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国际体系探析
时间：2021-06-28 08:01: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体系，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定义，是一个多种实体的集合体，这些实体通过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系在一起。因此根据定义，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国际体系。夏商西周时期，虽然是部族林立，但是这时已经出现了国际体系的萌芽，中央部落统治着地方部落，形成中央—边缘的体系状态。而这种体系状态是依靠中央部落的权威来维持的。到了春秋时期，王室衰落，诸侯通过会盟确定霸主，并确定一系列规则把统治权转移到霸主手上。这时的大国之间存在着社会状态，但是大国对小国依然是中央—边缘的体系状态，此时的体系是依靠大国之间所确定的规则来维护的。战国时期，大国之间以实力为标准，弱肉强食，对小国以吞并为目的，形成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此种体系的形成与维护依靠的是国家的实力。
关键词：先秦；体系；国际关系
体系，是指一系列互相联系，共同运作的事物。本文中的体系尤指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按照李少军的观点，国际体系是单元经由互动而形成的整体。[1]其他学者也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整体，不仅包括所有行为体，还包括行为体间的互动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与动态功能。[2]朱立群教授对国际体系的定义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一定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整体。[3]而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体系是一个多种实体的集合体，这些实体通过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系在一起。[4]本文采用罗伯特.吉尔平对体系的观点。中国先秦时期，历经了夏、商、周时期，其中周又分西周跟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因此即使存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对于诸侯国的控制力也是不显著。夏商西周，由于部落林立，还没有开始形成真正的国家，因此这时的国际体系只是萌芽。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统治权。孔子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因此这段时期是“礼崩乐坏”的，其实就是周王室统治规则的丧失。叶自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5]因此，既然存在着国际的观念与状态，按照吉尔平对体系的定义，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存在着国际体系。但是，春秋时期跟战国时期的体系状态是不同的。春秋时期，虽然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但是各国之间存在着“道义”的规则，而战国时期，这种道义规则已经消失了，各国讲究的是实力为尊。
1 夏商西周的体系
中国一直以来就有“天下”这个观念。《礼记·礼运篇》有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这个“天下”指的就是整個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而在这个天下中权力的分配状态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天下”中，天子在统治着一切，或者说在夏商西周期间，在这个“天下”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就是最大的部族。夏朝跟商朝，甚至是西周期间，国家数目很多，《逸周书.世俘篇》记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因此夏曾佑认为：“夫故国能如是之多，大抵一族即一国，一国之君，殆一族长耳。”[6]但是，吕思勉认为：“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居，彼此之间，皆不无关系。”[7]而这种关系，就包含在天下观之中，在这个“天下”中，强大的部落，如夏族，商族，周族统治着其他较小的部落，其他小部落服从它们的统治，形成“中央—边缘”的状态，开始出现国际体系的萌芽。
《尚书.夏书.禹贡》中有言：“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8]就是这种中心—边缘体系的体现。商朝时期，设立内服跟外服制度，其中外服制度的设立方国，由侯跟伯领导，听命于中央。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度，诸侯国屏卫中央。因此，商朝跟西周时期，四周诸侯国拱卫着中央部落，听命于中央部落，中央部落有着无上的权威来统治“天下”。
而在夏商西周期间，中央部落维护这种“天下”体系的方法就是依靠权威。权威，按照韦伯的定义就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与支持。夏商西周的统治者通过神话自己的先祖，完成统治的正统性，形成对其他部族的统治性权威。《诗经·商颂·玄鸟》有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因此，《楚辞·天问》认为“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说的就是把商的祖先，契神话为玄鸟所生，以此来形成正统性权威。而周朝也是利用神话其祖先后稷，从而形成对其他部族的权威性统治，以此来维护“天下”。[9]
夏商西周期间，开始出现“天下”观，也就是国际体系的萌芽，而在此期间，统治者是利用权威来维护它们的统治的，以此来维护体系的稳定。
2 春秋时期的体系
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礼乐崩坏，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对诸侯国已经丧失了控制力，但是周王室在道义上还占有统治地位。《左传》详细地记载了各国之间的互动，春秋时期出现了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10]他们虽然名义上没有破坏周王室的权威，但是几个大国通过“会盟”的形式来确立自己在诸侯中的霸权地位，把以前掌握在王室的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大国对小国继续维持着中央—边缘这个权力等级体系，当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缔结盟约时大国、强国常常以大夫出席，而小国、弱国常常由国君出席。[11]但是大国之间的权力体系已经转变。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地位的不断下降，周礼这种权威和强制他人遵守的权柄便落到了诸侯盟主手中。因此大国之间存在着“礼”的规则，其实也就是道义的规则，大国即使在互相征战期间也遵守着道义。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12]
上文所写道的宋襄公虽说几千年来被当作是反面例子，但是当宋楚交战时，宋襄公非得等楚国军队渡过河再发动进攻，并且回答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正是春秋时期，大国之间遵守道义规则的体现。同时，各大国之间通过会盟来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利益分配，可以说诸侯之间的会盟是“道义”规则的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除战争外的另一重要方式。《左传》中记载会盟有160余起，属于诸侯国之间的盟约有120余起。比较重要的会盟有“葵丘之盟”、“幽之盟”以及“首止之盟”，诸侯国通过会盟形成诸侯国之间相互遵守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