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时间：2021-07-05 20:03: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关键词]政治哲学；天人合一；征服自然；民本；神本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古代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目前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古代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同于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从内容上看，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其原生生活基础，二是其基本思维方式基础，三是其价值观基础。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所以包括这三个基本方面，根本原因在于：原生的存在决定基本的思维方式，而基本的思维方式总是在深层规定着人在实践生活中处理基本问题的方式。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依据对古代中西哲学家对政治生活的哲学考察，揭示古代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事实、思维和价值观这三个方面的不同，从而初步了解人的政治智慧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方面的不同表现。
一、原生生活基础之不同：“农事”与“城邦”
如果我们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中西古代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观察发生在其中的原生生活形态，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同一般的差别：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总是围绕着农事生活进行的，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是围绕着城市生活而进行的。农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思考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在西方的政治思考中却处于边缘的地位。
不可否认，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城市，但在其政治思考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的大事却是农事而不是城市生活。因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根本内容是养民，所以它特别注重农事。这既体现在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之集中体现的《尚书》中，也体现在被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之中。古代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农业以及为之服务的天文历算、平治水土。神农、大禹之所以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与此是分不开的。治水英雄、夏王朝的奠基者大禹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此“六府三事”，以“政在养民”为中心；“养民”之中，“六府”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农事，因为六府以“谷”为基本的目的。商灭亡后箕子对周武王讲八政，就以农名之，曰“农用八政”，其中第一政就是“食”。民以食为天，所以农事是古代中国之第一大事，是古代中国政治思考的中心。
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所说虽各有偏重，但无一不重视农事。法家有耕战传统，战以耕为基础，因为富国强兵以富国为基础。道家虽然以修道为中心，但修道以果腹为基础，果腹就不能不耕。后来传入的佛教，在中国之所以最后形成以农禅合一为基本特征的禅宗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也与古代中国以农事为中心的基本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儒家以作士为基本的人格，以探索治国之术为中心，稼穑之事，不在孔门学问之中。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对于想在孔门中学习农事的樊迟，孔子颇有微词。《论语》中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但是，农事在儒家的治国之术中，不但不是边缘的，而且还是据于中心地位的。孔子在谈论治国时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治国时，“使民以时”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惜民力，另一方面是民力应该主要用在农事上，使民应在农隙之时，其中后一个方面更为重要。治国是士大夫的事情，农事是民的事情，这是社会分工所规定的。在古代中国，让百姓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农事，是任何一个朝代都应当努力保证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是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以农为本，是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正是因为这一点，农民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形象一直都是正面的，在儒家所设想的社会阶层的排列中，农仅次于士，排在百工和商人之前。
在古代西方，城市不但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其政治思考的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思考之所以与占代中国有此根本的不同，许多人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中国是以农耕农业为根本的生存基础，而古代西方是以游牧农业为根本的生存基础。农耕农业与游牧农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农耕农业的生活是相对固定的，以对农作物的养殖为根本；游牧农业是比较流动的，以对动物的放牧为主，其中，对人的放牧也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人的放牧，主要方式就是抢劫，或者说战争。因此，城堡和战争，构成了古代西方政治生活的主题；城堡是一个城邦之中心，战争是一个城市维持其生存的基本手段。这两点都可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发现。
首先，他们在进行政治思考时，谈论的根本问题是城邦的组成与维持，而不是如何进行农事以获得生活赖以正常进行的食物。他们讨论政治，其根本出发点是城邦的存在。柏拉图认为，政治的核心观念是正义，他在探讨正义时说：“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一个城邦比一个人大……在大的东西里面有较多的正义……[所以应]先探讨城邦的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人的社会本性的完成，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的社会团体”。
其次，他们在谈论城邦时，根本的出发点是“一个城邦的创建人需要什么?”这与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大不相同。在谈论百姓需要什么时，谈论的是民之所需，政治的根本目的是养民；在谈论“一个城邦的创建者需要什么时”，所谈论的是君王之所需，政治的根本目的不是养民，而是为了实现某种至上的目的而牧民。牧民是古代西方政治生活的根本内容，这既可以从古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牧羊人形象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对战争的态度中得到证明。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牧羊人形象，出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和金羊毛的故事，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使用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关系来论证统治者与受他照管的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认为，牧羊的技术当然在于尽善尽美地使羊群得到利益，……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承认同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统治者当他真是统治者的时候，不论他照管的是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