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时间：2021-06-27 12: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关键词：梁启超；国家；精神
冯契认为梁启超是唯心主义，“他受西学自由和理性权威的影响,强烈要求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去反对奴性,却陷入片面性,导致唯心主义。”[1]（P162）从以下这种意义上来看，冯契是对的，甚至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支持他的判断：梁启超不仅仅认为作为自然人的国民个人应该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反对奴性”，而且国家也应当具备这些特征。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是有机体，类似有机体的自然人。就像自然人一样，梁启超赋予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精神是无形的，与形质相对应，相对形质来说，梁启超更重视精神：“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2]（P267）它具有多个名称，最典型的是三个：元气、灵魂与国性，这三者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国家观的拟人属性—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精神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提出来的，它能够让梁启超解决他所想要解决的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一、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就像人不可缺少“精神”一样，梁启超认为“精神”也是国家必须具备的。它的表现形式为法律、主权与文化，梁启超分别称为“元气”、“灵魂”与“国性”。（1）法律与元气。精神是元气：“所谓精神者何？即国民之元气是矣。”梁启超在多处都提及“元气”，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99年的《国民十大元气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元气是人与国家皆有的：“爰有大物，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不可以假借，不可以强取，发荣而滋长之，则可以保罗地球，鼓铸万物，摧残而压抑之，则忽焉萎缩，踪影俱绝。其为物也，时进时退，时荣时枯，时污时隆，不知其由天欤？由人欤？虽然，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不宁惟是，苟其有之，则濒死而必生，己亡而复存。苟其无之，则虽生而犹死，各存而实亡。斯物也，无以名之，名之曰元气”又说：“语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曰民而已。民所以立者何？曰气而已。”1910年，在《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中他又再次指出，国无元气不存：“其策我国则曰：以余观之，清国之宜学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迹也。国各有特性元气存焉，苟失特性，则元气沮丧，虽有广土众民，无所用之。故本末轻重不可不慎重。”[3]（P2101） 那么，这种神秘的元气究竟是什么？1901年6月，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给出了答案：“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4]（P405）可见，元气就是法律，国无法律不存：“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2)主权与灵魂。主权与法律可以说是同一样事物：“主权之表示于外者谓之法”[5]（P265）。因此精神也是主权，与国家共存：“主权者何？最高而无上，唯一而不可分，有强制执行之力，得反乎人民之意志而使之服从者也。而此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而存在者也。”梁启超在名文《宪政浅说》（1910年）中，主张三要素国家说，认为国家是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国家须有一定之土地；第二、国家须有人民；第三、国家须有权力。前二者“领土国民，要素之有形者也，”后者“统治权，要素之无形者也。”这“三者结合为一，字曰国家。”梁启超尤其称无形要素主权为国家的“灵魂”：“夫人也者，以三十余种原质为其有形要素，以灵魂为其无形要素，诸要素合而为一，不能分离，而心君宅中，官骸从令。”[6]（P2055）(3)文化与国性。精神的第三个名称为国性，梁启超甚至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其题目就叫《国性篇》，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国性是国家不可缺的要素，就像元气、灵魂一样与国家共存亡：“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则国亡矣。”[7]（P2554）那么“国性果何物耶？以何因缘而成，以何因缘而坏耶？如何而为隆如何而为污耶？”国性也和“无以名之”的元气、灵魂一样，“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虽然“具体的不可指，具象的略可指”，梁启超所略指的“具象的事项”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语，二是国教，三为国俗，“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矣”。由他所指的三项来看，国性就是文化。[8]
二、国家“精神”的载体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其精神载体是有机的自然个体，对于国家来说，国家“精神”的载体则是国家这个有机体。国家“精神”的出现，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必然的结果。梁将国家视为有机体的倾向很早就有体现：例如在1896年的《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开篇就说：“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辱数十年，坐此焉耳。”[9]（P66）可见在此处他就已经将国家当作一个有机体，其内部各组成结构之间应当如人体一样“通畅”、和谐。梁启超正式提出国家为一种有机体是在1903年。自流亡日本以后，他广泛涉猎西方学术，“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10]（P589）受到很多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尤为德国“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所震动，因为伯伦知理完全反对梁启超所推崇的卢梭学说：“取卢氏之立脚点而摧陷之者也。”[11]（P1065）梁启超认同伯伦知理对卢梭作出了“有力反对”，“穷极其流弊”[11]（P1066）而伯伦知理用以反对卢梭民约论的武器就是国家有机体论。于是很自然地，“伯伦知理对梁启超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的国家有机体上”。[12]（P255）伯伦知理说：“国也者，非徒聚人民之谓也，非徒有府库制度之谓也，亦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无以名之，名之曰：‘有机体’。”[11]（P1067）有机体的特点有四：(1)精神与形体相联合；(2)肢骸各官各自有其固有之细腻告知及其生活职掌；(3)宜联接此等肢骸以结构一全体；(4)先自内部发育，然后长成以达于外部。既然国家是有机体，自然也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此，梁启超说：“国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体，与人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