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四渡赤水中的八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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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止,历时3个多月,辗转5000余公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零10个团,俘敌36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是红军赢得战略转移胜利的关键战役。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结果,而彭德怀在这个过程中既努力贯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又从实际出发,前后8次提出军事建议,对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次:土城战斗难以为继,彭德怀果断提出:“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彭德怀支持会议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清算,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因此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争取赤化四川。1月19日,红军各部沿着大娄山脉的崎岖小路,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川黔边境进发,准备夺取土城、赤水。
土城位于黔西北,是赤水河畔的重要渡口,也是川滇黔三省通道的交汇点。北面通往四川腹地,西南面通往云南,东南面通往重庆、綦江和遵义,因此土城自古有“一卒镇三方”之说。
27日,红军各部到达土城地区。中午,红军中央纵队后卫五军团与从綦江赶来尾追的川军王牌郭勋祺部在良村以西的梅溪河打了一仗,川军紧追红军不放。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北面青杠坡和石恙咀东南端,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
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不顾疲劳,立即研究行动方案。为了扫除北渡赤水障碍,同时考虑到郭勋祺部追兵是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郭部。于是,毛泽东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提议:发起土城战役。
28日清晨5时,战斗打响。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的指挥下,红三、五军团奉命在青杠坡阻击郭勋祺部,计划先吃四川军阀刘湘“一口”。出乎意外的是,这“一口”却很难吃下。因为郭勋祺部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面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境地。
战斗打响不久,川军分三路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高地。红三、五军团在尖子山等靠土城一面的山头上与敌对峙。红军接连数次向川军主要阵地银盆顶发起进攻,双方展开肉搏,互有伤亡。当红军浴血奋战,一鼓作气拿下银盆顶,并乘胜直追之际,川军增援部队赶到。红军立刻处于不利的境地。红三、五军团与川军激战半日,未能歼敌,反受敌所制。
这时才发现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而且敌军的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地开来。同时还发现原来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比黔军强得多。
此时前面强敌猛攻,后面赤水河阻挡,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28日下午1时左右,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和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步步进逼,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
面对此情,彭德怀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土城不能再打下去了!他果断提出:“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中革军委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毛泽东立即召集中革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开会。他坚定地表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部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29日3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拂晓前,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3路从猿猴(今元厚)场、土城南北地区紧张有序地全部渡过了赤水河。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渡河,红军炸掉了浮桥及所有渡河器材,并向老乡赔偿。当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看到滔滔的河水,只好隔岸兴叹。
可见,正是彭德怀的建议以及建议的被采纳,才避免了红军的更大损失和陷入困境。
第二次:北渡长江计划受挫,彭德怀冷静献策:向扎西转移,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
土城战役失利后,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寻求在古蔺、叙永地区机动作战,从宜宾上游过江,还是想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北渡长江、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无法实施,因为它与川军的作战原则冲突。
当时川军刘湘的原则是:红军只要不入川或者入川只是借道,就虚与周旋,保存实力,决不硬拼;如果红军想深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则拼死相搏,在同归于尽中求生存。现在见红军在江边徘徊不去寻找渡江地点,大有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川军也只有硬拼了。刘湘立即以8个旅分路追截,并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
与此同时,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贵州省毕节和云南省镇雄急进,再次形成对红军的包围。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红军很快明白,川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弱于中央军。面对川军的顽强阻击,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已经意识到北渡长江的计划暂时不太可能实现。
2月6日,中革军委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即应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建新苏区。”
不谋而合的是,在前线作战的彭德怀、杨尚昆看到部队落伍者较多,于2月7日向中革军委提出:目前须争取一两天整理休息,然后向扎西转移,并建议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这是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第二次向中央提出的战略性军事行动建议,建议被采纳。
就在当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明确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致电各军团:我野战军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打开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方针。同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这一决定改变了原定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四川的战略方针,从而及时摆脱了不利局面,争取了主动。
第三次:获悉娄山关守敌只有3个团,彭德怀立即请示:“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以其主力在湘西“围剿”红二、红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8日,红军各部主力先后到达扎西地区集结。2月9日,中革军委进驻扎西县城,在这里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问题。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作战方向转向黔北,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
蒋介石获悉红军西进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包围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逼近扎西的时候,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已定下了重返黔北打一次大仗的决心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