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时间：2021-07-08 16:01: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对如何构建人类与维持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环境政治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这在欧美西方国家尤其如此。中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初主要围绕着个别性议题领域,而且基本以翻译评介的方式为主。进入90年代中期后,同时受到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以及1992年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事实的促动,环境政治学无论在研究议题领域拓展、研究队伍扩大,还是在学术成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但客观地说,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环境人文社会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难题与挑战——中国依然快速推进中的经济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为环境政治学的发展设置了一个既充满机遇、又构成制约的总体背景,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述背景下找到中国环境政治学学科成长的适当方法论切入点。
[关键词]环境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2-0045-12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山东省环境非政府组织研究”阶段性成果(08JDC005)。
[收稿日期]2009-12-22
Study 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HUAN Qing-zhi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s turning into an independent sub-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especiall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iming at reconstructing an appropriat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systemic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which started in the mid-1980s by focusing upon only certain environmental fields and issues, has recently progressed very remarkably. Howev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s a new subject still faces lots of challenges from both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cologic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co-Marxism/socialism
一
作为对如何构建人类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环境政治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这在欧美西方国家尤其如此。比如,著名的《环境政治学》(英文)杂志就将其办刊宗旨概括为: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将环境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概括为:内容上密切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绿色思潮(生态政治理论)、绿色运动(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党政治或政策);按照政治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区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类型(2000:1-2)。即使考虑到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日益凸显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特征,对环境政治学的上述划定也依然是基本正确的或有效的。
当然,在笔者看来,环境政治学还不是一种真正成熟的政治学理论或分支学科(2007:1-3)。一方面,这是基于理论自身方面的考量。比如,在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近40年努力之后,它仍未令人信服地阐明,作为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层建筑对应物的现代民主制与人类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一个核心性问题是,当今民主政治体制究竟能否通过政治规则与制度构架的自我更新,来吸纳甚至消解环境挑战而实现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或“传统政治的绿化”呢?如果像各种形式的生态温和主义者或环境主义者(浅绿分子)信奉的那样,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充足的标志性绿色变革呢?或者说,这些类型的标志性绿色变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就注定会发生呢?如果像各种形式的生态激进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深绿或红绿分子)信奉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种适合理想“生态社会”或生态“可持续社会”的政治制度设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尤其关键的是,我们是否有现实可能及如何才能走向这样一种“深/红绿色”的政治制度呢?凡此种种,我们都还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思路,更不用说现成的答案。
另一方面,至少就全球层面而言,一种与生态主义价值理念或绿色政治要求相吻合的制度创新尚未真正开始,更谈不上成熟的摹本或典范。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环境政治,就像它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是一种特殊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一样(2007:5)。换言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深绿色的,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这些相对成功经验,在推广应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时存在着诸多内在的局限性。就此而言,本质上全球性的环境政治依然不是全球性的,而一种仅限于或只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环境政治即使是真正有效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绿色的。如果再考虑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而来的首先是西方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蔓延,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环境政治,显然还难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主潮。因此,环境政治的制度化体现及其未来——无论就民族国家政治层面还是超国家管治层面而言,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政治学科的理论必要性与实践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加凸显了它作为一种“未来政治学”或“希望政治学”的现实挑战力度与变革潜能。正因为如此,深生态学理论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才强调,环境政治学是面向人类22世纪的(1983)。而笔者则将环境政治学的根本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环境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要求我们面向与走向未来的政治,是一种积极吸纳欧美国家环境政治实践中未来性要素的政治,归根结底则是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绿色未来的政治(2007:292-293)。概言之,我们可以把环境政治学大致界定为一门借助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环境人文社会学科。具体地说,它包括生态政治理论、环境政治运动与政党、政府环境政策与管治、国际(全球)环境政治等分支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