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时间：2021-06-28 04:00: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体系经历了从西周时期以周王权为核心的单极霸权体系，春秋时期以周王权和霸权大国为中心的二元霸权体系到战国时期的多极体系。两周时期国际体系的转变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道义观念在体系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西周到春秋时期霸权体系的稳定与维持反映了观念对体系稳定的基本作用，而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体系的转变则是道义观念变迁的结果。
关键词 道义 国际体系 春秋 战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54-60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个较为成熟的国际体系，[1] 甚至生成了一个发达的国际社会。[2]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指的是非常频繁而又按照规则的程序相互往来的一批独立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部落、城邦、民族国家或帝国——的集合。[3]本文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特定模式来研究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个政权实体之间的关系。[4]
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迁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权力变化是体系变迁的根本性原因。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表示，“由于群体（或国家）利益以及权力的变化，反映这些在利益和权力方面根本变化的政治体系也将相应地发生变革” [5]。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进一步指出，“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6]。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朝东迁洛邑后，周王朝实力大大衰落，郑国、齐国、晋国、秦国、楚国等诸侯国相继崛起。尽管周王朝的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些诸侯国中的霸（伯）主国家 [7]，但是西周时期以周王权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霸权体系却在春秋时期保持着相当的稳定延续下来，而且得到霸权国家的实力保证与维持。[8] 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权力分配发生重大转折后，体系仍旧能得以保持？具体问题是：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一、西周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
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实质上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 [9]新自由主义在权力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基础上加入了国际制度因素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10] 以温特（Alexander Wendt）为首的建构主义把国际体系的结构看作是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11] 布赞（Barry Buzan）等英国学派则认为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即军事——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的结构是不一样的。[12] 本文将同时分析国际体系的三种结构：物质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
西周时期，周王朝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唯一的王权国家。“封国”（通过分封而新建立的诸侯国）在西周时期由于受到制度的约束而实力之间相差不大。但是，“服国”（已经存在但现今臣服于周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政权之中则存在强弱之分。
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有一套系统的等级制度，“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 [13] 。西周王朝处在等级制的最高层次，而且具有制定规范来确定诸侯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等级的地位。第一，爵位制，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根据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来确定等级。[14]五等爵位制在春秋以后往往随着观念的变迁而发生变动，但是对于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存在的等级区分却是相当稳固的。第二，五服制，各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根据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来确定等级。顾颉刚等认为，“畿服之说虽为后人杜撰，然亦略有所本” [15] 。 大量铭文也证实西周时期存在根据距离周王权政治中心的远近来确立诸侯国地位的等级制，因为在西周和以前采用过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16]
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观念首先是对等级观念的接受，西周时期诸侯国和少数民族国家都接受周王朝的等级分配。其次是对王权观念的尊重，西周时期各国都认为王权是最高层次的权力，是唯一的，而且带有神圣的天命观，认为王权只属于周朝。第三是区别华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不承认少数民族政权与华夏政权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便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强大政权也认同华夏政权是先进的，少数民族政权是落后的。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观念也制度化而成为“礼制”。最后，王权国家具有道义上的示范性和礼制上的垂范。
西周时期，周王朝作为唯一的王权国家处于第一层次，诸侯国家处于第二层次，而少数民族政权则处于第三层次。从地理结构上看，周王朝处于中心区，少数民族政权边缘区，而诸侯国家则处于半边缘区。西周时期中国体系的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单极霸权体系。[17]
二、观念认同与西周——春秋时期霸权体系的维持
1．春秋时期权力结构的变化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是中国体系内最大的权力变迁。公元前771年，申侯、缯和犬戎联手攻破镐京，王室军队彻底崩溃。第二年，周平王仓促迁往东都洛邑，沿途依赖秦国、晋国、郑国等国军队护送，而洛邑的安全又主要是依赖于郑、晋两个较大诸侯国的夹辅。[18]东迁之后，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土地急剧缩小。周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已经只剩下“畿内方六百里地” [19]。然而，周王室仍旧没有停止分地封国，其后不久就仅有“一二百里之间罢了” [20] 。
与周王室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诸侯国开始崛起。“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21] 周王室东迁之初，诸侯国中一些最初分封的大国开始凸显出来。相比普通的诸侯国三十到一百里的领土，鲁国、卫国各四百里。[22]华夏体系周边地区的诸侯国更是迅速崛起，如齐、楚、晋、秦等国。
部分诸侯国的崛起使得周王权的相对实力显得更加弱小。诸侯国屡屡插手周王室内政，直至周天子的确定也是诸侯国角力的结果，“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 [23] ，诸侯国多次参与并主导了周王位的归属 。[24] “不过，对周天子的控制还不能说是改朝换代。” [25]
2．春秋时期制度规范的变迁
早在西周末年，维持周王权的畿服制度已经开始瓦解。周穆王时期，最外围的部分少数民族政权独立倾向越来越明显，周穆王征讨犬戎，希望遏制住这种苗头。但是周穆王这次征讨并没有真正击败犬戎，相反，这次战争却促使部分少数民族政权与周彻底决裂，“自是荒服不至” [26]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27] “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 ， [28]但是“共和行政”纠正了王权的不当政策，“诸侯复宗周” [29]。直到周幽王“数欺诸侯，诸侯叛之” [30]。
春秋时期，朝贡制度在悄然发生转变。据统计，《春秋》在242年的记事中，共记有诸侯朝事108次，但朝王的仅有鲁、郑、晋、虢、齐五国诸侯7次。[31] “诸侯前来朝见，只是周礼的剩余法权以及同姓侯国受到道德约束或出于同情心。” [32]与此同时，霸权国开始接受中小国家的朝贡。由此可见，朝贡制度本身并没有瓦解，但是按照周礼对周王的朝贡已经不复存在。
同样在春秋时期，维持周朝王权的分封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周朝基本上没有领地可供分封；另一方面，周王室已经不需要太多爵位。尚存的一些分封也大多是基于实力的结果，在诸侯国强大实力的压力下，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封爵已经不再是自主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