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无后方跃进大别山决策过程探析
时间：2021-05-28 16:00: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刘邓大军采取无后方作战方式，直出大别山，开启了人民军队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历史新时期。这一作战方式的采用经历了复杂的决策过程：最初是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设想是依托根据地、稳步推进，渡淮向南而取大别山，体现了逐步推进的指导思想。在准备战略进攻阶段，无后方作战方式逐步酝酿。刘伯承、邓小平在考虑出击中原时一开始就考虑采取无后方作战方式，但因风险和困难都较大，党中央和毛泽东并不赞成。进入实施战略进攻阶段，无后方作战方式日渐明确。战争局势瞬息万变，为了尽快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后方”的跃进方式。最终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提前战略跃进，巩固、扩大了战争主动权。无后方跃进是在我军总体力量依然弱于敌军的情况下，积极抓住时机转变战略态势的关键抉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全局思想、战略进攻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创新发展，也是刘伯承、邓小平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的充分体现。
[关键词]刘邓大军；无后方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直出大别山，开启了人民军队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历史新时期。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点的形成，与其独特的跃进样式——无后方作战，有着直接关联。这种跃进样式，以其充满创造力的战略思维、大胆周密的战术安排、出敌不意的战争结果，影响了解放战争全局，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在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看，无后方作战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和一般作战方式。因其灵活机动、便于歼敌与隐蔽自身，毛泽东曾把它作为持久抗战的重要战术支撑加以提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数量、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作战方式也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大兵团无后方作战，无疑是我军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在实现战略转折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作出了这一战略决策，一线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则为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最初设想：逐步向南、稳扎稳打
出击大别山，经略中原，是我党领导人民军队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抗战即将结束，毛泽东就预见到内战“必然要来”，随即着手作相应部署。1945年8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鄂豫皖边区书记郑位三、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等的电报中指出：“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
历史很快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各项军事部署后，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这时，根据地在中原解放区的基础上扩展、巩固已难以实现，因此，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等，提出了晋冀鲁豫部队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大别山”依然是核心关键词：“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至于怎样实现这一战略部署，毛泽东提出了“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的设想。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前，这个设想虽然有过具体安排上的调整，但其基本思路是始终一贯的。
半个多月以后，7月13日，在致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中，毛泽东对上述计划作了“南北会合”的细化：“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渡淮向南而取大别山，仍然体现了逐步推进的指导思想。
10月，随着国民党军战线太广和兵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人民解放军已歼敌190余旅中的25个旅，战场上的困难局面逐步政变。毛泽东在10月1日的党内指示中提出要“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的目标。13日，他在给山东、华中野战军的电报中首次明确提出，“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的时间为“几个月之后”，但其必要前提是“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打开鲁南、苏中局面。
由此可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出大别山的基本方式，最初是以依托根据地、稳步推进为基本特点的。这一设想，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战争长期性的估计有关，与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三个月消灭共军”的梦想迅速破灭的现实有关。当然，也与大兵团无后方作战在实践中必然要承担的巨大风险有关。
1947年初，经过半年作战，進攻解放区的218个旅已被消灭超过四分之一，蒋介石兵力相对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士气日益下降，战场上的主动权不断丧失。因此，党中央适时提出：“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争取军事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样，中国时局必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基于这一判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转入外线作战的时间作了更具体的估计，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3月、4月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路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大约在今年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随着这一战略构想的落实，人民解放军出击中原的方式逐渐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准备战略进攻：无后方作战的逐步酝酿
1947年4月，南线部队转向外线作战的时机日益成熟。1947年3月6日，毛泽东曾设想“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可是随后几个月的战局发展变化却很快：我军的总兵力虽然仍少于敌军，可是机动兵力已超过敌军，且装备改善，战斗力大大加强；国民党军的攻势则捉襟见肘，其后方空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但是却仍然把战争引向解放区，企图继续大量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军因后备力量不足而难以持久。当时山东、陕北等解放区因长期遭受战争破坏，已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抓住战机，扩大已经取得的战略主动，从5月起即提出，要准备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敌占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