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网媒对报复社会型犯罪报道方式的嬗变
时间：2021-05-06 08:0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报复社会型犯罪作为社会风险议题，大众传媒对其进行的新闻报道既能够扩大事件影响，引起多方关注，发挥震慑和防范犯罪的作用，也极易因其错误的报道方式放大社会风险，刺激犯罪欲望，启迪犯罪手段，从而诱发犯罪模仿。文章从犯罪细节的渲染与克制、舆论导向的放任与把握、法治教育的忽视与强调三个方面明确主流网媒在报复社会型犯罪报道方式的嬗变过程中体现出的报道技巧和报道水准的提升。
关键词 主流网媒；报复社会型犯罪；报道方式；犯罪模仿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4-0071-03
2018年6月28日中午，上海浦北路某小学门口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其中2名受伤男童因抢救无效死亡。当晚，市民自发聚集案发地为逝去的生命奉上鲜花、蜡烛等并为其祈祷。经调查，行凶男子的作案动机为报复社会。事发后，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网媒接连在其微博、微信、客户端中就此事件进行了及时、权威的报道，在充分尊重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舆情疏导，并加强了法治宣传和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报复社会型犯罪是指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或仇恨情绪，对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无辜民众实施的危害严重的暴力犯罪[1]。发生在幼儿园、小学校园的报复社会型犯罪于我们并不陌生，8年前，在短短2个月内，全国先后发生了共计6起作案手法与作案动机高度一致的校园持刀伤人案。一时间，残暴血腥的现场画面与行凶者的反社会言论纷至沓来，举国上下人心惶惶。诸如此类的系列恶性犯罪事件还有四年前集中爆发的多起公交车人为纵火爆炸案。浓烟中烧得只剩一副支架的大巴和皮肤溃烂在地上翻滚的人群通过图片、视频在网络上疯狂传播，一度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主流网媒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不当报道是否诱发了犯罪模仿也迅速成为社会热点议题。
回顾8年来大众传媒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报道方式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媒体在社会风险治理和预防环节参与度的提高，特别是主流网媒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新闻报道已经在报道分寸和尺度上更为审慎，在舆论导向和法治教育方面把控得也更为得当。本文将通过对主流网媒在2010年对“3·23福建南平某小学伤人案”进行的新闻报道与2018年对“6·28上海浦北路某小学伤人案”进行的新闻报道做比较分析，明确主流网媒在报复社会型犯罪报道方式的嬗变过程中体现出的报道技巧和报道水准的提升。
1 犯罪细节的渲染与克制
社会新闻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血和性、惨剧和罪行总能畅销。在这其中，犯罪新闻因带有离奇情节或暴力色彩往往比其他新闻更具吸引力，对罪恶逼真的刻画能给受众带来比虚构的文学作品更强的震撼力[2]。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闻界黄色新闻、犯罪新闻大行其道之时，新闻报道疯狂追求刺激与低级庸俗，对涉及凶杀、暴力、色情等犯罪情节进行露骨的刻画和描写。美国老一辈新闻教育家利昂·弗林特（Leon Flint）对此在其著作《报纸的良知》一书中指出，过度渲染犯罪细节的报道方式无疑满足了意志薄弱和有犯罪倾向的人们的猎奇、变态心理，并诱使和鼓励了犯罪——“成功的犯罪手段被详细描写出来，这样做对社会的危害就和在学校里教人犯罪差
不多”[3]。
在一篇刊登于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的名为“南平惨案现场回放：孩子捂着肚子喊‘救我’”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血案现场身中数刀倒在血泊中挣扎呼救的孩子的动作、话语及罪犯措辞激烈的反社会言论：“‘砍刀男’忽然抽出长达近25公分的刀，口里高喊：‘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砍刀男’一把抓过一个学生，一口气连续砍杀，很连贯地砍倒多名学生。一名满身是血的学生捂着肚子边哭边向周围求救……”“砍刀男”即是这篇新闻报道给施暴者拟的绰号。如此带有戏谑和轻佻意味的绰号仿佛是要“媲美”美国动漫英雄“蜘蛛侠”“蝙蝠侠”，不但消解了受众对罪恶本能的憎恨，更读不出任何对犯罪的警示之意。
同时，大量案发现场密集的人群，纵横的血迹被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登上各大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博取眼球，如“落魄医生报复社会致8死5伤（组图）”。而在报道“6·28上海浦北路某小学伤人案”时，人民日报通过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发布的10条新闻报道对犯罪现场和犯罪过程均只做了简单克制的陈述，并未对凶手的作案工具和作案时的言行举止进行任何渲染。在对凶手犯罪动机的报道上，也采用了相对温和，不刻意激化社会矛盾的表述。
2 舆论导向的放任与把握
在对“3·23福建南平某小学伤人案”的跟踪报道中，多家媒体对罪犯郑民生的生平进行了深度挖掘。在这些新闻报道中，凶手的形象被刻画为一个正义却悲壮，顽强对抗社会不公的“小人物”。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拿着1 400元一个月的工资，与四口人挤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买不起房所以娶不到老婆，还背负着赡养父母的压力，令人唏嘘。刊登在各大新闻门户网站上的“‘屠夫’郑民生的矛盾人生”一文中，通篇都是罪犯曾经的街坊邻居對他的良好评价：“郑民生看病很有两下子，很多人都专门找他看病；郑民生为人大方和气，有时还买水果给大家吃，从来不提钱的事；郑民生非常喜欢孩子，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郑民生经常带着三哥的女儿到楼下玩，平时对其他小孩子也挺有耐心和爱心”，对其由来已久的心理疾病却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美国犯罪学家埃德温·苏哲南（Edwin Sutherland）的“差别接触理论”核心内容是，个体是否就犯罪行为进行模仿，与模仿对象和个体间的联结程度直接相关，个体对犯罪和法律的认知也与其从亲近团体中获取的经验直接相关。当罪犯郑民生在新闻报道中被形容成一个原本善良却被微薄薪水和高昂房价逼上绝路的社会底层人民的代表，无疑引发了与他面对同样困境的人们内心的共鸣，加强了犯罪人与潜在犯罪人群之间情感上的连结。同时，将凶手失意的人生完全归咎于客观世界而不是自身能力、品德、人格的欠缺，不但不对罪犯予以谴责和唾骂反而滥施同情的新闻报道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对受众进行了错误的舆论引导，即只要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个人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就可以通过伤害他人让自己的名字登上头条，获得举国关注，委屈得以诉说，媒体还会为其罪行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