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革命和持续改革：中国政治合法性论析
时间：2021-07-06 04:00: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始于十九世纪中期，自满清末年到解放前，始终无法解决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不断革命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以1978为始端的改革开放转变了原有的政治建构方式，将持续改革作为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进而确立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关键词】合法性 革命 改革
一、改革与革命的交替对合法性的影响
根据马克思韦伯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康熙以前的清朝是克里斯玛型社会，清王朝统治基础来自传统天命的授权。进入19世纪中期，伴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传统的由承天命确立的合法性已难以为继。为了巩固清王朝，在体制内部掀起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调整王朝的合法性，将专制皇权引向君主立宪。1906年清政府下诏立宪，启动庚子新政。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十年后立宪，这遭到当时精英们的反对。压力之下，清政府提出折中方案，在召开国民大会前，组建责任内阁。但又由于责任内阁排除汉族官员，导致立宪派认为统治集团无意推行宪政，随即倒向革命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历史再也没有给清朝统治者通过立宪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机会。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之初，统治范围仅限南方一隅，加之世界多个国家未于承认，致使其统治的合法性遭受挑战。袁世凯凭借当时的影响力，成为参议院选举的大总统，说服清帝逊位，促成南北统一，巩固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基础。1912年2月隆裕皇太后代理年仅六岁的宣统皇帝发布《清帝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一年后，中国举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国会选举，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中华民国就此建立合法性基础。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止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这些均在法律框架下完成，因此没有动摇政治合法性。但是袁世凯接着改国号，恢复帝制，则将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毁于一旦。
1913年，孙中山发起倒袁倡议，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对抗北京政府，以失败告终，但由此开启以革命方式换取政治合法性的先河。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训练革命武装进行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蒋介石通过战争和军事手段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由于理论上的国家统一是建立在武装暴力基础上，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存在先天不足。为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方式建构合法性基础。1946年，国民政府制宪工作完成，次年1月1日颁布宪法。1948年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幕，国民政府宣布“将权力移交给民选国民大会”。虽然在法理上权力交给了国民大会，但由于国民党排除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参与，因此权力并非真正的交予人民。国民党在试图解决合法性危机的同时，违背民意，挑起内战，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瓦解，丢掉了在大陆的政权。
二、不断革命确立合法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全面建立政权。但通过战争和暴力建立的合法性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因此，从1949年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共产党通过不断革命的方式解决合法性危机。不断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都要通过不断的革命。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要破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对阶级敌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敌人就没有革命，革命就是代表人民消灭敌人。因此，在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各地土匪自然被视为反革命，到了1950年代，革命的对象转变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毛泽东将革命斗争对象转为党内，他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打到党内走资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此以革命的名义发起各种运动，建构合法性，导致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党内到党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思想各个领域。土地改革、镇压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循环反复，永无休止。
不断革命导致个人崇拜和极权思想的形成和强化，1957年，党的政治合法性遭到来自党外民主势力和知识分子的挑战。但随即开始的反右斗争将其击退，自由民主思想受到摧毁性打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政治包裹起来，社会的私人领域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和《红旗》发文指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实际上，不断革命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合法性的危机。毛泽东希望通过人民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方式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但事与愿违，整个文化大革命不仅遭到来自党内的反对，也更加丧失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社会分裂失序、国民经济停滞。最终在1971年林彪出逃事件和1976年四五运动后，不断革命理论和实践宣告彻底失败。
三 、通过改革重建合法性
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年邓小平复出，针对毛泽东时代的负面遗产，革命、贫穷、落后、封闭和极权，反其道行之，以改革替代革命。为了建立政权的历史继承性，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希望通过改革重建合法性。以民主法制代替极权和个人崇拜，以开放代替封闭，以富裕代替贫穷。改革结束了阶级斗争，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对饱受政治斗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改革无疑是人的真正解放。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经济发展，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拥护，合法性得到了巩固。
关于合法性的建立。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有三个显著区别。一，革命是强制性的，民众没有参与讨论的权利，但改革是非强制性的，民众可以广泛参与讨价还价。二，革命的成本太高，需要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改革几乎是零成本开启的，实现的是全民获益的帕累托最优。三，革命排斥物质享受，而改革意味着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处于极权压制和物质生活贫困的民众普遍存在求变的心理，改革的到来，唤起了他们对党和国家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