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智：发掘人类法治共通性的经验
时间：2021-04-10 00:01: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锐智，1955年10月5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2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研究生毕业。1982年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法制史教学与科研。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国家法与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中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理事。
与张老师邂逅，她如家人般亲切的温情话语、嘘寒问暖句句点到我们的心坎上，心中油然而生的除了敬仰与默然承受，更无其他。那一刻仿佛时光已然停止，唯有那涓涓细流如温泉般在内心深处流淌。
为师，她留给学生们细心、体贴与毫无架子的印象早已为人所熟知，张门弟子有此待遇不足为奇，然素昧平生的学生同样可获此殊荣实为难得；为学，她苦心孤诣、辛勤耕耘于外法史领域，在中日法律史比较方面多有建树、成果斐然。然而，一切的荣耀在她身上寻不见半点踪影，她依然如常般辛勤工作、平静生活。让我们慢慢走进她的记忆，一起回首那些年来的往事，更为贴切的认识她、了解她，并进一步清楚地认识那个过往的时代。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很高兴能与您交流，并通过了解您的过往经历进一步理解时代的发展脉络。张老师，能否回忆一下您在读大学之前的一些个人经历？
张锐智（以下简称“张”）：我出生在沈阳一个高级干部家庭，父母原籍是河北省遵化市，父亲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八路军，母亲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建国后响应党中央支援东北的号召，举家来到沈阳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全家分别走上务农之路：我父母带着我和二哥走“五七”道路，从沈阳来到辽宁西部贫困山区——建昌县巴什罕公社（乡）松树底下大队（村）歪脖沟小队（组）。我的大哥大姐则随学校被分到辽宁北部农村当知识青年。我1972年12月中学毕业后到辽宁省建昌县杨树湾子公社（乡）四家子大队（村）青年点插队也成为知识青年。从1975年1月到考上大学前，我一直在县委宣传部做新闻干事。
记：我们知道，在“文革”之后不久就恢复了高考，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年冬天，县委机关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干部积极参加基层蹲点，一边宣讲党的基本路线，一边与农民共同修建“大寨田”工作。我是宣传部里最年轻干部，于是，积极报名参加蹲点。1977年春天，我与其他县级机关同事（共十人）被分到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乡）二道湾子大队（村）。这年冬天，我们宣传部李桂森部长亲自来到我和农民在修“大寨田”的半山腰上，正式地告诉我：“国家已经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你自己要认真考虑是否报考？”当时，我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大学招生是从工农兵中推荐，根本不用考试。李部长说：“从现在开始，进大学通过考试选拔，不再是推荐了。”因为，我的文化课所学很少，对于高考内容不清楚，于是，请假回县里询问招生具体情况。经过与家长商量，我决定报名参加高考。但是，我是机关干部又有蹲点任务，不敢请假复习，也没有什么复习资料，仍然在农村第一线与农民战天斗地。待考试时才从蹲点农村匆忙赶往县城走进考场，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仅够上中专，我决心再考一年。
我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买了很多蜡烛（我支农的地方没有电），一面继续到农村蹲点，一方面挤时间复习。当时，我申请做炊事员，这样就不用全天在修大寨田第一线，而可以利用做饭的空隙看书复习。1978年夏天，我重新走进建昌县中学的考场，并取得了全县文科考生第一名的好成绩。
记：您当时报考的专业就是法律吗？
张：关于高考报考专业一事，我至今依然为自己盲目选择学校和专业一事而遗憾。因为，不清楚各校的学术地位，也不清楚各专业是怎样区分。这时，我遇到一位到县城招生办办事的辽宁大学的老师。他对我说：文科报考历史专业最容易被录取。因为我对自己并不特别自信，为了稳妥，我在报考学校里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辽宁大学历史系（那时辽宁大学法律系还没有组建）。没想到自此我的命运与史学尤其是法律史学息息相关。
记：在大学学习与生活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位教师呢？
张：我所在大学历史系是辽宁大学师资力量最强院系，为我们授课教师几乎都是全国知名史学教研名师。印象最深刻当属孙文良教授，孙教授学术功底深厚，为人谦和，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授课精致。在讲课过程中，孙教授始终面带微笑循循善诱地传授知识启发我们思考。在孙教授那里我们不仅学习到了系统“史料学”知识，更主要感受到孙教授教书育人的魅力，他将如何做人、如何做学术积累、如何写论文、如何做学问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这对我今后从事法史学教学和研究产生很大影响。
除了孙教授外，我最佩服教师是凌志彬教授，他主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凌教授是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华侨。他在讲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时，其讲课方法与众不同，他英语极棒、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充满激情，声情并茂。不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来龙去脉讲得栩栩如生，而且将他对美国和西方的理解，非常客观地融合在授课之中。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我们了解西方、认识美国起到了直接启蒙作用。几乎他每次结束课时学生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凌教授还被学生选为优秀教师。凌教授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学经验成为我今后教学中模仿和借鉴的楷模。同时，凌教授也是我认真对待并研究欧美法律史引路人。
记：对于您所从事的专业，您有什么基本的学术观点呢？
张：在近30年中外法律史教学和科研中，我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虽因时代、国别不同而表现不同特点，但是，法律参与国家治理、社会调整具有相通性和普适性的规律。法律史工作者应发掘并提炼出对人类法治具有共通性的原则、精神和经验。中国在进行法治建设中，既要善待本国法制历史优良遗产，也要客观理性研究借鉴外国法制的先进经验，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法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