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中找朋友”

时间：2021-04-26 12:03:5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国际性大都市，向来为中外观瞻所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接管前倾注大力气进行研究和准备的大城市。新政权在接管上海之前，已经开始总结接收北方城市的经验与教训，先后形成城市接管中的 “石家庄经验 ”、“沈阳经验”和“北平经验 ”等范例并下发给各前线部队作为接管城市的参考。
　　同时，华东局为了顺利接管上海，在上海尚未解放之前即专门组织了五千多人的接管干部在江苏丹阳进行集训，交待入城政策及布置接管任务，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再次公开亮相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因此，共产党成功接管大上海被西方学者认为是 “一个举世瞩目的壮举 ”，也是一次对共产党革命 “胜利的考验 ”。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大的考验其实还在如何管理城市。
　　共产党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创造 “壮举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社会中寻找 “朋友 ”，同时清除 “敌人 ”的过程。只是城市社会过于复杂，“朋友 ”与“敌人 ”也并不容易清晰区分，尤其在上海这个藏龙卧虎之地，或称之为藏污纳垢之所，情况更为复杂。王安忆《长恨歌》开头有云：“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上海的光与暗，上海的黑与白，其实总是相对而存在，彼此依存，长久不息。共产党人接管上海以后，首先要适应这光与暗，同时也要在光里找暗，亦要凿暗透光。这是一项细致而精微的手工活，不过共产党人有耐心也有毅力，像雕刻家一样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上海的光与暗进行精雕细刻。张济顺先生的新书《远去的都市：一九五○年代的上海》为我们重现了这一雕琢之旅，尤其是对我们了解共产党人进入城市以后如何灵活贯彻其阶级路线，如何灵活区分 “朋友 ”与“敌人 ”以及如何对不同的 “朋友 ”与“敌人”采取不同的规训方式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切入口。
　　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初基本上被破坏殆尽，直到抗战爆发以后，共产党才利用国民党撤出上海的机会，重建党的地下组织，重新发展党员，到抗战结束之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逐步恢复，党员人数发展到两千余人（王小莉：《抗战时期上海基层党组织的重建及发展》）。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虽然也有发展，但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与上海普通民众的接触并不多，因此解放战争后期即将进入大上海的共产党人在上海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对上海的纷繁复杂心存疑虑。
　　虽然中国近现代工业企业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上海，但在共产党人看来上海仍然是一个消费的中心，是个畸形的消费城市，共产党要把大上海改造成人民的上海，改造成一个生产基地。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就有条不紊但坚定有力地掀起了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在大上海寻找可以与新政权合作的 “朋友 ”，同时消灭可能存在的 “敌人 ”，改造或清理那些麻烦制造者。
　　理论上，上海社会的中上层应该是革命的对象，而中下层尤其是底层民众应该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朋友 ”，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去甚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上海，他们在三四十年代，尤其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大多数开始与中共合作或表达了合作意向，这些人中的上层分子部分被共产党吸收进入各级政府机关或其他群众团体。大多数中下层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则在事实上被闲置或自我闲置起来，他们不喜欢与新政权基层干部打交道，对与其直接打交道的新政权的最基层代表 —居民委员会的态度相对冷漠。“高级住宅区的殷实富裕人家，极力躲避政治风浪，以保持家庭往日的平静。”因此他们对居委会的日常活动，一般 “不屑一顾，敷衍应对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涉及切身利害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政府明示要求参加的运动，则“拎得清 ”，“认真对待、积极参与 ”。
　　反而是那些应该可以依靠的上海底层劳动人民，其处理难度远远超出那些原本应该是革命对象的中上层阶层。与共产党人熟悉的乡村社会不同，上海都市社会具有居住密集、流动频繁的特点；作为移民城市，上海里弄在五方杂处的同时又有同乡隔邻而居的特点，邻里关系十分复杂。无论是日伪还是国民党政权，都试图通过强调保甲制度的 “联保连坐 ”特征来实现邻里相互监视、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功能，但都市社会居民流动不居的特点却又使得这种 “联保连坐 ”无法实现。更有甚者，保甲反而成为基层社会试图脱离和对抗政府控制的工具，一些保甲长更是将保甲变成了个人的独立王国，成为法外之地，专与上级机关作对。共产党人进入上海后首先宣布废除臭名昭著的保甲制度，但马上面临的 “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既有别于保甲，又能有效地掌控社会，依靠哪些人去取代保甲，去建立与运行这样的组织 ”。
　　对人群加以分类，是熟悉的阶级分析法题中应有之义。新政权很快发现，城市居民实际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那些有工作单位之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是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固定单位的家属、失业工人、无业游民、独立劳动者以及部分小生产者等非单位人，占到全上海人口的三分之二。单位中人可以通过大大小小的单位进行管理，国家政策、法令也主要在单位内和他们见面，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但对于量大面广的非单位人来说，国家对他们而言向来都有点天高皇帝远的味道。人民政府要把上海改造成为一个生产基地，则不能容忍非单位人群再远离政府管辖，何况这个人群过于复杂，各种分子皆隐藏其中，也可能是阶级敌人藏身之所，必须加以清理。
　　新政权成立以后，首先编织起一张张直接深入底层社会的组织网络，通过这些网络来筛选出 “朋友 ”和“敌人 ”。例如，通过发动清洁卫生运动建立起从市到区再到街道里弄遍布全上海的 “清洁卫生组织 ”，全面清理街道垃圾；通过发动冬令救济运动建立起从市到区再到街道里弄的冬防组织。一九五○年一月，为了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市建立由陈毅市长任主任委员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然后各区建立分会，各街道里弄建立支会和推销小组；与此同时，各界别也分别建立分会、支会和推销小组，如工商界分会，下辖金融、贸易等各推销支会，然后在各单位建立推销小组。另外，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委员会、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或固定或临时的组织网络一层复一层地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网都是从上到下，从市到区到街道再到里弄进行纵向编织，然后从各单位、各界别、各系统进行横向编织。每张网都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但又都以不同理由覆盖全上海每一个角落。通过这样的纵横交错的编织，新政权基本上可以把绝大部分人口网罗进这张网中，然后再通过这张网进行相应动员和发动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这张网来筛选和淘汰那些被认为不可靠之人，像农妇筛米一样将米糠、灰尘以及碎米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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