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为我从天落
时间：2021-05-24 20:04: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走向辉煌》一书，作者为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杰出教授金一南少将，他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全方位描述了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引发较大社会反响。本期“领导书屋”摘录该书中“狂飙为我从天落”一段，供豪情览阅。
一位学者曾说，整个中国近代史给了国民党很多机会，给共产党的机会很少，但是国民党把机会几乎都丢掉了，共产党则抓住了非常有限的机会。共产党从最边远的、最荒僻的、最穷困的、交通最不发达的区域，发展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大局的压迫下，西安事变之前，国共的秘密谈判己经开始。1936年9月8日，毛泽东致函邵力子、朱绍良等人：“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当时国共谈判有三四条渠道进行接触，最主要的是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
与共产党人的态度相反，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对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转达蒋介石的意见：
一、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
二、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三、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说，这是蒋先生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
陈立夫回答：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决心“围剿”到底。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落下帷幕。
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必须团结起来，结为一个整体，共同对付侵略者。历史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蒋介石个人的愿望已不属于他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蕴集了足够能量的中国历史，突然之间来到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第二次合作，形成第二次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西安事变爆发之前的诸多变化都是量变，红军长征也是对量变的一种堆积。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质变点。这个质变点最终是由历史所证明的，国共新的局面由此形成，后来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最终通过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
历史有时像一个连环套，一个个环节被串了起来。长征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历史巨人已逝去多年，回音壁上轰隆之声，仍然如雷贯耳。
毛泽东后来回忆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
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当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去世，年89岁。
蒋介石去世当晚，蒋经国与宋美龄商定蒋治丧事宜，决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处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宛如江南蒋之故乡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生前在这里修建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常来此小住，并嘱咐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将来归葬大陆故乡。
蒋介石在台湾终其一生，一直在眺望故国山河。他在台湾的行馆，多是和故乡类似的景色。如他最爱去的角板山，以及“暂厝灵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风情；木妻兰森林区因为面对兰阳、多望、田古尔三溪汇流，每当台风过境，山洪汇集于溪谷，从木妻兰高处往下望，很像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蒋介石在此也设有行馆，作为乡愁的延伸。
今生不能，他便寄希望于来世了。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急先锋、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陈诚，作为国民党方面“比较高明的战术家”（周恩来的评价），他到台湾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认定抓住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因。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最有力的口号，把民众号召起来。斯诺曾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谁抓住了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因此陈诚认为，蒋介石把城市全抓住了，但失去了农民，结果丢了中国。他说，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事实很明显，不进行土改，连在台湾的统治都无法维持。
陈诚将土改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台湾当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权有条件地转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转放于现耕农民。
陈诚通过请吃饭、恳谈和走访等办法，向地主说明：“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他说：“实行三七五减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充分表现了陈诚对大陆失败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