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现代化有多远？
时间：2021-06-29 04:00: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最近出台的一份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由此受到各界的广泛热议。然而，在当前中国讨论“现代化”的话题，似乎是一件吊诡的事情。一方面，很多人住楼房、开汽车、用网络、玩iPhone/iPad，吃穿住用已经与现代化国家的人士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尽管中国还有大片人口未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不少地区相当人口的物质生活层面，好像已然确确实实地现代化了。其实已经有大批人士在声讨现代工业和都市社会的弊端，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到人们的心灵安顿，现在人们越来越多讨论的是“后现代”，而不是什么“现代化”问题。另一方面，“现代化”似乎还是中国人绕不过去的坎，尽管直接说的少了，但当下的“中等收入陷阱”、“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说辞，实际上也都与此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好像离着现代化的目标还是挺远。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情况也类似。一方面，目前学术期刊和书籍更多的是在探讨“后现代”问题。现代化理论的探讨，那好像至少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如果你想发表关于现代化的学术文章，可能最好采用“现代性”而非“现代化”的字眼，以表明你没有落后于学术主流太多。现在有所谓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的研究成果发表，人们更多是将其当作娱乐新闻而非学术新闻来看待。另一方面，“中国有没有现代化”、“如何才能现代化”在学理层面却似乎都根本没有讨论清楚，甚至对“中国是否要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也还存在很大疑问。但这些研究问题太大、太宽泛了，目前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研究离着这些貌似宏大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远了。
而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却并没有离我们而去，相反，它越来越多纠缠着我们的现实选择。事实上，如何对它们做出回答，深深影响着我们未来的命运。对于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国家如何起源，一国如何从低收入水平国家逐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已经有了浩如烟海的著作，近期也有几本相关的著作发表，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比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现代世界的诞生》（艾伦·麦克法兰）和《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弗朗西斯·福山）。尽管这些书并未冠以“现代化”的字眼，但实际上也都是紧紧围绕现代化的某些侧面来展开的，而且它们也都出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探讨。麦克法兰书的主体部分虽未涉及中国，但这本书却是他在清华所做第一届“王国维纪念讲座”的直接成果，是专门写给中国人的，在书一开始的“致中国读者”中，麦克法兰明言，他希望“通过介绍英格兰的历史和结构，或能向中国读者提供一幅比较性画面，帮他们看清未来有哪些选择，以及可以实现哪些目标”。
一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的第一作者阿西莫格鲁（Acemoglu）可以说是在当今经济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他已经在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发表了数目可谓惊人的文章，要知道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者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在这些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且只要能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事实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奠定了相应的学术地位，然而阿西莫格鲁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让我们曾经戏称他好像在BBS上灌水发帖子一样地容易。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的书里主要探讨“怎样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一国逐渐富强，而又使一国陷入贫困的陷阱而难以自拔”。他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和“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所谓汲取性制度，是指在这样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下，一小部分人获得利益是通过攫取其余绝大部分人利益的方式来进行，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主要也被这样的一小撮人所占有；而包容性制度则与此相对，在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下，人们获得利益主要是与自身的行为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益处将会遍及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而“汲取性制度的维持导致国家贫穷，包容性制度的形成带来国家富强”是他们本书的主要结论。这样的概念和论述无疑是有相当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事实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书中纵贯古今、遍论各国，从墨西哥与美国相邻小镇以及韩国与朝鲜的对比，到对北美南美殖民地历史、英国光荣革命等的讨论，再到苏联和当今中国发展历程的分析，他们确实一再论证汲取性制度怎样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贫穷的深渊，而包容性制度则最终如何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繁荣。
然而，这本书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尽管在概念上有新意，但在学术上其实并未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事实上诺斯等人在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相当类似的看法：一个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制度环境的建立是有效率经济组织出现的前提，而有效率经济组织的活动推动了现代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4—6页）。正是在上述框架中，新制度主义学派开始逐渐强调财产权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制度的重要性，而阿西莫格鲁的书中在此方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创见，他们所谓的“包容性制度”同样只是个人财产权利保护、法治等一套的老调重弹。考虑到这本书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全文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因此在学术上没有多少突破也许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本书更大的缺点可能是书中不时显露出的经济学者用以理解和解释历史在方法论上的简单甚至是幼稚。在阿西莫格鲁的论述中，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似乎都消失了，简化成为一个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单向、单目标的线性演进历程。例如书中在讨论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一律斥之为汲取性的极权体制，因此必然走向灭亡，完全无视社会主义这样一场在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运动所具有的内在合理性，当然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以将社会主义实践视为“乌托邦”、“理性自负”或者“通向奴役之路”，然而仅仅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来看，人类社会千百万人可歌可泣的尝试也不是一个汲取性体制的概念所能简单化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