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国家: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时间：2021-04-06 08:04: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使现代国家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产生了社会保障权等社会基本权，这些权利的实现需要经历从宪法到法律的途径，社会保障等给付行政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将社会保障国家逐渐地纳入到法治国家的新蓝图。
关键词： 社会风险；社会保障国家；社会保障权；法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1.07
一、从风险社会到社会保障国家
（一）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
所谓现代社会，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所谓现代国家，是指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国家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20世纪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工业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工业社会中，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们依靠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其生活来源或工资，现代工业社会已非“财产权人的社会”。换言之，现代社会已非靠着运用财产，而是藉着工作权，要求良好工作条件的权利以及工作薪资构成之社会［2］。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之经济与社会生活可谓建立在两个基本命题之上，亦即：所有人皆经由劳动而获致所得；此等所得皆可满足其个人及其家属生活之所需［3］。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促使很多风险形态由个人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导致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
风险并不是工业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也存在风险。安东尼·吉登斯将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分为三类:一是来自自然的威胁和危险；二是来自诸如掠夺性的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或强盗等人类暴力的威胁；三是来自失去宗教的恩魅或受到邪恶巫术影响的风险［4］。这些风险显然是来自外部的风险, 是传统的或者自然的不便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更主要的是制造出来的内部风险。“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5］。安东尼·吉登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是“人为制造的”。这就意味着这些风险并不是知识欠缺或主观失误的结果，也不是付出更多努力就可以克服或者纠正的问题，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特征［6］。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社会成员的个人风险转变为社会风险提供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劳动的协作化、生活的社会化、信息传导的快捷化，以及致险因素的增加和阶层利益集团的形成等，均是促使个人风险向社会风险转化的天然催化剂，从而不仅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即使是被传统社会视为纯属个人及家庭问题的生、老、病、死、伤、残等事件，均可能通过群体方式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以工伤事故为例，在手工生产条件下，它只能造成个体的伤残与死亡，损失也较小。工业化时代，劳动安全问题就更为突出，一个螺丝钉的松动、一只小阀门的损失、一点火星的触发、一次突然的停电、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等，都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灾难。再如失业，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长期高达10%左右，这意味着10%左右的劳动者丧失收入来源，并必然影响到其家庭生活水平［7］。
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处处产生和遗留了不可胜数的“潜在的副作用”。当这些副作用变得明显可见，并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境时，风险社会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换言之，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其所生产的危险“侵蚀并且破坏了当前由深谋远虑的国家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的安全系统”。贝克指出，相比较前工业社会的风险而言，现代风险概念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而不是或有或无的概念。只要社会按照目前的方式运行，风险就必然存在，而且风险分配正在取代财富分配，成为社会的重要分配逻辑。其二，与前工业社会的风险更多是出于无知不同，现代风险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缔造了风险社会，所以风险社会的话语体系就是反思现代性。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8］。
因此，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工业社会以来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处于风险社会时代。研究者指出，风险社会里的风险表现出以人为而非自然风险为主、兼具积极与消极意义、影响后果超越地理和时间限制、不可预测、被社会建构而成等独特性质。现代风险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深远影响和高度的不确定性，人们有强烈地控制它的主观愿望和需求，但是应对时又超出了个人能力所及，从而向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控制风险”的强烈要求，工业社会的风险控制由此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6］75-76。
（二）现代国家是社会保障国家
现代市场经济采用社会化大生产，生产成为了一个社会化的概念。采行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系奠基于一个未曾形诸文字但却为所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所共同遵循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只要其非年老或受制于家务工作）皆有藉由工作赚取所得以满足自己及家人生活需求之可能性与责任［10］。但是这一定理的实现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充满例外，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缺陷。所谓的例外不胜枚举，包括诸如以下社会问题：缺乏工作机会、丧失工作能力、收入微薄或所得中断、家庭成员过多而负担家计者过少、家庭所需远多于其成员所能给予、父母死亡或没有工作能力、父母无法胜任其责任、无足够满足需求之财货可供支配、物价过高、特定需求的满足远逾其所能负荷等。劳动生活中定理被不适当实践的典型领域：例如不符合人性尊严或有风险的工作条件、存在于劳动给付与薪资间的剥削关系等等。此等“劳工问题”的彰显则是因为劳工并未拥有足够赖以维生所必要的生活物质，其所获工资与其劳力付出及其所遭遇风险间根本不成比例［9］ 2-12。现代社会国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其种类大略分为贫困、老年、残疾、死亡、疾病、伤害、生育、失业以及照护等［10］。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职业收入的谋取方面和职业收入的水准方面［11］。
社会风险只能经由社会化途径解决，克服劳工问题所引发的危害与缺陷，乃是现代国家的责任，国家经由立法、行政与司法体系对社会进行干预，形成国家的特别社会责任。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雇主与劳工间的法律关系，在既有的法律关系中以内化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二是在既有的法律关系之外以外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对于许多欧洲国家而言，19世纪代表的乃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过程，所探寻者正是在法律及政治上确实可行、饶富意义且充满希望的道路［9］2-12。内化方式凭由劳动法来实现，公权力藉由强制禁止之强行法与概括条款闯入劳资双方之社会经济领域，从而使劳动法自民法中独立开来。不能藉由内化的、劳工法的方式，或至少不能仅仅藉由劳工法的方式获得解决的问题，例如：因疾病、职灾、残疾、老年与失业所产生的所得中断风险；因负担家计者死亡所产生的生计风险；因疾病以及意外事故所产生的医疗与照护风险等。在经历法国的互助制、英国的友谊社以及德国的共济组织等各种尝试以外化方式解决风险的实验后，最后在德国通过建立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解决，各国或地区纷纷效仿，社会保障国家应运而生。
