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权威的强化
时间：2021-06-02 04:00: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推进现代化进程，不能离开执政党强有力的作用。但是，执政党的作用不能仅靠权力，还要靠权威。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过程始终需要执政党权威的支撑。随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现代化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挑战和需要。
［关键词］ 经济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法治现代化 执政权威
“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1］推进现代化进程，不能离开执政党强有力的作用。但是，执政党的作用不能仅靠权力，还要靠权威。实践表明，越是社会化大生产，越是现代社会运行方式，越需要权威。尤其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维护执政权威，这是事关成败的重要一环。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与要求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需要政党与社会共同推动，强有力的政党权威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效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其现代化进程也有自己的目标与特点：形式上，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走的是跨越式发展道路；目标上，中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结构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历史悠久的超大规模社会，有其特殊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又必须在发展中超越这些结构；时代性上，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实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既经历了冷战的封锁，也经历了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现代化发展常处于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发展环境之中。
中国的这种现代化进程内含的发展机理是：以国家主导、集社会资源、依稳定秩序、借后发优势、基持续发展、行跨越战略。这种机理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而且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只有依靠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强大的国家主导作用才能得到具体体现。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是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的安定的政治局面。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后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2］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过程始终需要执政党权威的支撑。随着中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现代化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挑战和需要。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执政权威
（一）经济现代化对执政权威的需要
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晚，底子比较薄，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早发现代化国家几百年所走的路程，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来担负起这一重任；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来看，社会阶级、阶层重新分化和组合，使执政党整合力、适应力面临新的挑战。执政党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力量都集合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冲突引发群体事件的发生，不同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变动带来的摩擦与激荡引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整合危机，进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这些变化就要求执政党履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整合功能。要整合体制转变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就需要发挥政党权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可以发挥组织的整体功能，化解矛盾，减轻改革的压力。社会整合的能力和程度，决定着政党执政权威的强弱，而政党执政权威的强弱，也决定了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整合危机的效果。
（二）文化现代化对执政权威的需要
意识形态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文化是其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文化现代化本身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并因其思想的超前性、超验性往往成为现代化的先导。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
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与高度重视。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私有企业的长期存在，利益体现出分化和差异，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道德思想上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也得以彰显。社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一批游离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追求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取向。为一部分党员、群众接受的封建思想、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格局被打破。意识形态的互动虽更多地表现为妥协、渗透和和谐共处的特点，但也存在不利的一面；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因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与政治意识导向力的弱化，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面临挑战。
“一个政党的合法性危机的起点是意识对党员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下降，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和转移是执政党合法性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3］因此，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理论上必须作出创新，以扩大理论本身的适应性，建构灵活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必须实现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用改革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积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批判性地吸收各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点，使党始终在理论上高屋建瓴，把握世界大势，始终以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大众文化，加强大众的思想道德建设，从而为推进现代化进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政治现代化对执政权威的需要
从理论上说，中国政治发展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这也是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积极培育人民的自治能力。政治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积极主动地介入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活动。现代意义的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政治参与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副产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得利益分配格局向多元化演变。伴随利益分化而来的是利益表达的诉求，而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就是政治参与。在当代中国，推动社会自治、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手段是执政党和执政党体系，所以必须以政党权威引导社会自治的成熟，以政党权威推动社会权威的成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巩固和发展的过程正是面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双重压力，推动社会自治、社会权威形成的过程。
（四）法治现代化对执政权威的需要
当代中国的法治变革发生于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与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同时担负着民主化以及发展、稳定等多重任务，客观上需要一个有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政府来推动法治的转型，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中国被迫同时也是必然地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也必然成为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对于努力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因为，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机制的调整过程，而法治的现代化从理念上来说是强调一套民主、公正、自由和法的至上性的观念体系，在制度上则是要建构一套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的制度体系。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权力格局的矛盾和冲突，要比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得更加激烈。而且，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原有的社会政治机制逐渐丧失了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机制来维护新的政治秩序，强有力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党制度，无疑是维护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中坚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化化进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