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鲍曼的后现代思想下的道德观对道德教育的影响
时间：2021-06-21 00: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波兰犹太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道德的探讨以人类处境为路径，在对现代社会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现代思想下的新型的道德观。其思想中关于反对强制性道德、提倡自治道德以及关注他者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德育困境的突破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和新的思路。
关键词：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思想 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4-0243-03
齐格蒙特·鲍曼，著名的英国籍波兰犹太裔社会学家，在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理论领域有着很高的建树。鲍曼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但其对于道德问题、道德困境的关注起源于对于其经历过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在对现代文明社会中此类残忍事件的反思中，对于现代官僚管理体系的批判中，他对于现代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针对现今存在的一系列道德困境，提出后现代道德理论，为当前从事德育工作的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反思、解决德育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一、鲍曼后现代理论产生背景
在对鲍曼的后现代思想进行研究之前，首先要了解其思想的发展渊源，就要对鲍曼其个人生活经历，及促使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展开研究。
严格意义来说，鲍曼的后现代性来源于因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并非一夕之间诞生的，而是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自己所拥有的人生经历有着必然性的关联。纵观鲍曼的一生，其经历过数次的角色转换，而每一次转换都是诱发其学术思想走向或诞生、或改变的契机，也酿造了个人对社会主义及现代性的存疑。
诞生于贫苦犹太家庭的鲍曼，自出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颠沛流离的漂泊中。1939年，由于当时的波兰盛行反犹太运动，使得鲍曼一家旅居苏联。在苏联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并在1943年加入了波兰军队、共产党和波兰党。就在鲍曼打算大有作为之时，28岁的他却遭到反犹太主义者的污蔑，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军队。在离开军队后，鲍曼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学术上，1954年正式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担任初级讲师，并以此标志性的事件，开启个人的学术生涯。此时的他已经从狂热的社会主义追求者转变为了审视、检阅社会主义思想，并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
在历经纳粹、反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种种观点、挑战和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理念诠释之后，鲍曼自然已无法再去相信所谓的理性还能够如当初所设想的那般，通过建设某种社会秩序来实现对人類的改造。因此这一时期的鲍曼，其创作保持了一种独立的路线。在看清了乌托邦国家政体不公平、假正义的真正面目后，鲍曼不能忍受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党的路线勤奋的傀儡。他认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盲目附庸于统治政权。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鲍曼的批判精神逐渐明显与强化。鲍曼和华沙大学的同事拒绝成为党中央思想的宣传者和大众洗脑的代言人，这也使得他被学校辞退并驱逐出境。
从此，鲍曼开始了在各国辗转生活、工作，并最终在英国定居。上个世纪70年代初，鲍曼开始在英国利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之后他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出版了众多思考社会学著作。
同时鲍曼所成长、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其在欧洲各国辗转的同时经历了战乱、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更迭，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是鲍曼个人思想创作的高峰期，此时的他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尤为泛滥的国度，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和连带影响有着十分真切的体验。在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鲍曼更加清楚地洞悉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现代性所谓的普遍伦理规范已不复存在，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才能帮助人类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之上，鲍曼提出了自己的后现代道德思想。
二、鲍曼后现代思想下的道德观
（一）鲍曼现代道德观分析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无论保持着怎样的乐观和理性，都不足以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前人类在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他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不可控、也无从预料的因素，无法像现代性所进行的假设那样，完全以理性来控制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自然也不可能拥有无止境的进步;人类所必须面对的生活处境，是更深层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所谓现代性只是一种假设的、还没有完成的方案，同时“现代性压抑人的道德本质、促使人类走向道德困境”的本质注定了所谓现代性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方案。它既不可能为真正意义上存在的人们带来迫切需要的幸福和安宁，甚至会让人们陷入无休止的幻想和渴望当中，将人类正在面临着被专家和科层制宰制、从而丧失道德自主和主体性的现实，完全隐藏，并最终陷入到更为严重的伦理和道德危机当中。
鲍曼曾经亲身地感受过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驱逐和残害，所以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大屠杀和道德问题进行关联，正式开启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在他的观点当中，其肯定了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系统谋杀的可能性，不仅历史上已经生成的那一次大屠杀存在这种可能性，甚至是以后的岁月中，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压抑了人类存在的道德能力。正常情况下我们人类做善事、避免恶事的冲动是先于社会性的，换言之我们生来就有帮助弱者、照顾需要帮助的人——这样自然的天性，更善于去保护那些处在危机和困境中的人。
但是现在这种自然的天性，正在被社会当中的科制及官僚体系压制，并在这种压制的过程中大规模、频繁地参与那些残酷的行为。而这种效果的生成就意味着所谓的天性必须切断道德过失和所需要联系之间的关联性。而现代主义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科学管理和对人行为的有效协调，充分实现了这种目标性的割裂，而用来切断这种关联性的工具就是促使某种行动、或者行动上的目标成为道德上不相关（或不属于传统的道德评价范围）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