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的局限与价值
时间：2021-06-28 00:02: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差异性、民族责任和基本人权。在全球正义的理论谱系中，他的观点占据重要位置。具体而言，对全球正义的追求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米勒的观点丰富了全球正义理论的内容；米勒特别强调民族权利和责任，这符合当前的国际政治主题和现实；米勒注重权责的合理划分，为全球脱贫提供了新的思路；米勒的观点还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倡的国际主义的预见性。当然，米勒的思想也存在不足，包括缺乏化为现实的路径设计，理论具有保守的一面，控制移民入境有悖全球正义的宗旨等。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对于我国处理对外关系具有积极的价值，它不仅声援了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还有助于我們正确处理国际援助与本国发展之间的关系，妥善应对世界难民问题。
关键词 全球正义 米勒 局限 价值
当今世界难民危机、贫富差距、气候变化等问题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也成为近年来相关学者关注的核心内容，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全球正义理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鉴于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反映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的作品，本文将在简要分析米勒思想主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的价值和局限，并从中挖掘对于我国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责任问题的有益启示。
一、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简述
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米勒很早就被国内学界所熟知，但综观其生平著述，正义问题一直是米勒关注的焦点，早期以社会正义为主，后期转向全球正义。米勒关于全球正义的论述极为丰富，核心主张包括：
第一，全球正义的基本内涵：有差异之世界的正义。米勒从语境主义视角出发，通过与社会正义、世界主义及全球平等主义的对比来阐述其全球正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在米勒看来，要准确把握全球正义的内涵，必须了解全球范围内人们的交往模式，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正义制度模式，更不能简单地将全球正义视为社会正义范围的拓展。米勒认为，社会正义与全球正义在适用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正义关注的是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的公民，他们是否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以及与此相关的利益分配；而全球正义则关注国际层面的公平正义问题，它关切的对象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这些人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并以此为前提进行国际交往。王洁，林美卿，刘明明. 正义与责任的限度：论戴维·米勒的全球正义观[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4-58.在全球正义理论谱系的分野中，世界主义似乎在道义上较其他全球正义理论更胜一筹，因为它主张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对待的义务，而不应考虑个人的民族身份。但是，世界主义在理论上很容易滑向全球平等主义，全球平等原则要求建立一种能够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提供同等数量的善好（资源、机会，等等）制度。对此，米勒指出，全球平等主义所遵循的原则是错误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政治上的乌托邦”，而且也因为“将平等作为全球层面的一个目标将使正义变得遥不可及，以至于大部分人将不得不放弃成就正义的努力”徐向东编.全球正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210-229.。
第二，全球正义的核心理念：民族责任。米勒虽然反对全球平等主义，但并不代表他忽视全球所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米勒看来，面对全球的不平等，全球正义应兼顾人类处境的两个方面：人是需要帮助的脆弱存在物同时又是具备责任能力的行为主体。这一处境的两个方面分别派生出补救责任和后果责任两种理念，前者优先关注需要帮助的受害者，并进一步追问对这些受害者实施补救责任的主体；后者主要关注产生后果的行为主体，进而弄清楚行为主体所能承担后果的合理程度。David Mill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08.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首先应当承担其当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即对自己民族的成员以及其他民族成员所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但是当面对全球正义的相关问题时，则更需要关注补救责任，即面对人类所承受的悲惨境遇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而对补救责任的考量，需要涉及民族的继承性责任，即对民族过去的行为所负有的责任。继承性责任既是纠正历史中的非正义的要求，也为追寻实施补救责任的民族主体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全球正义的最低限度：保障基本人权。全球正义最为关切的是世界上深陷苦难的贫苦人们，这也是米勒所提出的民族的补救责任理念的主旨所在。然而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苦难达到了需要他人承担补救责任的程度呢？米勒在考量全球正义时，将基本人权的理念纳入其理论之中，以期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普遍适用的标准，而尊重和保障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就是全球正义所追求的最低限度。在面对基本人权没有得到保障的个人或群体时，人权话语可以凸显补救责任的道德紧迫性。米勒将全球正义所需要的人权界定为实现人们最低限度的体面的生活，并指出人权最好是通过诉诸所有人都共有的基本需要而非所有需要来加以理解和辩护。[英]戴维·米勒.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M].杨通进，李广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87.在米勒看来，这些基本需要构成了全球正义话语下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这一权利清单包括“食物和水，衣服和居所，人身安全，医疗保健，教育，工作和闲逸，迁徙、良心和表达的自由” [英]戴维·米勒.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M].杨通进，李广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178.。米勒指出，清单中的迁徙自由并不能派生出可以跨越国界的移民权利，不受限制的跨国迁徙并不是人权的一种，如果一个人的人权在本国受到威胁，他可以迁徙到能够提供相关机会的国家，但如果他的国家有能力确保其基本权利，穿越边境的权利便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辩护[英]戴维·米勒.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M].杨通进，李广博，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204.，这为他控制移民入境的主张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