的形式,而这种传统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分为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不可否认,这一农村的基层经济组织结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显现了社会主义的优势,即集中力量办大事,农民的生产热情很高,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但是很快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问题,这也被历史所证明。如果一个体制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一体制下的和这种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的农村经济组织必然也会有问题,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在原有旧的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经济组织的弊端更是显露无疑,据统计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自1992年起,全系统连续8年亏损,特别是从1995年起,亏损逐年成倍增加,到1998年亏损额最高达到156.39亿元。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变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操控着社会的运作,另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政权的宏观控制,国家政权的触角延伸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个有形和无形之间的矛盾的,给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一客观的自然进程,而是由国家强制实施政治计划或安排。那么当中国引进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等种种并不并历史文化所熟悉的现代性变革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必须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和重构,而怎么调整和怎么重构则是问题的关键。这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把握不好就容易走极端,形成恶性循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极端的现像,1949年以后,在高度政治化合计划经济安排的架构中,历史上形成了两极徘徊的逻辑: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再放。同时这种逻辑也出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领域,即林毅夫等经济学者所称之为经济变革中“活乱”循环:“在宏观政策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付这种经济周期的办法就是采用旧的治理手段,进而导致传统经济体制复归.。‘一收就死’是传统经济体制复归的必然结果;效率与速度的要求便又被突出出来,于是再一次放 ,这种现像在中国的传统经济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尤为显著。
      2.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式之一——供销合作社为例
      供销合作社可以说是中国农村一大经济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其是作为农民自愿加入一种为了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民间农村经济组织,之后由于中国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政府权力的进入,供销合作社便成了一种集体经济的形式,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下,供销合作社原有的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由于缺乏竞争力,便逐渐没落,虽然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合作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已不能再现昔日的繁荣,笔者之所分析供销合作社的兴衰荣辱,是因为合作社建立到兴起最后衰败的过程呈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问题
      以下的数据是供销合作社在1979年至1988年的经营状况,之所以选择这一个时间段的用意不言而喻,中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这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社会发生转型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模式的状况如下表所示:
      对以上数据整理可以得到亏损单位所占比例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关系图,如下所示:
      如上图所示,1979年到1988年期间,亏损单位占独立核算单位的百分比是呈现波动状态,波动幅度比较大,而且总体成上升的趋势,且在1982年达到顶峰,将近有四分之一的供销社是出于亏损状态,而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发现1949年至1979年,除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供销合作社的生产以外,其余时期的经营状况都是比较稳定,亏损单位不会超过百分之九。
      1979年后这种农村经济组织出现的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理论视角其实不难分析,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前半时期,中国是实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和当时的国情有关,在生产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这种经济体制能够有力的促进社会发展,在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下,政府以“有形的手”宏观调控着社会,供销社政府驱动型的管理模式是和当时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但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和社会分化,社会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控制资源配置,而供销合作社仍然是强国家、弱社会下的政府调控下的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必然缺乏社会竞争力,那么其出现亏损则是必然,但是如果国家放任不管,这种农村经济组织根本没办法在市场竞争中立足,这种矛盾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林毅夫等经济学者所称之为经济变革中“活乱”循环,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无形和有形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然而看似两难的困境——所谓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研究西方的市民社会,也就是赞同一些市民社会论者的一些观点,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通过国家——社会——市民的范式下结合当前中国的具体现状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需要存在着一个公共空间作为缓冲这两方面的矛盾的一个区域,这个公共空间可以认为(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词来表达的话)就是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所认为的市民社会,所谓的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实际上更是在于国家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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