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政治思想浅论
时间：2021-07-05 00:02: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钱穆对于政治的研究，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阐述观点。其主张从传统中汲取长处，反对盲目模仿，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同时借用儒家的观点，对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新的解释和理解，对于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实用论。
关键词：钱穆；政治思想；论述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一、否认中国古代政治是民主政治，而非封建君权专制
（一）“封建”一词的界定
对于封建的界定大体认为是“封邦建国”，以政府的内部职能划分或者说权力运行形式为标准。他认为“秦前政治制度为封建，分封列国，共戴一中央政府”，同时又指出“秦以下封建改为郡县”[1]。
钱氏否认中国传统的政治为君主专制，认为中国没有一位皇帝喊出“朕即国家”的口号，贵族在汉代以前已经消失，所以不能以“专制”形容古代的政治。可见其界定的“君主专制”为君主一人的专制。
（二）从三方面论证中国传统政治非封建专制
1.政府权力不为君主等少数个人掌控，且君主受到制约。
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士贵王贱”的特殊观念特殊风气，“士人政权”从汉至明都存在。钱氏举王安石为例，“安石坐而讲，神宗立而听”。认为从长期看政府权力掌控在读书人“士”手里，而不是权贵或者军人。而“取士”又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化，使政权不为特权任意把持和世袭。元、清异族政权则是采用部族政权，以部族控制政府，但仍非是皇帝专制，而只好算是“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2]。
2.权力运行的制度保障，比如宰相、科举选士制度。
宰相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制衡皇权的作用，被钱穆所高度重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大篇幅对于宰相的议论。认为自汉代至明代漫长的历史中，宰相一直是政府的实际领导者，宰相往往是“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揽”。因为宰相制度的存在，使权力被多数人掌握。即使清代没有宰相，设置军机处，也不过是君主加强“法术”的使用，没有达到君主专制。
3.政府职权的相互分开制约，防止权力机制的畸形。
宰相是政府政府的唯一领袖，但政府内部也是分工协作，杜绝权力机制的畸形。三省六部制使得草拟、批驳、执行分开，避免少数势力独权。台谏制度确保政治行为的规范，监督政府和君主的言行。
所以钱穆说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专制，即使有专制之处，但它有自己的制度、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个人决定，“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3]
二、中央、地方权力的适度分配
自郡县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便是困扰政府的难题，借鉴历史教训钱穆提出中央与地方要适度分权。钱穆举宋朝作为中央权力过大的例子，认为宋的灭亡与权力分配不合理有关。宋朝汲取唐以来藩镇过重的缺点，处处限制地方，但是过犹不及。军权集于中央，财权集于中央，使得地方实力过分弱小，中央一旦失败，地方便土崩瓦解。
机构层次设置的恰当，是钱穆认为权力分配的另一重要方面。在地方政府的规模上推崇汉唐其多次提及权力结构要适度，务必使政令上下通达。地方上为两级政府最为适宜，省一级规模不能大。层级过多会消弱畅通性，层级太少会将则不方便管理。
三、对西方政治认识
钱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并没有一概排斥，而是强调“政治自有生命，自有渊源，非可貌袭而取”[4]。中国的选择不应盲目照搬西方的某一制度形式，要考虑政治的各方面因素，在传统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制度。
其政治眼观并没有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制度，而是参揽西方政治的起源与表现，从中西两面加以论证。城邦历史、地理环境、宗教习俗、经济形式等，无一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他总结中西政治不同的两大端：一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广土众民的大一统的局面，与希腊市府小国寡民制不同。二是中国自古政治抱有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政治也有教导督率职能，即政治已尽宗教职能，西方则是分开的。
总体而言中国是“信托政权”，西方则是“契约政权”。所以钱穆主张西方政治只能是作为补充，大规模借英美、德苏政体之魂，起中国古老国家之尸的行为是狂妄之举。钱穆主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反对一味模仿西方某一体制，强调中西各有传统，要从已有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合理之处。
四、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倾向
（一）钱穆政治观点中少数民族政权范围及倾向
钱穆深受理学影响，有很强的夷夏之辩的思想，其对于在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统治过中过的少数民族政权抱有很深的敌意。这里所讲的少数民族政权，指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过统治政权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指元、满清。
钱穆在讲到明太祖时说，“明太祖虽起草泽，然驱除元孽……”[5]，字里行间中满是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愤恨。又言“唐代灭亡…实为此下中国一大幸运。八姓十三君，多半属于夷狄，最为中国历史以黑暗时期”[6]。可见，血统政治在钱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认为少数民族政权对于中国政治建设并没有太大的贡献，反而是破坏汉人已有的民主政治传统。现代人说的中国政治的专制，多半出现在少数民族政权时。
（二）对于少数民族的政权的歧视的原因
1.少数民族政权割裂了中国政学相通的传统
钱穆说“政统于上，学统于下”[7]，二者是相互贯通。蒙古、满清以部族政权统治全国，对于在上的“政”掺杂异族私心，对于辅助政的“学”加以破坏，对于千百年来儒家文化采取鄙视、高压的政策，严重冲击了传统的“礼乐教化”。元代的读书人只能寄居书院和杂剧，清的读书人要么研读僵化的“八股文”。
使得“学者群以不士为高“，部族势力使科举走样变形，堵塞了政学相通的道路，扭曲了中国政治的传统。
3.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制度私胜于公
钱穆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总以部族政权称之。强调其依靠部族势力控制政权，存在私心。在在行政区划上割裂地方势力，军事设置上限制汉人统兵，官员任用尽显民族差异。为驾驭中国人，拉拢异族出让利益。
五、政治家个人涵养
人是政治制度创造者和执行者，也是受制度有约束者。钱穆多次说到政治制度“要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8]。钱穆言国人对于政治重到制度和理论，而忽略人物。对人物重人才能与功绩，而忽略了风度。在重视人士中突出的是政治家领袖才能，也应重视其“风度”。这里所讲的风度，本质为政治家的个人涵养。
钱穆称风度是一种无形之才能和不可计量的功业，真正的政治家的风力与格度，因表现在“尊贤”、“容众”上。政治是群体集团的事业，踞高位的政治家凭借其势力与譎诈，则不能称之为政事，必须要靠政治家的“风度”。
参考文献：
[1] [6][7]钱穆.晚学盲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2] [3][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
[4] [5]钱穆.政学私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