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权的追求
时间：2021-04-10 20:02: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民国时期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段极其特殊的时期，有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以及独特的历史地位。西学东渐、民治开启，妇女运动，思想与思想之间发生着剧烈的碰撞。新法律与旧道德，旧法律与新道德之间杂糅纷争，法律与社会的不完全契合，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规范确定上广泛体现了女性地位的变迁。一段婚姻家庭关系中各方的选择和困境，法律制度与道德伦理还有民间习俗对婚姻关系的不同影响，恰恰也反映了当时对男女平权的追求。
自清末变法以来，婚姻家庭法律的近代化过程，除面临近代法律变革的一般性问题，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婚姻法律往往与一个民族的精神、习俗密切相关，我国固有的婚姻法律受中华民族数千年因袭之家庭制度影响颇深，在国家制定法之外又有大量的民间习俗存在。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人生并不是个人的，夫妇、父母、子女都归属于一个家，虽然各有其位，但是却不是各自平等自由的。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开始追求属于个体的自我。社会、家庭、男权对女性的控制也开始受到来自于制度变化和社会风气的冲击。
本文试图运用比较法、法理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透过婚姻法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男女平权的追求进行较详细的理论解析。
【关键词】 男女平权 婚姻 民国 妇女运动 妾制 离婚 别居制度
一.婚姻的成立
国民政府定址南京后，最高法院也告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已经没有了解释权，法律解释权力归其上级主管机关司法院统一行使。这一时期的法源，除了颁行的婚姻法，既包括司法院的解释例和最高法院的判例，也包括大理院的判例、解释例。就某些制度而言，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与北洋政府的大理院的司法实践相比，有了突兀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南京国民政府基于外界力量推动所做出的变通。
最高法院推行的婚姻自由原则，应该归功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将国民党政纲——“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转化为具体的立法政策：1、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2、規定女子享有财产继承权；3、从严禁止买卖人口；4、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5、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6、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随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则被贯彻于立法、司法。
北洋政府时期，司法机关适用的是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因而对于前朝传统法律的婚约制度基本上是在维护和坚持。民国九年上字第615号判例中大理院才算作了一点变通：“审判衙门遇有悔婚另嫁之件，应以和平方法尽力劝谕当事人，与其不能达强制执行之目的，孰若听其解除，而就其因他造悔约所生之损害，依法要求赔偿，转为得计”。可以看出，大理院是以一种苦口婆心的姿态劝谕当事人，应该注重可得的物质利益，以期能在传统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寻求折衷解决之道。民国十年上字第1050号大理院判例一方面承认父母所定婚约的效力，一方面又尊重婚姻当事人的意见，不赋予婚约强制履行的效力。该判例认为：“婚姻之，实质要件在于尊重作为当事人之成年男女的真实意思，必须取得其同意，苟非婚姻当事人所愿意，而一造仅凭主婚权者之意思缔结婚约，殊不能强该婚姻当事人以履行”。到了民国十一年，大理院进一步明确“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所定婚约，子女成年后如不同意，则为贯彻尊重当事人意思之主旨，对于不同意之子女不能强其履行”（上字第1009号大理院判例）。但是对于解除婚约的原因，大理院却抛开当事人意志，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不予解除，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一种两难境地。
二.离婚制度
婚姻法斟酌了我国传统法律及上述各国现行法制，于两愿离婚之外也采用了裁判离婚即判决离婚制度，但对离婚原因采用了列举制度，以防止当事人滥用离婚权利。
（一）两愿离婚时
两愿离婚，首先须是当事人的合意，所谓当事人合意，指双方当事人均有离婚的意思，且表示一致；其次，当事人须是欲离婚的夫妻自己，第三人无权参与离婚事宜；再次，未成年人须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最后，有书面及证人（民法第1050条）日本民法关于两愿离婚，须经呈报户籍吏，始生效力。苏俄亲属法则未规定何种方式。婚姻法关于结婚既不采登记要件主义，故就离婚，自亦不以登记为要件。但如果不规定任何方式，又不免有轻率之嫌。所以婚姻法规定，两愿离婚，应以书面为之，并应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第1050条）。
（二）判决离婚时
判决离婚，是指如夫妻之一方有法律所规定的原因，他方可以据此提起离婚诉讼，依判决而形成婚姻解消的方式。
1.离婚原因
对于离婚原因，各国立法例则有两种立法主义。其一，为有责主义，以配偶一方违反婚姻义务为要件，换言之，即必须当事人之一方有责任时，对方提起判决离婚。其一，为目的主义，不问当事人有责与否，苟有不能达到婚姻目的之事实存在时，即得以其事实为离婚原因。就有责主义立场而论，则重婚、奸通、虐待、侮辱，皆为离婚原因，此类事实皆为配偶一方违反婚姻义务，相对方认为不能再与之继续共同生活，而以此作为离婚原因。但是，有时配偶一方虽无责任，但因有一定事实发生（例如不治之精神病），其婚姻生活很难继续，不能达到婚姻目的但又并非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责任所致，不能列为离婚原因，所以决定离婚原因时，不得不于有责主义而外，兼采目的主义。
立法例对离婚原因，有采包括主义者，即不列举何等离婚原因，有正当之理由，法院即可命其离婚，如1918年的苏俄离婚法，即采此种主义。有采取限定列举主义者，于法律条文中列举若干种离婚原因，仅限于具备列举原因时，始许其提起离婚之诉，各国民法，多采此种主义。此外，还有所谓例示的列举主义者，列举重大的数种离婚原因，用为例示，并在最后规定，“苟有其他正当事由亦得为离婚之诉”。日本民法原采限定的列举主义，而亲属法改正纲要则采取例示的列举主义（亲族法改正要纲）。德国民法亦采限定的列举主义，而1938年的新婚姻法，则趋向例示的列举主义，虽仍采取有责主义，但显然已失其支配的地位，比旧法较富弹性婚姻法的规定，效仿多数立法例，采取限定列举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