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理论关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策主张
时间：2021-07-09 00:0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工业化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与国家经济赶超问题关系十分密切。早期工业化理论主张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富裕目标的必经之路。尽管不同工业化理论均认为工业化需要一定的引导力量，但是在由政府还是由市场力量进行引导上存在争议。工业化演化路径模型认为工业化过程存在多重均衡现象，这为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工业化；经济赶超；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8-03
工业化理论目标十分明确，即贫穷国家如何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社会转变为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富裕社会。该主张与经济赶超目标高度重合，从而使得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化理论成为探讨国家经济赶超路径和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工业化亦很自然地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必经之路。然而实践表明，通过实现工业化转变为富裕国家是件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国际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是扩大趋势，仅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奇迹经济）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并变为富裕国家。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理论开始重点关注决定一个国家处于何种均衡生产方式状态的因素有哪些？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状态和高水平的工业生产状态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如何才能沿着合适的路径到达均衡的工业生产状态水平？笔者总结，工业化理论关于国家经济赶超战略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工业化是国家经济赶超的必经之路
工业是国家致富之本的观点对国家经济赶超战略决策影响极大。该观点之所以重要，在于其预设了工业化与国家富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原因，富裕是结果。莫菲等（Murphy；Shleifer，et al.，1989）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年间，富裕国家（如英国）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增长是通过工业化来达到的，20世纪后实现富裕的经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都是依靠工业化，而停留在非工业化的国家则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了工业致富的思维逻辑，即长期看工业化导致国家富裕，经济追赶成功也需要依靠工业化，非工业化国家是贫穷的。要解释这些基本历史经验，工业致富的思维还需要进一步解剖为三个问题：工业为何会致富？工业社会为何存在国际收入差距？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追赶？（1）工业化理论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工业化生产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财富来源既包含分工与机器生产结合带来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又得益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带来的成本节省。与农业生产严格受土地和劳动资源限制不同，工业化生产建立于报酬递增技术基础之上。由于生产专业化而带来报酬递增（Romer，1987），报酬递增促进累积性增长机制，因而工业时代经济增长获得持续而强大的动力（Young，1928）。（2）关于第二个问题，工业化理论认为不同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存在不一致性，进而导致国际收入差距出现。即前工业化时期，各国收入差距不大，工业革命之后，各国工业化水平和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是导致国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而形成分流格局的主要推动力。（3）关于第三个问题，工业化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时存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然而关键在于哪一种是均衡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是富裕还是贫穷。工业化的本质是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状态到高水平的工业生产状态的过程。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存在这样的逻辑，即工业致富，工业化落后导致贫穷，工业化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必经之路。
二、后发国家工业化需要一定的引导力量
工业化理论认为，在国际收入分流格局已经形成之后，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需要一定的引导力量，否则其工业化过程是无法成功的。然而以何种力量来引导工业化有两种基本主张：一种观点认为自由经济是工业化引导力量；另一种则认为国家主导是工业化主要引导力量。
1.自由经济是工业化引导力量。该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工业化的驱动力源自规模经济和经济外部性（Murphy，Shleifer，et al.，1988），这两个驱动力均以经济开放性作为基础，进而强调自由经济是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强调以自由经济作为工业化的引导力量必然与主张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在逻辑上一致。鲍德温和马丁（Baldwin，Martin，et al.，2001）将国际贸易与工业化和概念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增长阶段模型（stages-of-growth model）来系统解释国际贸易与工业化水平是如何共同决定国际收入差距的。该模型将国际贸易和工业化共同决定跨国收入差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时期，贸易成本高，各国产业（主要是农业）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经济增长缓慢，跨国收入差距小；第二时期，贸易成本中等水平，在该时期北部经济快速工业化，经济增长起飞，与南方经济收入差距扩大；第三时期，贸易成本低，高速增长，在自我持续作用下全球收入继续分流；第四时期，南部经济快速工业化，全球收入逐渐收敛。鲍德温和马丁构建的模型背后的逻辑是，首先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导致国际收入差距扩大，但是自由贸易的力量会引导者后发国家收敛到均衡工业化生产水平之上，进而收入差距消失。在对待工业化所带来的国际收入差异成因与消除对策上，莫菲等与鲍德温和马丁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的解释均属于主张自由主义力量作为引导力量的学说，将工业化早期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看作是内生，而非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而且认为中心—外围结构是让某些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
2.国家力量是工业化引导力量。加强政府干预以加速经济实现工业化有两大思想源头，一种源自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的平衡工业化发展思想，另一种源自赫希曼（Hirschman，1958）所提出的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思想。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针对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该思想也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该思想被发展为大推动（big push）学说。关于为何国家力量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引导力量有两种典型解释：（1）在资本主义以不平衡方式发展导致国际分流格局形成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会限制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此时后发国家必须依靠国家力量打破对领先国家的依附关系，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例如依赖理论倡导者普雷维什（Prebisch，1959）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不仅仅是后发国家贫困的根源，同时也根本不会成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引导力量。依赖理论所依据的思维在当代依然存在，如张夏准（2009）认为，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富裕之后却依然向全球推销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做法是一种“踢开梯子”的虚伪行为。（2）当前领先工业化国家之所以率先实现工业化，并非是在自由经济力量引导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相反，是在国家力量干预下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结果。贝罗赫等（Bairoch，Kozul-Wright，1996）认为，1870—1913年期间快速工业化的国家采取的措施与20世纪后半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模式并没有本质性区别。19世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广泛使用的的提高关税、支持技术升级、扩大国家在资本借贷，这些做法与二战之后出现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本质相同。第二种观点对主张自由经济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引导力量的主张无异于是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